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人去了天堂
一个好人去了天堂
苏 玲
2009年12月14日,杨乐云老师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相信,她去了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天堂。
这辈子,与杨老师见面的次数大概伸出一只手就能数完。但是,她却成了我这几年的牵挂。第一次见面,带有工作性质,作为《世界文学》编辑部的晚辈,我跟随同事去拜访认识这位没见过面的前辈。她关切地询问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同事,杂志还会有哪些新选题。当她知道我在负责编辑部另外一本杂志《外国文学动态》的工作时,说这本杂志她也是每期必读的。看得出,她对编辑部这两本杂志都有着很深的感情。坐在她的对面,我除了有些忐忑,还老是走神。因为她说话的声音和样子。那声音轻轻的柔柔的,缓缓流出,娓娓道来,如抚摸般令人安静。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好像有点羞涩,又带着一点自嘲。年近九旬,除了满头银发,她动作干净利落,思维活跃敏捷,丝毫没有老态。我被这静静的美深深镇住了,心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变成这般该多好……
第二次见面,是她约了我们老中青几位朋友聚餐。她亲自下厨做了拿手的沙拉、咖喱鸡和奶油蘑菇汤,配上现成的面包、香肠、饮料。大家吃着这毫不铺张的食物,紧挨着坐在小小的客厅,听着江先生的高谈阔论,仿佛回到了精神享受压倒一切的80年代。她安静地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时而向江先生投去宽容的一瞥,好像任他说什么过激的话她都会原谅他。偶尔,她会起身为大家续水递菜,轻轻地问一声:“还要不要一点这个?”那样子贤淑得像一个尽心而周到的家庭主妇。对她来说,每个客人在此刻的感受都是最重要的。大家关心她的身体,她抿着嘴笑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了这么久。”淡淡的一句话,令我感到震撼,因为第一次听到有人以这样的话语来认真地调侃自己。我想,她一定是个既不怕生也不惧死的人。她该有怎样智慧的生死观呢?这一次,我得到了她新出版的译著《世界美如斯》,暗红色的封面,大气雅致,优美而又有所收敛,如同她对塞弗尔特的诠释。记得我一回到家就开始翻读,并且爱不释手。我还记得,那一年,英国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了诺贝尔奖。看到莱辛笑盈盈的照片时,我总会想到杨老师的笑容。这笑容,有一种温暖的力量。
第三次的见面,也是在一个节日的前夕,她甚至亲自给每个人打电话相邀。看得出,她对我也有一种亲近之感,这令我感到荣幸和开心,在我心里,她既是学术前辈,又好像是亲人。这一次,我们相约去了邻近的易丽君老师家。大家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她钟情一辈子的文学。最近一次的拜访,离她去世仅仅月余,是中秋前夕。她的精神已经不如前次见面了,话语更少了一些。因为怕打扰她,我们没有久留。看着她有些浮肿的脸,我心里稍稍不安起来,想到了她的年龄,想到了她有可能遭遇的病痛。带着这种不安的心情,我回家找出了她参与翻译并审校的《河畔小城》,读着那些经过她打磨的字句,揣摩着她是如何在与赫拉巴尔对话。那一个个铅字,都幻化成了她的轻声细语。我相信,惦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他(她)的文字。
回想这数次的相见,除了文学,我们几乎没有说起过个人生活的话题。除了知道她一直独自生活和有一个远在美国的女儿,我不知道她曾经有怎样的故事,不了解她是如何评价自己的经历,也从没有听到过一句她对这个社会的抱怨。对我来说,她至今仍然是个谜。可是,我似乎并没有愿望去了解她的经历和生活种种。对我来说,她似乎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而这种意义又与我血脉相亲。无需问为什么,我就认为她代表着生命的一种美好呈现。这种美好,定会在时空中延续和弥漫,永恒不断。
12月16日,这个世界的我手捧鲜花泪流满面地与她告别。她静静地躺在同仁医院局促的告别室。我知道,她一定不会在乎这个房间有多小,也一定不会在乎来的人有多少。她的灵魂,早已经去天堂了。在那里,她还会笑盈盈地说:“我不寂寞,有好多书要读。”
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去天堂,我一定会在那里遇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