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海勒和他眼中的美国社会
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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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世界在思想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导致了社会精神领域内危机四伏,许多人对人类的处境和未来惶惶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是产生了一批厌战、反战的小说,出现了彷徨失措的“迷惘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两件大事——纳粹集中营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和扔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在美国人的思想上引起的震动很大,促使人们对现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即出现了以前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接踵而来的是美国国内人人噤若寒蝉的麦卡锡时期,这一系列的社会现实,再加上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使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的处境感到困惑。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约瑟夫·海勒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俄裔犹太家庭,早年丧父,生活颇为艰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参加了美国空军,当了一名轰炸手,曾赴意大利作战。这一经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于一九四五年复员,旋即入纽约大学读书,一九四八年获该校文学学士学位。此后两年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嗣后在大学任教两年。一九五四年,他回到纽约,先后在《时代》、《展望》等几家重要杂志社任广告作家等职,直至《第二十二条军规》问世。从一九六一年起他成为职业作家。
海勒的文学创作始于四十年代末。最初,他在杂志上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即《我不再爱你》和《雪堡》,其中《雪堡》一篇被选入一九四九年最佳短篇集。在这一阶段,他在写作风格上一直模仿海明威。海勒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因此写作速度相当慢。《第二十二条军规》花了他七八年的时间。在此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只发表了四部作品:两部小说《出了毛病》(1974)和《像戈德一样好》(1979),两个剧本《我们轰炸纽黑文》(1967)和《克莱文杰的审判》(1974)。毫无疑问,在海勒的所有作品中,三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的主要成就,而《第二十二条军规》又是他对美国当代文学所做的最大贡献。
约瑟夫·海勒被公认为“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他赢得这样的地位是因为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开创了人们后来称之为“黑色幽默”文学流派的先河。这一流派在六十年代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在美国文坛迅速发展,把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都卷了进去,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小说的重要发展动向。
所谓“黑色幽默”,是指那种“从残忍中寻求乐趣”的“病态的、荒诞的幽默”。从这种意义上说,“黑色幽默”是由来已久的。西方有些批评家甚至追根溯源寻到了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斯威夫特、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身上。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勃勒东选编了一本《黑色幽默文集》,首次提出了“黑色幽默”这一术语。但直至一九六五年美国作家弗里曼编辑出版了收有十二位作家小说片断的题为《黑色幽默》的小册子,才第一次用“黑色幽默”这一名称来概括一批作家的创作。从此,“黑色幽默”逐渐取代“黑色喜剧”、“病态幽默”和“荒诞小说”等术语,并为评论界和社会所接受,成为一个时代文学流派的标志。
“黑色幽默”创作倾向上的主要特点,是从“黑色”(黑暗)中看到幽默,又用幽默来对待“黑色”。前者指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的内容,后者指作家的处世态度和创作态度。也就是说,“黑色幽默”作家认为宇宙、社会、人生不仅荒谬、丑恶、冷酷、阴暗,而且滑稽可笑,神秘莫测。因此人人都处在一种荒诞、病态的境地,这种处境与苦难、不安和死亡紧密相连。这种情况是永恒的,任何人都无法使它改变,反抗只能是徒劳的,倒不如耐着性子,透过“黑色”来嘲笑它的“幽默”,即“含着眼泪讲笑话”。“黑色幽默”之所以会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就是因为它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代人对充满黑暗丑恶和不公正的现实社会的忧虑和绝望,却又要在幽默与讽刺中获得某种精神慰藉的复杂心理。
“黑色幽默”流派的作家往往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以世界的本质是荒诞的为出发点,突出描写现实世界的混乱不堪以及个人与世界的紧张对峙,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着意将这种对峙加以放大、扭曲、变形,使之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压抑和沉闷。在这个作家群中,约瑟夫·海勒、库尔特·冯内古特和托马斯·品钦这三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因而成为这一流派中有代表性的作家。冯内古特的作品侧重嘲笑人类的荒唐和愚蠢,他惯于用科幻式的寓言说教。品钦则侧重于反映宇宙的荒谬、阴暗和神秘难解,在他笔下出现的是一个鬼影憧憧的荒凉世界。而海勒则始终注视着美国的现实社会。他不像冯内古特那样耽于幻想,也不像品钦那样迷恋神秘,他对美国社会阴暗面的揭示和嘲讽较其他作家更为直接、更为犀利。由于这个缘故,海勒备受批评界和读者的关注和青睐。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不仅被誉为“六十年代的史诗”、“描写疯狂世界的典范”,而且由于它完美地体现了“黑色幽默”文学“把握时代”的魅力、“表现了时代的特征”而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必读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也成了“无法摆脱的困境”的代名词进入了美国人的日常语言。
一些评论家认为,《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佳小说,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显然超出了战争的范畴。海勒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战争,他只不过想藉战争这一荒诞的极端形式来表现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举国一致的时期,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这种暂时的一致分崩离析了,各阶层的利害冲突重又显现出来,社会不公重新加剧,麦卡锡时期美国公民受到来自政府的明目张胆的怀疑、迫害。这种种现象使得美国社会在海勒眼中成了“一片有组织的混乱”和“一种制度化了的疯狂”。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海勒借虚构的皮亚诺萨小岛作为舞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某飞行大队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内容,将他眼中的美国社会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们能够看清楚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是如何变得“全疯了”的。
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非常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在意大利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皮亚诺萨小岛上,轰炸手约塞连上尉像只惊弓之鸟,在一片混乱、荒谬与恐怖中,置一切权威、信条于不顾,为保存自己的性命而进行着几近疯狂的努力。在这个岛上,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逃避作战飞行。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装病住进医院,因为他发现唯有这里才是最好的藏身之地。最后,他终于开了小差,逃到了瑞典。
小说着力描写了皮亚诺萨岛这个小小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不可理喻、令人绝望。这里发生的荒唐事一个接一个:关于作战飞行次数的规定没有一点严肃性,可以被任意增加;一个大活人被宣布已经死了,而一个明明已死的人在官方的名单上却还活着;那个梅杰少校只有当自己不在屋子里的时候才允许部下进屋去见他;根据规定,只有从来不提问题的人才可以在开会时提问。为逃离这个荒唐世界,保全自己的性命,约塞连作了种种努力。可是,约塞连每作一次挣扎都只不过发现自己被束缚得更紧,就像有一条绳索紧紧地箍在他的脖子上,你越挣扎它就箍得越紧。这条绳索就是那该死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那么第二十二条军规又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和集中,象征着冥冥中统治世界的神秘力量。它变幻无常,让人感到高深莫测。
关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实质,约塞连和丹尼卡医生进行的一次谈话对它作了一个很好的解释。约塞连问丹尼卡医生: “奥尔是不是疯子?” “他当然是疯子,”丹尼卡医生说。 “你能让他停飞吗?” “当然可以。不过,先得由他自己来向我提这个要求。规定中有这一条。” “那他干吗不来找你?” “因为他是疯子,”丹尼卡医生说,“他好多次死里逃生,可还是一个劲地上天执行作战飞行任务,他要不是疯子,那才怪呢。当然,我可以让奥尔停飞。但,他首先得自己来找我提这个要求。” “难道他只要跟你提出要求,就可以停飞?” “没错。让他来找我。” “那样你就能让他停飞?”约塞连问。 “不能。这样我就不能让他停飞。” “你是说这其中有个圈套?” “那当然,”丹尼卡医生答道,“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凡是想逃脱作战任务的人,绝不会是真正的疯子。”(第五章)在上面一段对话里,海勒没有用regulation(规则)或rule(规章)等常用词来表示“军规”,而是用了catch这个词,而catch一词本身就有陷阱、圈套的意思。海勒就是利用这个词的双关意思表明,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实际上就是一个圈套,任你怎样努力也休想从它的束缚中逃脱。这是因为这个圈套的奥秘就在于:第一,作为一条军规,军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第二,它运用了自相矛盾的推理逻辑,任何想对它提出异议的人都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结果是不论飞行员是否提出停飞要求,一概必须执行飞行任务。飞行大队指挥官卡思卡特上校可以擅自增加飞行次数,可约塞连却不能拒不执行,因为军规规定军人必须执行上级的每一条命令。如果约塞连违抗上校的命令,那么倒霉的只能是他自己。在了解到这条军规的实质后,约塞连感到“它订得真是简单明了至极”,“各部分配合得好极了”,“还具有椭圆形的精确”。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圈套,足以使任何人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第二个巧妙之处在于它虽不是白纸黑字写下的条文,但却又无处不在。无人清楚它,但却无人不感到它的存在。当它化作具体内容时则诡诈多端,可却没有人能奈何得了它,就像约塞连感觉到的那样:第二十二条军规不存在,对此他确信无疑,可那又有什么用呢?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而更糟糕的是,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内容或条文可以让人们嘲弄、驳斥、指责、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谩骂、啐唾沫、撕成碎片、踩在脚下或者烧成灰烬。(第三十九章)
就是这并不存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可以置人于死地,使你不能有半点违抗。这是多么专横、荒谬、残暴与冷酷!“第二十二条军规”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美国社会压迫制度、专制势力的象征,它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人们痛恨它,企图推翻它、消灭它。这就是这部小说所包含的严肃主题。这也是它之所以会在经过了麦卡锡时期的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引起共鸣、受到他们欢迎的原因。
了表现战后美国的病态社会及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变态,约瑟夫·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摒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小说的情节、人物和结构诸方面煞费苦心,着意营造出一种荒诞的气氛。小说中人物多,事件多,却没有一条完整的情节发展线索,也没有突出的人物形象。乍看起来,头绪纷纭,杂乱无章,分析时似乎不知该从哪里入手。但是当我们仔细地对小说中的人物和拭件进行一番梳理后,不难发现该书的结构犹如一块石子扔进水里所激起的一连串的同心圆似的水波,而石子落水的那一个点则是圆心,它带动着水波发展的所有方向。这种放射式的结构使整本小说呈现一种动态,而那带动全书浑然一体地旋转起来的圆心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因此,尽管小说的人物纷杂,情节显得颠三倒四,反反复复,但是这个漩涡的中心是固定不变的。有了这个不变的中心,当我们再次耐心地把那些人物和事件进行梳理、拼凑,一幅荒谬阴暗的美国社会图像便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在这部小说中,海勒显然以美国军队来比喻他眼中的整个美国社会,通过揭露它内部的肮脏、腐败和堕落,使读者能够看透这个社会的本质。
这里,我们不妨从分析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入手,以此来深入了解一下海勒眼中的美国社会。小说中有一类人属于社会统治机构成员,如那两个惯于互相倾轧和暗算的第二十七空军司令佩克姆将军和联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那个野心勃勃一心只想向上爬而不顾士兵死活的飞行大队指挥官卡思卡特上校,外加那个不择手段大发战争财的食堂管理员兼跨国公司大老板米洛。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卑鄙无耻而且腐败透顶,但这几个人勾结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军事巨头(实际上也是政治首脑)和经济大亨互相勾结的最高统治集团。而在这个统治集团里起着决定作用的则是金钱,或者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私有制和利润原则,而那荒谬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所起的实际作用就是保护这种制度和原则不受侵犯。马克思在评价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一剧时说过如下一段话:钱使忠实变为不忠实、爱变为恨、美德变为恶行、恶行变为美德、奴仆变为主人、主人变为奴仆、愚蠢变为聪明、聪明变为愚蠢。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米洛的所做所为就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这一论述。
米洛在资本主义这个金钱社会里可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物。他本来不过是一名地位卑微的中尉飞行员,但他善于抓住战争带给他的机遇,当上了飞行大队的食堂管理员,以改善食堂管理和伙食为由,手中掌握了几架飞机,在世界各地穿梭飞行,做投机生意。他还利用“正义、真理、自由、博爱和爱国主义”等漂亮口号做幌子,将这场与法西斯德国进行的正义战争变成其个人发财致富的大好时机。他先是成立了一个“M & M果蔬产品联合公司”,进而又将它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化的辛迪加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里,甚至连美国的敌对国——德国也是其成员之一。关于这一点米洛是这样看的: “德国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他声明道,“……不错,我们是在同他们打仗。不过德国人也是咱们辛迪加联合体里声誉很好的成员。作为我们的东,我有责任保护他们的权利。也许是他们挑起了战争,也许他们的确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可他们付起帐来却比我所知道的我们的一些盟国痛快得多……”(第二十四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被物化,只有资本才具有人格,而米洛就是人格化了的资本。在米洛的眼里,金钱高于一切,赚钱是他人生的唯一目的。“总得有个市场”——这就是他的愿望;“赚钱是不犯法的”——这就是他的原则。因此,只要能赚到钱,不管是什么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干。这在他看来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赚钱是世界上最正当、最诚实的事情。出于这样的观点,那他同德国人之间的勾当就是再自然、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了。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米洛是这样理解的,那么他对另外一个问题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他在做投机生意时套购了埃及的所有棉花,结果却倒卖不出去,眼看就要赔本。于是他来向约塞连讨主意,约塞连就劝他通过行贿让政府买下这些棉花。
“行贿!”米洛勃然大怒,差点儿再次失去平衡,跌断自己的脖子。“你真可耻!”他厉声呵斥道,……“行贿犯法,这你是知道的。可是做生意赚钱是不犯法的,对吧?所以,对我来说,为赚点正当的利润而去贿赂某人,这不能算犯法,不是吗?不算,当然不算犯法!”(第二十四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既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个人获取私有财产的手段也应是神圣不可侵犯。上面转述的米洛的这条妙不可言的逻辑正好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逻辑一脉相承。米洛对这条军规的领会真可谓透彻、精深,因而在这条军规统治的世界里,他能够通行无阻,左右逢源。有了钱,米洛也就成了社会崇拜的对象,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凯旋式的欢迎,就连卡思卡特上校之流的官僚也不得不讨好他。资本与权力在那个金钱社会里就是这样结合的。根据上述的逻辑,那么凡是有碍私有财产的获取的行为则应当被视为十恶不赦的。事实也是如此。请看海勒是如何在小说中表现这一事实的。一次,米洛做投机生意返回时领着四架装满了他的货物的德国飞机飞了回来。下飞机后,他发现部队要扣押这四架德国飞机,气得暴跳如雷: “这是在俄国吗?”……“没收?”……“美国政府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执行没收私人财产的政策了?你们真不要脸!你们竟会生出这么一个可怕念头,一个个都不要脸极了。”
……“这些飞机都属于咱们的辛迪加联合体,大伙人人都有股份。没收?你们怎么能自己没收自己的私有财产?没收,亏你们想得出!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卑鄙的事呢。”(第二十四章)通过这一场面的描写,海勒生动而又形象地将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道德观、是非观和敌我观展现在了读者眼前。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谁才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真正敌人呢?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一书中,海勒通过内特利的父亲,将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楚地摆在了读者面前。
……同时还因为他父亲(指内特利的父亲——作者注)根据权威人士的消息说,俄国将会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垮台,而希特勒、邱吉尔、罗斯福、墨索里尼、甘地、佛朗哥、庇隆和日本天皇将签署一个和平协议,他们从此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第二十三章)
读到这些,读者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当时的苏联的矛盾态度,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二战结束时一批纳粹分子能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容留、庇护,使他们得以隐姓埋名,成为这些国家的合法公民,逃脱了他们应有的惩罚。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和利润原则使然。这一原则高于一切,高于正义,高于道德,并且受到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护。
如果说米洛的形象是财产私有制和利润原则的体现,那么那个沙伊斯科普夫少尉和布莱克上尉则是保护这种制度和原则的具体方法的体现。财产私有制是建立在践踏道德、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它必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因此,为了维护这一立国的根本,统治阶级就要想方设法消灭被统治者的任何一点反抗思想,以达到他们顺利统治的目的。小说中,那个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发迹靠的是一种天生的怪癖,神魂颠倒地喜爱阅兵。他夜以继日,孜孜不倦钻研的是如何把活生生的有自由意志的士兵训练成千篇一律的机器人。正是这种癖好使他得到统治者的赏识,获得了“军事天才”的声誉,从此平步青云,直至荣升将军。可见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就是要消灭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把人改变成机器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永远不会遇到反抗。这实际上是对人的灵魂的扼杀,人在精神上死了,就成了像“白衣士兵”那样的空架子,像丹尼卡医生那样的“活死人”。
那个布莱克上尉官虽然不大,地位却非同一般。作为一个情报官,他是统治阶级的耳目,可以补足权力所达不到的某些方面。布莱克所从事的专业就是整人。他的日常工作就是造谣生事,像只猎狗一样到处去搜寻被整之人的把柄,以诬陷不实之辞去搞垮政治上的对手。他的主要业绩就是为了整垮梅杰少校而发起的那个虚情假意的效忠宣誓运动。很明显,这是麦卡锡时期在海勒笔下的反映。在麦卡锡时期,有多少人因被指控从事“非美活动”而遭到迫害,而布莱克之流则是从事这场迫害运动的急先锋。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卡思卡特、米洛和沙伊斯科普夫等人代表的是美国社会统治阶层中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在这个社会里还有众多被踩在底层、受人摆布的小人物。这些人因他们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约塞连这个形象就是不甘受人任意摆布的那类人的集中体现。上尉领队轰炸员约塞连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他却有足够的智力进行独立思考。亲眼所见的一切使他对许多事情感到怀疑、懊丧和愤懑。对这个疯狂的世界他一直在进行道义上的评判。这个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战争使得许多城市成为废墟,使得无数的人在暴力、罪恶和死亡的阴影下呻吟。美国军队本应为消灭这些丑恶现象而斗争,可是那些上层官僚,还有米洛之流没有一个真正关心这场战争的胜负,而只是将反法西斯的战场变成了升官发财的交易所,以战士的流血牺牲换取自己的功成名就。请看:飞行大队长卡思卡特上校为了想当将军,向上级邀功,就把士兵的生命当做儿戏,一次又一次地任意增加飞行次数;佩克姆和德里德尔将军的主要工作是互相勾心斗角;还有那个米洛,居然可以利用战争的敌我双方而大做投机生意。他们的所作所为足以把一切高尚的理想变得可笑而又毫无意义。有一句话说得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卡思卡特之流的卑劣行径起到了敌人所起不到的腐蚀斗志、挫伤士气、瓦解人心的恶劣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约塞连变成了一个没有理想、看不到前途、一心只想保住自家性命的胆小鬼。
约塞连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贪生怕死,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他死了,那并不是为国捐躯,而是为了卡思卡特们送死。有一次科恩中校就恬不知耻地对约塞连以祖国自居:“难道你不愿意为你的祖国作战吗?……难道你不愿意为卡思卡特上校和我献出你的生命吗?”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费尽了心机逃避一切危险,如:在执行战斗任务时他故意拔掉自己的对讲机,致使飞机中途返航;他一次又一次地装病,以便住在医院里不出来;最后他干脆拒绝执行任何战斗任务。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隐隐地感到自己的行为之中似乎包含着某种正义,因为他觉得真正要消灭他的并不是那些德国人,而是他自己这边的卡思卡特们。较之那些德国人,他们显得更加凶险,因为德国人只能消灭他的肉体,而卡思卡特们不仅能在肉体上消灭他,更能在精神上胁迫他。
卡思卡特和科恩强烈地意识到约塞连和那些丧失了“自我存在觉悟”的士兵不同,他不傻,他是一个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起妨碍作用的危险人物,因此他们决定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来除掉他。他们给了约塞连三种选择,前两种是要么去为他们送死,要么送他上军事法庭。见这两招都不奏效,他们决定使用最厉害的一招,即投其所好,在精神上降伏他。科恩中校对他说:……既然眼下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供我们一试,我们只好决定把你送回合众国去。我们已经盘算好了这笔交易——(第四十章)
约塞连的直觉告诉他,他们不会那么好心的,这其中一定有诈,因此他满腹狐疑,挑衅地质问:“什么样的交易?”科恩中校的回答是:喜欢我们,加入到我们中来,做我们的伙伴。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回国以后,都要替我们说好话。……我们打算让你过舒服日子,我们打算提拔你当少校,我们甚至打算再发给你一枚勋章……(第四十章)通过这一段的描写,海勒让我们看到,拿灵魂同魔鬼做交易决不是只在神话故事里才有,它每时每刻都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约塞连只要同意放弃自己的人格,出卖自己的灵魂,从此就可以飞黄腾达。约塞连最终没有这样做,但他的出路又在何方?显然,海勒只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救世主或政治家,他开不出什么良方来拯救这样一个荒诞世界和像约塞连这样处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最后,他只好让约塞连开了小差,让他不再卷入这场“卑鄙龌龊的战争”,“用开小差来难难卡思卡特们”,以此来与这个世界作微弱的抗争。
总之,《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部严肃的、讽刺性极强的小说。通过这部小说,约瑟夫·海勒将他眼中的美国社会展现在读者眼前。这个社会处于一种有组织的混乱、一种制度化了的疯狂之中,这个社会的一切只服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逻辑。这样一种病态的、荒诞的社会只有海勒的想象力才能够包容它,只有“黑色幽默”这样的创作手法才能够较好地表现它。通过“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个象征,读者也可以看到战争、美国社会及其官僚机构的荒诞、疯狂和不可理喻。由于这部小说揭示了美国社会真实的一面,因此它不仅在西方社会里具有普遍的意义并被译成十多种文字,而且对于我们中国读者认识、了解当代美国社会以及由这个社会造就的一代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人生目标的美国人,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