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认同与概念重塑
——《典型的美国佬》之文化解读
刘 丹
自美国于1776年成为一个国家始,由不同族群组成的美国人民的显著文化差异一直是引起不安的一大根源。“美国人”概念在国籍意义上和在文化意义上的分裂并未伴随着《独立宣言》中美国精神的确立或美国公众社会的形成而得到解决,于是“谁是美国人?”也成为了美国社会文化中一直未能妥善解释的一个问题。瑞典社会学家默达尔(Gunnar Myrdal)曾将美国天赋人权的国家信念和强烈的种族意识之间的相互矛盾称为“美国的困境”。本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当代美国化裔作家任碧莲的长篇小说
《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1991)即是一部从华裔族群的视角观照“美国困境”和重塑“美国人”概念的文学作品。本文审视该小说的表层文本和深层文化心理,探讨作者的可能文本建构目的和文化内涵,力求从中窥测当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作品的发展方向。
《典型的美国佬》的表层文本叙述的是一个华裔移民家庭追逐美国梦的故事,从作者全知型的第三人称角度描述了冷战时期拉尔夫•张一家人在美国的边缘人经历以及他们“美国梦”的暂现和幻灭过程。具有特定文化语境意义的“美国梦”历来是美国文学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创作主题,从主流文学到“亚文学”,以“美国梦”为中心语义的小说不胜枚举,华裔文学作品中女作家黄雪玉的自传体小说《五闺女》(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讲述的即是华人版的“美国梦”。作为新一代美国华裔英语作家,任碧莲在20世纪末仍然选择“美国梦”这个已经被历代作家阐释过无数遍的主题来展开其小说情节,笔下深意显然,而小说命名及开篇第一句已暗含其意:小说文本的主人公是“典型的美国人”,作者描写的也是“一个美国故事”。
故事中,拉尔夫•张(Ralph Chang),姐姐特莉萨(Theresa)和妻子海伦(Helen)怀着美好的希冀来到美国,追寻各自心中的美国梦。一家人经历跌宕起伏,梦想曾经成真,却最终以悲剧收场。张意峰(拉尔夫的中国名)在中国解放前夕来到美国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他的梦想是取得博士学位,从而证明自己,“打碎他父亲的世界”。由于签证问题,拉尔夫成了非法移民,他不断搬家以躲避移民官。犹太裔教授平克斯(Pincus)曾答应帮助他,却因怀疑他“撒谎”和图谋不轨将其拒之门外。正在绝望的边缘,拉尔夫的姐姐特莉萨(Theresa)奇迹般地出现在他身边。在特莉萨和她的朋友海伦(Helen,中国名海蓝)的帮助下,拉尔夫回复正常生活,取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东部一所大学,并与海伦结婚,育有二女,凯莉(Callie,中国名开兰)和莫娜(Mona),中国名梦娜)。不久,拉尔夫在老同学老赵(Old Chao)的帮助下取得了大学长期教职,一家人搬进了象征着“美国梦”的花园洋房。迄此,张家人便已成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梦”对他们来说也由梦想成为了现实。然而,格勒弗•丁(Grover Ding )的出现改写了张家人的命运。借不法经营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格勒弗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后代,除了相貌体征之外,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华人的文化特征。格勒弗飞车、滥交、逃税、欺诈,然而拉尔夫却着迷于他口中“美国梦”、“白手起家”的物质诱惑,放弃大学教职,经营起了炸鸡店,藉逃税来获取非法额外利润。最终却因格勒弗的欺骗行为导致倾家荡产,非但一无所获,结果反而是妻子海伦被诱奸,姐姐特莉萨被精神失常的拉尔夫意外驾车撞伤,几乎丧命。一家人的容身之处——花园洋房最终也被迫出售,拉尔夫从几乎就要到达的“终点”又重新回到了“起点”,书中故事也着落至此。
我们可以将
《典型的美国佬》中主人公拉尔夫•张一家人在美国的遭遇视为少数族裔群体移民经历的浓缩。任碧莲在小说中试图充分利用反讽来突出其写作主题:“谁是美国人?”。在张家人的初期经历中,他们总是称其他人为“典型的美国人”:这些人“一无是处”不懂相处之道”、“只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没有礼貌”、“靠不住”、“太浪费”,而他们自己自然是“不会在‘没人管教的’美国变得‘没有教养、毫无节制’”。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张家人却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典型的美国人”,深深为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虚幻的“美国梦”所吸引,这无疑是小说中最具反讽意义的事实:
他们从永久居民变成了美国公民。除了中国新年之外,他们也庆祝圣诞,还是“无线城音乐厅”的常客。他们都有了英语思维。现在会有些东西他们不知道怎样用汉语来表达。房子外面的语言逐渐渗透了进来。特莉萨,海伦和拉尔夫从一种语言滑向另一种语言,活像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流传的海龟;虽然其中一种始终让他们(的交流显得)更为自然,但两者都是那么缺一不可。
……
以前他们懂得美国些什么?……从前的生活在无知的黑粪中陷得越深,目前的生活就显得反差越大。……似乎他们从前所居之地根本就不是什么陆地,只是一个离岸的小岛,一处长满低矮灌木、平凡无奇的小土丘,一块附满甲壳动物的岩石,小到仅仅能容下一所医院和一所工程学校。然而这个“新世界”——它是一整片大陆。一个天堂,他们都赞同。一艘海轮之于一条漏水的木桨船。一辆卡迪拉克之于公车上靠着过道的一个座位。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华裔“美国梦”的描述,任碧莲在小说中更为关注的是以华裔移民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文化的包围下探求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同时通过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提出作者对“美国人”概念的全新诠释。在表象的追梦文本下,小说着重剖析了主人公在此过程中逐渐理解和接受美国和美国文化、最后成为“典型的美国人”的心路历程。作者的意图也表现为淡化移民的族裔背景,展示美国社会环境的复杂给各族裔移民们带来的文化身份认同困惑,以及与此同时美国文化的强大包容力为他们所提供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文化身份的自由空间。
来到美国后,张家的三位青年摆脱了过去的生活——解放前的中国父权社会——对个性和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抑制,美国自在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寻找自身身份认同的充分自由和极大可能性。对拉尔夫来说:
在中国,人们更多担心的是自己能否被别人认可……然而,在广袤的美国,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松散,谁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需要一种(与在中国)不同的理解。拉尔夫必须了解自己的限度和动力所在,对自己的灵魂中的善与恶也要明了,才能适应这一切。(143)……他看到一个帝国在升起,一个甚至比他父亲在年富力强时所支配的世界更威严、更强大的帝国。 在海伦眼中:
(中国的世界)像个溜冰场,一片有限的空间,被墙围着……这里的世界广阔无垠,视野无边无际,毫无阻隔。
她变了那么多,那么快!……似乎当她将自己交给这个新世界时,她就已经被什么控制住了——是一种驱动力,让她想将这个新世界变成她自己的世界……她不禁为自己骄傲起来……发现……她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了力量本身。 特莉萨则认为:
我们说典型的美国人是不对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过去说典型的美国人都是废物吗?……那是因为我们那会儿我们自己是无用之辈。
任碧莲正是借特莉萨之口,宣布了自己对“美国人”这个概念的认识,将它解释为一个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借此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认识:即人们应该从被予以过多关注、容易导致文化分化的族裔问题转移到认识身为“美国人”的问题,找到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共性,而不是分裂它,应该找到“我是谁”即“谁是美国人?”的答案。
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以“一个想像的政治社会”来定义“国家”,认为它不仅具有地理的界限,同时也具有思想上的界限。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作家任碧莲将“美国人”也解释成为了一个具有思想界限的概念,她认为美国人“已经不再是仅仅代表祖籍是欧洲的那些美国人。来自所有民族背景的人们都参与这场认同的思想斗争,即我是谁的斗争,我能把自己造就成怎样的人的斗争”。
在由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学潮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冲击下,美国的“大熔炉”神话破灭,宏大叙事逐渐式微,社会文化中也涌现出对“族裔”问题的关注热潮,各族裔群体纷纷以“文化寻根”的方式来寻求身份认同。这一系列连锁式的反应无疑直接导致主流文化和各族裔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问题,而这也正是美国社会面临着的一个深刻问题,即潜在的文化分化问题。当前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给人们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探寻自身文化认同的条件,但这种美国式自由可能造成的沟通受阻和文化分化或许远远超乎人们的想像。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
《典型的美国佬》也许能为我们透视该小说提供一个具有社会现实性的有利视角。作者任碧莲试图在其作品中通过淡化不同族裔背景导致的现代美国人之间的疏离感,来强调“美国人”作为一个“想像的共同体”的共性,而不是固守各自的族裔背景。在写作中对这一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的关注,足以显示出她作为一名作家的社会敏感度和文化批评意识。
如果过分强调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共性,则容易给人以“美国化”运动的嫌疑。任碧莲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类比和互文,对此,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可谓独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一方面,为了建构个人写作语境,作家的这部小说仍然在主流文化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保持了华裔作家的写作特色,这主要表征为该小说中汉语拼音和英语解释的并存。另一方面,这部在概念中被归类为“亚文学”的作品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为美国读者所接受的事实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小说在文字艺术上的魅力,它的美国式跳跃节奏和一泻千里的流畅文字令人印象深刻,更具任碧莲个人写作特色的莫过于小说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聪明幽默,匠心独运的创新语句中也不时闪动着女作家的机敏才思。极具幽默感是任碧莲的天性,也是她写作的一大亮点,她的小说中不时会出现令人忍俊不禁的场景和用词,而滑稽有趣的表象却始终不能掩盖作者深藏在文本中的严肃主题。将欢笑和忧思并置,是任碧莲独特的文本构建方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种“阴阳调和,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是她“亚洲式敏感的一部分”。
任碧莲的小说虽然仍旧从华裔美国人这个边缘出发,但它摆脱了华裔文学作品中易落窠臼的“讲古”结构,也全然没有迎合西方人猎奇口味的顾盼生姿。美国式写作手法之间,中国式哲学思维隐约可见,两者的结合浑然天成,毫无一点踌躇,这在展现美国文化令人惊叹的包容力之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任碧莲为之释义的“美国人”概念:它并非抛弃了什么或成为了什么,而是将民族的传承转化为世界的,在保留、保容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找到文化的共性和作为美国人的共性,充分展现美国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自由,以摆脱美国社会中潜在的文化分化危机。
诚然,人们对这个美国式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并非是任碧莲独具慧眼的新鲜发现。“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词的发明者霍勒斯•卡伦就坚持认为“对差异的容忍本身是‘美国思想’的一部分……美国过去是,而且应该也永远是,一个‘不同民族的联邦’”。罗斯福总统也曾宣称,作为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问题”,而从来不是“一种种族和祖先的问题”。关于该问题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社会人类学大师、英国的马凌诺斯基教授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作出了明晰的解释:“文化可以使人格深深地改变……文化可以令人放弃他的自私自利。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只依靠外力的束缚,人与人之所以可能互相合作,乃因由个人感情和忠诚中产生了一种道德的力量。”然而作为一名被标识为“非主流”的作家,任碧莲在其这部长篇小说中所展现的广阔视野令人赞叹,她直接从华裔族群这个“边缘”出发来解构“美国人”这个原本具有文化霸权意味的“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再试图阐释出更宽泛的新“美国人”概念,由此达到其小说文本建构目的,找到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共性,找到“我是谁”的答案。从这部立意深刻、艺术手法新意盎然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窥见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所关注的焦点相对于其前辈作家的转移,通过在写作中对世界性问题的充分关注,他们正在试图超越“华裔作家”写作的局限,突显出华裔写作所具有的世界性。
任碧莲的这种文化批评方式与李欧梵教授近年来提倡的“边缘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照李教授的观点,边缘可以反中心,但它反中心的方式并非取而代之,而是把它解构。当该中心变成数个中心的时候,它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权威性就被减弱了,而当中心分散以后,它事实上已经和边缘连在一起。任碧莲在小说中利用边缘族裔群体探寻文化身份认同的经历,将原有的“美国人”霸权文化中心概念解构,以期建构起由各个族裔群体组成新“美国人”概念,也即一个分散式的、与各个边缘紧紧相连的中心。在这种边缘与中心不断纠葛和进行互换的模式中,事实上也已经包含了赛义德的“文化杂交”思想。经由解构再建构的新“美国人”概念,既不失各个少数族裔群体的个性,又为美国社会平添一股文化向心力,不失为解决美国社会潜在的文化分化问题的可取方案。边缘可以解构中心,中心也可分散成数个与边缘紧相连接的中心,任碧莲借小说文本表达文化批评意见本身已是“边缘论”成功的极好例证。以长篇小说
《典型的美国佬》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作为多元文化及其文化表述的构成参与了美国社会文化的进程,也预示了一直以来被标识为“亚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学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充分可能性。
(摘自《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