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我放纵得厉害，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浏览新闻。忽然看到发现了曹操的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曹操在我的心中一向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豪杰。讽刺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英雄往往都会被湮没，人类出于各种自私实用目的而渲染的那些人，倒多半原本只是庸人或小丑而已。漫长的中国历史，可恶僵化的文人，扭曲了多少真英雄。可是，这本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英国人做过调查，文学人物的生命力比实际历史人物要强大的多。例如，很大一部分英国人已经认为福尔摩斯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前首相丘吉尔则是虚构的了。我不得不承认，人类文字涂抹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语言学上说，文字塑造了世界和我们的思维，我看一点也不为过。
      OK,back to 曹操。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文治者不如武功者。这种现象不但亚洲通用，好像世界也通用。俄罗斯导演Alexander Sokuro曾拍过一部相当经典的片子, Russian Ark(2002)。他用不间断的镜头，让观众在一位法国外交官的带领下游遍圣彼得堡冬宫的每个主要房间，回顾在那里从彼得大帝以来发生过的各种重大历史实践。那位法国外交官有句经典台词“你们亚洲人喜欢暴君，杀人越多越伟大！”回顾历史，他说得不错，西方人从来没有真正把俄罗斯当成一个欧洲国家。不过，如果文明的欧洲人看看自己文明史和人物传记，估计那位法国外交官的话也同样适用。
      中国的历史也不例外，所谓“文治者不如武功者”，汉高祖后的几位皇帝就是个例子。尽管文景两帝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更有活力的生产力形式，以及丰收和富裕，景帝墓中出土的陶人都能体现当时比较令人满意的社会状况，但这两位皇帝在历史上和中国人脑子里的名气可要比那位耗尽国力，穷兵黩武，乃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大帝小多了。到了汉末，“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几个人们经常上口的人，如曹操，孙权和诸葛武侯，其实他们的本事首先不是征战，而是安定了各自辖区内的民生和生产。战争没有稳定的大后方保障是不可能进行的，且政权也不会长久。武夫多得是，但普遍的真理是“坐天下比打天下难”。可类比的是当年在高卢的凯撒。凯撒不但善于征战，更善于治理。所以高卢的殖民地在他来之前叛乱纷纷，他来了之后，文治武功，把高卢收拾的服服帖帖，以至于这个本应该是反叛最厉害的罗马异族殖民地，竟在凯撒打内战的时候成为了他最可靠的大后方。这可不是只靠穷兵黩武，杀人如麻能做到的。
      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人性这个曲木（康德）的普遍作用下，如果武力是解决乱世的一个手段，那么就只能使用这个手段。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使用武力的终极目的不只是征服，当然还有自保，更重要的是治世，是使人的生活回到常态。只有真正抱有这个想法，而不只是用它作为借口的人，才会去耐下心来考虑国计民生。文治，面对的是利益心态复杂的芸芸众生，要让自己活，也让他们活，所以比武功要麻烦的多。恰如，建设比摧毁麻烦得多一样道理。曹操的个人能力和他的团队意识，管理才能使他做得不错。可以说他所取得的成就高于我刚才提到的另两个人。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他的“屯田”模式，竟然到了几千年后还被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用得很有效果，可见在当时是多么先进的生产模式。所以我很佩服曹操。在历史上能这么全才的人不多。凯撒算一个，他算一个。所谓“文如其人”。其实真正能“文如其人”的并不多。尼采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向世人说，“把我的文字和我的人分开。”可是，凯撒和曹操都能算是文如其人者了——大气、开阔，兼百转柔肠。他们没有空去玩文字游戏，他们真正是朴素的“歌以咏志”及“歌以载行”吧。（thinker+doer）
      我曾听宋以前，建安时代是政治开明、文化昌盛的象征，是历代政治家、帝王和文人向往的时代，曹操的西陵也是他们常常去朝拜的地方。为什么不呢?宋以后的中国封建统治就变了多少味，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的文人也变了多少味呢！我不禁常想，西陵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哪里？曹操生平简朴，他的陵墓也一定设计得像他一样简朴简洁。现在，忽然说，湮没了的王陵又重现了。我竟一时迷茫，不知是件好事还是不那么好的事。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成为千古之谜，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曹操是否也应该这样。当然，没有什么72疑冢的鬼话。而是他的西陵，是不是也应该在中华大地的什么地方，永远静静地睡在那里，只让我们从他的灿烂文章中，想象他的存在？
        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显得自私而诗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