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的梦魇

杨莉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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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与文明,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进入21世纪,世界依然充斥着恐怖与灾难。暗杀、绑架、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恐怖事件与地震、海啸、瘟疫等自然灾难纷至沓来。人类痛苦地意识到,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并未给自身带来更多的幸福。作为一位具有深切社会责任感、清醒地窥见了文明那半张狰狞面孔的作家,有“加拿大文学女王”之誉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2003年推出了第11部长篇小说《羚羊与秧鸡》,以惊人的想象力,描摹了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中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末日景象。小说之所以在问世当年即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并进入英国布克文学大奖决选名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其振聋发聩的警世意义。可以说,作家通过又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魇,举起了一面让我们每个人都反躬自省的镜子。

    小说开篇处,文明世界已沦为一片废墟。劫后余生的“雪人”孤独地生活在热带海滨,退化成为一个半树栖的近似野人的生物,在酷暑、干渴、饥饿的状态下,和自然界虫兽的侵扰进行着绝望的斗争。这是一位21世纪的鲁滨逊。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笛福笔下那位18世纪的鲁滨逊身上洋溢着文明人的自豪和优越感。他以征服者自居,表现出凭依文明的力量战胜自然的强烈的自信心和乐观进取精神,代表了欧洲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文化理想。但这位21世纪的鲁滨逊却是文明毁坏生态的目击者与批判者。他的身上充斥着的是强烈的孤独、痛苦、茫然和危机感,令人想到卡夫卡《地洞》中那只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小鼠。

    在形影相吊的境地中,“雪人”开始回忆儿时以来的生活。于是,“雪人”为生存而进行的鲁滨逊式努力,以及他为寻找更多的食物与药品不得不重返文明的废墟进行探险的征程,便构成了小说的第一条主线;而由他的回忆、联想等片段交织拼缀起来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场景,他与“秧鸡”的经年友情,他们各自的成长及个性、禀赋的差异等,便构成了小说的第二条主线。

    吉米与“秧鸡”都在门禁森严、与世隔绝的“大院”中长大。他们的父母都曾是“大院”中的精英,即从事绝密的生物技术和基因变种试验的生物学家。无论是“奥根农场”、“荷尔史威瑟大院”,还是后来“秧鸡”蓄意制造了灭绝人类的“剧腐”病毒的“雷吉文—埃森思大院”,都是未来世界中一些彼此残酷竞争的高科技生物公司。它们在动物身上进行基因嫁接试验,以培育供人类移植用的器官,甚至蓄意研制病毒,再提供药品以牟取暴利。

    吉米和“秧鸡”在缺乏家庭温情以及与人类正常交流的封闭的人工环境中长大。在玩电脑游戏和浏览各色荒诞无聊的色情网站的过程中,两人气质、情趣上的差异日益呈露。吉米最终进了以舞蹈艺术家玛莎·格雷厄姆的名字命名的学院,而“秧鸡”这位拥有异秉的少年则顺利进入了为“大院”培养尖端人才的沃特森-克里克学院,并最终成为“雷吉文-埃森思公司”的核心要员,藏身于“大院”幽深处的“天塘”,从那里扩散了一种极为恐怖的致命病毒,终至葬送了人类,包括他自身。

    吉米和“秧鸡”的冲突,象征了美、艺术、人性价值与冷冰冰的科学理性、实利主义原则的尖锐对立。从文明的浩劫中侥幸逃生的经历,使“雪人”成了对过度膨胀和失去约束的科技文明的自觉审视者。回忆与现实的不断切换,给“雪人”也给小说的读者营造了一段适当的时空距离,使我们得以通过一位崩溃世界的零余者与局外人的视角,看到了高科技那迷人的光环背后黑暗的阴影,以及阴影下人性被异化的可笑而可悲的事实。

    在沃特森克里克学院,吉米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大开眼界。这个具体而入微的“美丽新世界”由人工合成物主宰着,那里有羊蛛的雕像、假岩石、聪明墙纸、没有鸡脑袋但却源源不断提供鸡的各个部位的鸡肉球,等等。狂妄的人类通过基因嫁接“有了上帝的感觉”,可是,吉米却感到“好像有某道线被逾越了,好像发生了什么越轨的事”。吉米的困惑正是阿特伍德的困惑。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我是上帝,我会很不安。他创造了一切,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现在人类正在这件艺术品上到处胡乱涂改。”

    作为一位擅长制造悬念并运用层层剥笋的方式逐渐使谜底水落石出的艺术大师,阿特伍德在小说的开篇处即通过“雪人”的观察,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一个奇异的物种——“秧鸡人”。他们美丽温顺、安静无知,一律有着发绿的眼睛,一丝不挂的身体散发出特殊的气味,并以草叶为食。那么,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奇异造物?作家并没有使读者的好奇心当即获得满足。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才慢慢了解这一由“秧鸡”率领的生物技术精英秘密研制出来的人造人的奥秘。“秧鸡”无限自豪地向吉米解释了“秧鸡人”的原理、功用及其无限可观的商业前景,俨然《创世记》中那位万能的造物主。然而可悲的是,这位试图成为神的人,最终为自己亲手策划的瘟疫所葬送。

    作品总体构思上的荒诞和具体细节上的逼真的完美结合,亦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作家调动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并发挥了高度的想象力,在读者面前建构起了一个立体化的未来世界。荒诞与真实的独特结合使我们自然联想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部同样以荒诞、夸张和变形的表现主义手法展现人性异化的作品。阿特伍德自陈:“我几乎一生都在思考跟随‘假如……’而来的故事情节”,而当她正在多伦多机场候机大厅一边构思着这部表现虚拟灾难的小说,一边等待着十分钟后登机时,一个真实的灾难刚刚发生,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所以,阿特伍德表现了对这个“困扰着”她的世界的理解,一如卡夫卡笔下对“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的慨叹。

    当9·11事件、炭疽、SARS、埃博拉病毒等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之时,读读《羚羊与秧鸡》中对未来世界到处散布着快速变异的病毒,惊惶不已的人们不得不时时戴着锥形口罩以过滤和阻隔空气中的有害物质的描写,相信读者的心中一定会重新漾起苦涩的感觉。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了所有人的缘故,是否有必要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