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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in - 2008-9-3 10:46:00





赵健秀长篇小说中的政治情结(一)


陈为为



  20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华裔美国人的族裔意识也开始觉醒,并由此催生了以族裔认同和文化书写为中心诉求的华裔美国文学。而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的奠基人和主将、并有 “华裔美国文学教父”和“亚裔美国文学匪徒”之称的赵健秀更是以“民族主义文化斗士”的雄姿站在美国文坛的风浪尖上,采取批判、攻击甚至谩骂等激进的手段来批判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刻板化和妖魔化、以“书写即战争”的方式来重新塑造华裔男子形象,追求华裔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情结的表现,是作者对华裔美国人民族政治和文化政治的一种态度,显示了作者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独立的政治态度。本文试图以其两部长篇小说《唐老亚》和《甘加丁之路》为例来说明作者政治情结的具体表现,并探讨作者这种独特的政治情结产生的原因及其得失。

一、政治情结的主要表现


  赵健秀的政治情结在其长篇小说《唐老亚》和《甘加丁之路》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 作者坚持独立的民族主义立场,对“种族主义之爱”和“种族主义之恨”进行无情的批判,坚持华裔在民族政治中的独立性;其次,重塑华人英雄文化传统,竭力反对主流文化霸权,争取华裔在文化政治中的话语权。其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主要是通过两部小说中主人公尤利西斯.关和唐老亚表现出来的。尤利西斯•关和唐老亚都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人,和其他华裔美国人一样,他们最开始对自己的族裔身份并不太了解,也没有所谓的民族主义立场,甚至还想同化成白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识到白人对华人的歧视,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民族特性,并开始刻意坚持自己独特的民族立场,以对抗主流社会的歧视。尤利西斯•关自小生在美国,并由白人抚养长大,六岁时才来唐人街,不会说中文。“妈妈、爸爸、妈咪、爹地都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赵健秀《甘加丁之路》56)在回到唐人街后,由于不会讲中文,他的姨兄弟及外婆都不喜欢他,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唐人街说英语的都是穷白人和黑人”。(赵健秀《甘加丁之路》58)这使他小时候对中国没什么好印象,对中文也不感兴趣,在中文课上也调皮捣蛋,一幅十足的白人牛仔派头。他甚至还想同化成白人。但在他成长中,他逐渐认识到想同化成白人是完全不可能的:自认为很有成就感并被许多华人追捧的“影星”父亲关龙•曼在白人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笑柄而已;而得到白人赞赏的潘朵拉•托伊则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为代价。白人始终都不会把黄色面孔的人纳入自己的圈子来。华人(裔)在美国的处境正如文中尤利西斯的中文老师马先生所说的那样:“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不管你们的英语说得有多好,也不管你们能背上来西方文明中多少伟大的书,你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白鬼 。”(赵健秀《甘加丁之路》103)这样,作为生长在美国的特殊的美国公民,如何才能摆脱美国人(白人)对自己的虐待就成为尤利西斯.关及其伙伴不得不思考得一个问题。在尤利西斯的成长历程中,他逐渐觉得,华裔或华人只有站在独立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才能与白人进行对话,才能摆脱白人对他们的虐待,才能在民族政治中争取权力。因此,在小说中,代表作者的主人公尤利西斯自懂事起便始终以一个“唐人街牛仔”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独特的民族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的表现在他对“种族主义之爱”与“种族主义之恨”的无情批判上。小说的标题取自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一首诗《甘加丁》,它描写一个为侵略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军队效劳的印度水夫甘加丁。在作者看来,甘加丁就是一个民族叛徒,甘加丁就是“种族主义之爱”的代表,因此甘加丁之路就是可耻的。在文中,作者通过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辛辣的讽刺、攻击了曲意迎奉白人、甘作白人奴仆,充当白人笑料的“种族主义之爱”的代表“陈查理”形象。尤利西斯十分反感电影中的角色“陈查理”,更反感父亲龙曼•关所演的 “陈查理”四子角色,他对父亲热衷于扮演“陈查理”更是不齿。在他看来,“陈查理”就是甘加丁,想扮演“陈查理”就是要抛弃自己的民族立场,就是要想同化成永远都不可能被白人接受的白人。正如赵健秀所说:“拥抱陈查理,渴求同化,这等于憎恨你自己。同化意味着消灭种族区别,到美国来迫使你的民族性消灭掉是不道德的。”(赵健秀 《甘加丁之路》460)因此,尤利西斯宁可看《福尔摩斯全集》,也绝不看“陈查理”系列的侦探电影。这也表明了他对这一形象的深恶痛切。同样,尤利西斯对被白人刻意丑化成“黄祸”邪魔的“种族主义之恨”的代表“傅满洲”形象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傅满洲”形象是由白人杜撰的一个可怕的恶魔式的华人男性人物,是极其堕落和变态的代名词。尤利西斯极端反对白人对华人如此的污蔑,他在排演剧本《傅满洲弹西班牙吉他》中,采用戏仿和讽刺的手法,改变傅满洲往昔的邪恶、狡诈、恶毒的形象,而使之变成了一个粗鄙对待白人的硬汉。正如尤利西斯所说,“《傅满洲弹西班牙吉他》创造的是带着吃屎怪笑的直踢白人种族主义睾丸的华裔美国文化”(赵健秀 《甘加丁之路》296)。至此,尤利西斯通过对种族主义之恨和种族主义之爱的批判,彻底的站在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了。
  小说《唐老亚》中主人公唐老亚也是一个生长在美国唐人街的华裔,自小就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并在当时环境中接受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歪曲和刻板,使得他从小就对中国和华人没什么好感。特别是他就读的白人学校对华人的歪曲和刻板更影响了他对华人的看法,在他眼里,华人似乎低人一等,华人似乎就如历史老师米恩.莱特对他所描绘的那样:“在美国的华人,由于几个世纪以来都深受孔子儒家思想和禅宗神秘主义的影响,显得被动、缺乏信心。从一踏上美国国土,一直到20世纪中叶,胆怯、内向的中国人在果断、具有竞争精神的美国人对他们进行侵害时,总是毫无办法。”(Frank Chin: Donald Duk 2) 在学校老师和社会的熏陶和影响下,他对中国和华人越来越讨厌,他对自己的中国名字和黄色面孔越来越憎恨,他甚至认为中国新年是他一年中最糟糕的日子,就连在唐人街时也总是低着头。他非常憧憬白人的生活,希望自己能成为白人社会中的一员,但是,由于特殊的肤色,无论他多么想同化成白人,白人对他仍然始终都是另眼相看,他们始终不可能也不会把他当成自己的一员。当一对白人夫妇想问他哪里有鞭炮买时并不是直接去问他去哪买鞭炮,而是问道:“孩子,你说英语吗?哪里有鞭炮呢?”(Frank Chin: Donald Duk 83)这说明白人一开始就直接把他当成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东方人。即便是他最好的朋友阿诺德在陪他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也毫不掩饰的对他说:“我在乎你的肤色(I care what you are)(Frank Chin: Donald Duk 132)”。在阿德诺看来,他帮助唐老亚更多地是一种强者对弱者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怜悯。这样,多次遭到白人歧视后的唐老亚不得不再重新思考自己的族裔身份。与此同时,族裔意识很强的父亲、叔叔潜移默化的教育和有意识的重塑他脑子里错误的“中国印象”也使他逐渐对自己的华裔身份和族裔意识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 。最后,小主人公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梦境”和大量图书资料的帮助下,终于明白了华裔美国历史被歪曲的事实,了解了华人在美国的真实历史,了解了华人对美国的重要贡献,了解了华人(华裔)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他再也不固执地坚持自己原来对华人(华裔)的鄙视态度,他在唐人街再也不低着头走路了,对黄皮肤再也不讨厌了,反而以作为华裔感到自豪。在小说的结尾处,当历史老师米恩.莱特又在胡诌华人被动、没有竞争力、任意诬蔑华人时,唐老亚愤怒地反驳道:

  米恩.莱特先生,你说华人被动、没有竞争力,你错了。是我们把萨密特隧道炸通的。我们在内华达山脉的高山上修筑铁路,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两个严寒的冬天。我们为了要回拖欠的薪水和争取由华人工头来领导华工举行了罢工,并且取得了胜利。我们创造了一天内铺设轨道里程最长的世界纪录。是我们在普罗蒙特利铺下了最后一根枕木。正是像你这样见识短浅的人才把我们(华人)排斥在那幅照片之外。

  一连几个“我们”,非常紧密的把他与华人联系在一起。以前唐老亚在对父亲谈论华人时总是用“你”、“你们”,现在改用“我们”,这说明他已经真正的把自己当作华人中的一员,彻底的完成了一次自我蜕变,坚定了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的自豪和信心。从而真正确立了自己坚定的民族政治立场。他对以历史老师为代表的白人主流社会的驳斥是他准备为恢复华裔在美国的历史地位而作斗争的表现,这也非常明显的体现了他在民族政治话语权利中为华裔争取权利的决心和信心。
yilin - 2008-9-3 10:49:00


赵健秀长篇小说中的政治情结(二)


陈为为



  政治情结还表现为作者重塑华人英雄文化传统,竭力反对主流文化霸权,争取夺得华人(华裔)在文化政治中的话语权。在白人眼里,华人常被白人刻板为胆怯、内向、女性化的形象,中国文化也一直被描述成一种阴柔性、女性化的懦弱文化。对此,赵健秀对白人的偏见予以了强烈的抨击。在赵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懦弱文化,而是一种英雄文化。他认为儒家思想的精华就是战斗:“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正义而战,所有的艺术都是尚武的艺术……生活就是战斗,就是斗争。”并且他认为中华古典的“英雄叙事”就是华裔文化认同的一种书写,他也越来越觉得中国古典文学的“英雄传统”不仅是“团结(华裔的)粘合剂”,而且“能够凝聚一个种族的灵魂 ”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英雄文化意识,华裔才能“揭露并反抗对华裔男性形象的定型化毁灭”。作者不遗余力的通过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来宣传中国古代文化的英雄传统。在两部小说中,作者均塑造了“关公”这一中国古代英雄形象,作者在这里试图通过“关公”这一威猛的英雄形象来证明中华文化的英雄气质,以此来消解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男性和中国文化的歪曲。在《甘加丁之路》中,主人公的名字叫尤利西斯.关。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尤利西斯是古希腊英雄,“尤利西斯这个名字使人联想起西方英雄传统,他是一个狡诈的冒险的勇敢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一点也不缺乏性感的人物”(赵健秀《甘加丁之路》序4)。而关公则是中国古代英雄。作者在这里试图把荷马史诗中那排除万难回家的古希腊英雄尤利西斯与中国古代英雄关公相联系。在作者看来,关公实际上也具有古希腊英雄那种勇猛、睿智的精神。赵健秀通过这一名字的巧妙结合实则是向美国表明:“中国移民是冒险者,是对美国西部发展,特别是在修筑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开拓者”(赵健秀《甘加丁之路》序4), 中国古代文化也和古希腊文化一样,是一种英雄的文化而并非柔弱性的。作品中尤利西斯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性能力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唐老亚》中,赵健秀更是通过主人公的梦境再现了华人英勇、聪明的一面。唐老亚通过梦境完全真实的再现了华人对美国铁路修建的重要贡献。作者在这里再次塑造了代表关公化身的华工领袖关姓工头的形象,在梦境中,关姓工头异常骁勇,敢于在与白人的谈判中主动出击;敢于领导华工们举行罢工以追回拖欠他们的工资;敢于与爱尔兰工人竞争修铁路;敢于领导工人们为铺设刻有他们名字的最后一根枕木而斗争;敢于冒险,创造了在十小时铺设十英里铁轨的世界纪录。作者在这里给我们呈现的华人形象决不是天性懦弱、驯服,而是一个勇敢的斗士!作者把关姓工头描写成一个有尊严、有智慧、有力量、有勇气的汉子,以反驳关于华人男子娘娘腔、不具竞争力的刻板印象。作品中还多次出现象征《水浒》108位英雄的数字的“108”,还借鉴了水浒中的英雄李逵的形象,在主人公眼里,李逵就是一个“嗜血的杀气腾腾的疯子”( Donald Duk 22)而唐老亚本来就姓李,就是李逵的李。这里作者再次把主人公和具有威猛气质和刚烈精神的李逵联系起来,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英雄特质。在《唐老亚》中,获得文化新生的少年唐老亚已经成为了赵健秀心目中的文化英雄,他梦想成为华裔文化中的战神和笔神,成为黑旋风李逵式的人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在赵健秀看来,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和华裔的象征,这才是真正的华裔美国传统!
  在赵健秀眼中,中国文化应该是和古希腊文化一样具有英雄的传统和气质。理所当然,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华裔美国人在文化政治权利中也应该和由古希腊文化传统塑造的白人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而绝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偏见!


二、政治情结渊源及得失


  赵健秀长篇小说中流露出了强烈的政治情结,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那他作品中为什么会体现出这一情结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的影响。在那个时代,民主、人权等一系列口号再次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词。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当时可谓风起云涌,特别是美国黑人民主运动更是产生了轰动效应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些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在美少数族裔如土著印地安人、亚裔美国人等都纷纷站起来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而美国华裔文学更是这些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正是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由赵健秀及其同志发起而产生的。因此在政治运动下产生的华裔美国文学自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二是作者赵健秀作为华裔美国人的特殊身份。在美国,华人和华裔一直处在社会的边缘,长期以来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歪曲。白人对待华人也经常是站在一种优越的“东方主义”立场上来做评判的,因此,作为边缘人、夹缝人的华裔美国人的赵健秀不得不起来抗争,这种抗争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政治抗争,抗争的过程和结果也就自然流露出了一种政治情结。三是赵健秀独特的性格特征也是其小说中充满政治情结的原因之一。赵健秀性格刚强、固执、好争论。他多次公开表示“书写就是战斗,”并经常给人一副桀骜不驯的“唐人街牛仔”形象,且以谩骂、攻击所谓的“伪华裔”作家而闻名华裔文坛。因此被华裔美国文坛称为“亚裔美国文学匪徒”。其刚毅、固执、好争的性格带入其文本创作中也使得其小说带有一股浓厚的政治火药味。四,赵健秀作品中能出现强烈的政治情结也与当代美国较开放的民主、自由氛围有一定的关系,当代美国社会“文化大熔炉”、“文化色拉碗”等观念和政策允许多种声音、多种话语的平等对话,也使得作者敢于在作品中更好、更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识;敢于为争取各种权利而斗争。
  赵健秀长篇小说中的政治张狂为其在华裔美国文坛带来了很大的声誉,甚至被称为“华裔美国文学教父”,特别是其与汤亭亭的文化论争更是华美文坛讨论的热点。赵健秀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重塑华裔男性英雄传统文化,猛烈抨击“种族主义之爱”和“种族主义之恨”,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人自居,其独特的政治立场为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华裔美国作家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指明了方向;其浓烈的政治情结则更为华裔作家争取自己的权利树立了榜样。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在对白人殖民话语进行强烈的政治批判同时已经追随了美国“内部殖民”的话语:正如蒲若茜先生所说的那样:“他在对抗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刻板的同时,已经认同了美国白人主流的意识形态。就男子气质而言,它认同的是西方好战的、极具进攻性的英雄传统”。 “他们追求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徒具‘中国’外形。其精神实质还是美国的,其好战的‘关公’形象,嗜血的‘李逵’形象,大大扭曲和背离了其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与中国文化所认同的忠胆赤心、讲义气等传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实际上还是从无意识中认同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即男性应该具有古希腊英雄气慨、具有冒险精神、具有强壮体质甚至有些粗鲁习气。因此尽管他挑战了美国社会中白人霸权男性话语,却没有挑战主流话语对于男性气质的定义,并且是进一步陷入了这个泥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就是和西方一样的也具有英雄传统的,这其实和丰富的中国文化不相符的。因此,他在批判以汤亭亭为代表的“伪华裔”作家曲解中国传统和神话的时候,而自己则同时也在误读中国传统和中国神话。这也成了华美文坛的一个笑柄。这可能正应正了阿尔都塞的一句话:“当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作为常识被整合进了统治阶级的意识之中后,会在被统治阶级继续盛行。”同时,由于赵健秀激烈的批判态度,作品中出现大量俚语、甚至一些低级、色情的言词,这对作品的艺术水准也有所伤害。这也是其作品未得到主流文坛承认的一个原因。
  赵健秀小说自始至终都体现了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政治情结,这种政治情结的灌注既是作家本人的一种政治态度,也是作品本身的一种独特风格,同时也是广大华美文学研究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对其政治情结的表现,评论界也褒贬不一,这也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探讨的议题。
  (摘自《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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