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迪安

　　1979年年底前后，严冬初晴。刚参加完长沙会议回来不久，我就收到了还带着油墨香的《译林》创刊号样刊。
翻开创刊号，眼睛一亮，主打的竟然是英国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用这样一篇小说主打，不啻于就是一篇形象的办刊宣言。她告诉人们，译林“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办刊宗旨中，窗口不是首先开向亚非拉，而是西方；她跳过了十八、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直入西方现当代；她放下了翻译文学高雅的身段，投向了被看作“次文学”的通俗文学。这简直是建国以来构建的翻译文学神圣殿堂里的另类。当时，有人仅仅翻译出版了写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飘》，就被责问道：要飘到哪里去？译林团队走得比他们更远了。但是，通过通俗小说，这面最贴近生活的镜子，去了解西方的当代社会，不正是刚刚打开窗口的中国人，首先最关注的吗！译林知道，这样出手，有所反应是可能的。但是，他们还是思想准备不足。没有想到刚刚起飞的译林，竟然遭到的是一场大雷雨的洗礼。好在中国的气候毕竟变了，在广大作者、读者的声援下，很快雨过天晴，有惊无险。但是，事发时当事人在电闪雷鸣之中所承受到的压力，却是圈外人很难体会到的。钱钟书、杨绛连名给李景端的信中有一句话：“我对‘权威’没有你那样勇敢直率”。看来，老李他们当年，真是凭着一点初生犊儿不怕虎的气势，挑战了传统的观念。人们也正是在这种大雷雨的翱翔之中，第一次认识并接受了译林。
　　“打开窗口、了解世界”，当然不只是了解西方的通俗文学。事实上，从八十年代开始，译林人就把眼光盯上了另一株高枝。那就是在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史以来，无人敢于问津的两本书：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爱尔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两本西方意识流开山鼻祖和里程碑式的小说，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也是写作方法最怪诞颠倒、文字最艰深晦涩的小说。特别《尤利西斯》，还顶着一只涉嫌黄色的帽子。出版界自然多不想去干傻事，碰这两本东西。但是，译林人却认为，偌大的中国，应该填补这两块世界文学的空白。于是决心迎难而上。也真是难，仅仅物色作者就花去了五、六年时间。国内许多一流的知名学者，均不敢下手，婉言予以谢绝。越难越激起译林人的责任感。他们不言放弃，反复做工作，终于感动了萧乾夫妇，再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将两部书先后出齐。两部书的翻译出版过程，整整用了十年时间，真正是“十年磨一剑”了。
　　这样的书，翻译只是难关之一。难关之二是销售。在这十年里，销售一直是压在老李头上的沉重石头。总社实在不忍心再让这块石头增加他们的负担了。曾经允诺，用出版基金填补他们的所有亏损。但是，译林人不死心，硬是花大力气，多方面组织销售工作。仅仅导读文字就写了几万字，单独成了一本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两书的发行量分别突破5万和15万，还卖了版权，又获得全国许多大奖，真正是“名利双收”。这次译林的开拓，不仅表现在紧跟世界文学潮流的硬骨头精神，而且，打破了这样的专业书，不可能走市场取得经济效益的传统观念。译林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飞出了一个最高难度的漂亮动作，震动了翻译和出版界。
　　1992年以后，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已经铺天盖地。但是，质量越出越低，差错越出越多。本来，译林不愿跟这股风，一度有意绕开这个领域。但是，看到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对外国名著翻译的糟塌，译林坐不住了。章祖德等译林人，下决心出版一套经过严格筛选、高质量的译本，占领市场。经过几年的努力，这套书基本完成了。其内容和装帧形式的质量，都受到了读者欢迎。一时“买外国文学名著，找译林”，成为许多书店的佳话。
　　多年来，译林就是这样，随着国家前进的步伐和世界文学的潮流，在世界文学丛林中，从一个高枝飞向又一个高枝，鸣声越来越嘹亮。译林内容的这三次变身，如果说创刊号表现了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党组领导下，译林人对形势的敏感以及初生犊儿的敢闯敢干精神，那么，第二次攻克两部天书，就充分表现出译林人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勇于啃硬骨头，拿下世界文学制高点的韧劲；第三次在世界文学名著翻译出版的大潮中，则看到了译林人质量意识的高扬，充分表现了他们对读者负责的责任感。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体现了译林人对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的执著。为了让译林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翩翩起舞，飞得更高，更加欢快，他们无怨无悔，投入了毕生精力，翻译事业已经化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译林精神。也是前辈译林团队留给后人极为珍贵的财富。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必然将帮助一代又一代的译林人，更加高歌精进！

（2009年7月30日南京四卫头书房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