有关“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思考

——从法兰克福书展“非遗”活动说起

和 龑

　　在中央的主导下，在“中国出版走出去”推广计划的强力指导推动下，“中国出版走出去”开展10余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一个大国“软实力”的主要载体产业，出版业对国外的文化影响力，距离我国日渐上升的国际地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将这件事情做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幸受新闻出版总署委托，负责承办了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广场活动，此项活动的主题是围绕积本社数年之功而出版的一套“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全10册，中英文两种版本）来组织的“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活动而展开的。在短短的六天活动中，为配合这套丛书的宣传推广，我们邀请了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11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展演，并邀请了国家京剧院、国家舞狮队、国家武术队进行了10场精彩表演，吸引了近10万观众前来参观交流，仅我们收集到的就有200余家国内外媒体对广场活动进行了图文并茂的热烈报道，在整个书展中反响很大，尤其是引起了西方广大读者和同行的兴趣和关注。笔者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些活动的组织、策划、设计，本文试图通过这次活动，探讨一下“中国出版走出去”中的有关问题。

　　一、中国出版为什么要“走出去”？
　　常出国的人会有一种感受，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了解，尤其是对西方的了解，远远高于或者多于西方人对我们的了解，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中小学生大多知道《海底两万里》，甚至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红与黑》等外国名著。但是，有几个外国人知道我们的《道德经》，知道我们的《论语》，知道我们的《逍遥游》、《山海经》呢？这是一般层面，实际上在西方的所谓主流社会，即便是反应最敏感的政界和传媒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现状呢？甚至连一些西方政要对中国的了解也仅限于长城、故宫、孔子等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更不要说了解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了解我们的民主进程、了解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诸如此类，也就造成了这些西方人长期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使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有机会利用所谓“人权”、“藏独”、“疆独”、“法轮功”等问题来混淆视听。
　　“中国出版走出去”，或者叫“中国文化思想走出去”，它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尤其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更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们碰到的一些外国朋友，他们中只要来过北京的，或者到过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都认为今天的中国了不起，认为这些城市已进入了现代化行列。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缺乏了解的，或者说对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是缺乏了解的。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对新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甚至个别人还认为中国人大多数依然处在60年前那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水深火热之中！让他们了解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要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的民族区域政策、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推进、村民选举、城镇化进程……总之，他们需要了解的太多了。只有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才能增进彼此的互信，加深双边多边的合作，形成双赢、多赢、久赢的局面，才能够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
　　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尤其要了解当代的中国，这才是中国文化思想“走出去”和出版“走出去”的根本所在。

　　二、法兰克福书展“非遗”活动的启示
　　“中国出版走出去”除了需要中央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外，更离不开出版人的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及社会各界的多方配合，除去图书版权的输出外，探索其他形式的“走出去”不但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是大有前景的。
　　2007年我去法兰克福书展，看到了一个情况，那年的主宾国是韩国，韩国的主题馆和他们的展馆中，外国人寥寥无几，而他们的广场活动，却人来人往，有些时候排队才能进去。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外国人呢？主要就是民族文化元素的支撑，韩国的民族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在他们的主题馆，外国读者面对的是太多不了解不认识甚至从未谋面的韩国文字，接受起来确实有难度；而广场活动中充满着鲜活生动的民族文化形式，靠着鲜亮的色彩和流畅的形体等语言，以及动听的音乐，易于被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西方读者和观众接受。外国人在接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符号时产生不同的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笔者自幼生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耳闻目染，对民族的东西有些了解，有深沉的情感，也比较敏感。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王海霞教授长期从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和科研工作。我向她谈了我的想法，很受启发，并开始思考怎样利用2009年的法兰克福中国年广场活动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点事情，对中国文化出版走出去做些探索。因为非遗的资料大多是一些田野调查的原始记录，需要将其复原使之文本化，进而把它做成出版物，还要让外国人能接受。这是要通过有翻译编辑实力的出版人来完成的，于是我社跟非遗中心先就其中10种易于被西方人接受的民族民间艺术的非遗项目签订了一揽子协议，除图书出版外，与这些非遗项目相关的后续产品的研发，包括电子出版物，均由我社来开发。我们动员组织编辑设计人员中的精兵强将先将非遗中心提供的文本重新整合进而编辑成书，这一套书共10本，有唐卡、剪纸、皮影、风筝等等，2008年我们带着汉文的模拟书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得到了外国出版同行的欢迎，这样我们的版权顺利输出。经过一年多的翻译、编辑，去年书展前夕，中英文两种版本的样书同时带到了法兰克福。在策划编辑这套丛书及后来组织设计广场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立足于利用鲜活的民族民间艺术大师的现场展示表演来吸引西方观众和出版同行的眼球，以引起他们对这套丛书及后续产品的兴趣，加深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为我们的后续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预热造势。
　　这次活动筹办前，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一个小小的出版社拿出数百万元的资金投入，一时也看不到更大的经济效益，是不是有点“赔本赚吆喝”。是的，我社所以倾力推动此事就是为了将“走出去”这一步迈出去。我们在接标之前，对于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测算：这次广场活动仅展场租金就合人民币70余万元，而且我们的活动还需要搭建近600平米室内的非遗展场，以及百余平米的京剧舞台，我们测算了一下，光这些基础建设，就超过了国家资助的中标经费。除此，我们还要组织国家京剧院包括于魁智、李胜素等著名演员在内的30余人，国家舞狮队的5个人，国家武术队5个人，并且还要带10余名“非遗”的传承人参会，我社自己还有十几个人要去专门负责现场的翻译、版权业务及组织、安保、后勤等工作。这么一个队伍的团费就近200万元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这是出版人的责任，中央编译出版社有较强的翻译编辑优势和版权贸易优势，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做点事情，做点贡献，是值得的。
　　实践证明，这次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正如主宾国活动指挥部的领导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高度评价：为主宾国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补偿和最好的鼓励。前三天的展场每天的流量是5000到8000人，最后三天是公共开放日，每天都超过两万人，而且90%以上是外国的观众，几乎时时是人头攒动，有些时候甚至达到了进门要排队等候的情况，这说明外国的观众喜欢中国的文化，这种形式他们易于接受。
　　通过这次活动，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怎样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让外国人能够很流畅地接受我们的文化，我想仅仅靠图书这一种形式，恐怕还不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还需要探索创新其它的形式。活动时，德国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对我们讲，说我们这个广场活动吸引了90%以上外国观众。他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久久不愿离去……我们也抽空去看了我们主宾国的主题馆，大部分是中国观众。而在离我们30—50米的地方，“藏独”分子有两个小帐篷，“法轮功”分子也有一个小帐篷，因为他们的内容纯粹是一些文字、图片的歪曲宣传，极少有人光顾，我给他们照了一组照片。我们这个地方人都挤不进来，四周的楼上都拥满了看我们文化艺术展演的观众，与我们展场的热烈场面比较，它们则是门可罗雀。孰优孰劣，显而易见。就是那些在我们广场活动中蹿来蹿去的“藏独”分子、“法轮功”分子，怯于火热的中国民族主流文化展演的精彩和兴致盎然的外国观众热烈兴奋的情绪，这些小丑也不敢随意造次，整个六天的展演活动中未发生一起不法分子的捣乱事件，真可谓“邪不压正”。我想这种形式值得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切切实实地为中国出版走出去、为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做点实事。
　　在法兰克福书展的这些活动也切实推动了出版的走出去。会上芬兰国家文化艺术联合会信息中心主任多次过来跟我们洽谈，要求我们把这套书推荐到芬兰去，要帮我们联系芬兰语种的版权；法兰克福当地孔子学院的院长多次到我们的展场来与我社商谈合作，主动提议要跟我们建立长期的中国文化合作培训项目，他们提出比如一段时间可以来法兰克福在他们的学院办一个京剧培训班，再过一段时间再办一个剪纸班……他们希望通过采取这样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的短期培训，来带动孔子学院的日常教学活动。而以上活动如果能够组织北京地区相关单位来共同参与，不但有一流水准的人才资源，借助中央和北京地方两个优势，还易于组织，便于协调，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所以我想，这次法兰克福会上摸索出来的一些思路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出版走出去”是有许多借鉴参考意义的。

　　三、“中国出版走出去”方面的一些探索
　　国内的出版社这些年来在图书版权的输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据有关数据统计，跟引进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从图书的种类和版块上来讲，这些年，中药、武术、气功等通俗的文化，民间的文化走出去，应该说有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核心的文化，核心的思想，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哲学，走出去的极少，尤其是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更是微乎其微。反映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等等，走出去的很少，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走出去。所以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问题上，出版单位尤其要考虑怎样努力使主流的文化要素“走出去”。可以利用高校、科研院所、外事单位的国际学术资源，组建一个国际学术出版咨询委员会，在国内外聘请一些有一定出版经验的学术上的大师级人物，请这些专家为我们的出版社推荐适合中国读者的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也请他们帮我们把关，把国内有水平的、能够传世的思想文化著作推荐到国外去。
　　还有一点，这些年一些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同行的合作越来越多，除了版权贸易合作、学术出版合作等形式外，还在考虑与国外出版社的深度合作，譬如说在国外创办中资出版社，创办合资出版社，甚至可以利用时下西方经济的不景气，并购国外的出版单位。一些出版社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如中央编译出版社和日本、韩国的出版社这几年采取双方互派编辑进行业务交流和业务合作的形式，双方互派编辑短期培训交流。通过这种合作关系，培养了各自的编辑，扩大了交流，开阔了眼界。选题方面双方也开始有些深度的合作。再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并购加拿大百年品牌出版社等，这也是我们许多有能力有条件的出版单位能做好、做成功的事情。

　　四、对“中国出版走出去”中有关问题的思考
　　伴随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推进，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想就这些问题与同仁探讨。
　　首先，地方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在“中国出版走出去”上的责任。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地方的出版资源、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的状况，充分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来研究制定一整套与中央有关政策配套的用来促进本地区“出版走出去”的方针政策和相应的具体措施，拿出一定的力量来扶持。尤其是像北京这样出版资源、思想文化资源高度集聚的地区，更能够也应该在“出版走出去”的国家大战略中作出更多的贡献，起到更大的作用。据统计，北京地区集中了国营出版社的50%左右、民营书业公司的70%以上；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首次设立评选出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113种图书中北京占60席之多，而由于高校、科研文化研究单位、翻译部门在北京的大集中格局，可以说全国出版资源的60%以上集中在北京。北京如何将这件事情做好，是需要认真考虑和研究的课题。
　　其次，政府有关部门的有些政策可否做些调整。比如说思想文化走出去和民间文化走出去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从目前“走出去”的现状来看，在政策层面上更应该鼓励前者，因为这是中国的核心思想、核心文化，是最应该强力推出去的。而且这些年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少，成效也不大，所以在思想文化走出去方面，政府应该下大力气，应该有更大的投入。
　　再次，中国出版“走出去”存在一个基础问题，就是翻译编辑和版权编辑的问题。其实我国的翻译队伍并不欠缺，但是针对出版业实用的翻译人才却十分稀缺。据有关权威数据研究单位统计，目前全国能胜任出版产业需要的大社科类翻译不足200名。而像前不久过世的杨宪益先生这样的大家更是太少了。我想这跟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中的翻译专业只设置专业面极窄的专业，如英美文学翻译专业、阿拉伯文学翻译专业等。而出版业需要的是大社科型的翻译人才，这样知识结构的翻译人才才能够适应今天中国出版业的需求，也才能适应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需求。版权编辑首先要能够直接和外国出版商沟通，洽谈版权，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问题上，除了翻译之外，版权人才有些时候在许多出版单位可能比翻译人才还要缺乏。版权人才需要懂外语，需要口语好，需要懂出版，需要懂市场，不仅要懂中国的市场，还要了解外国的市场。建议中央有关部门与北京市政府协调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北京地区有条件的高校开门办学，利用北京地区众多高水平出版社聚集的优势，和大量高精尖翻译产品等待开发的实践机会，创办一些翻译编辑和版权编辑专业的研究生班，当然这还须探索。培养一大批懂出版业的人才，以便能够提升整个行业的翻译编辑和版权贸易水平，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的一个基础性建设问题。
　　（摘自《求是理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