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08-8-27 9:56:00
非意义历史下的背影
钱 刚
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 ），是法国当代新小说流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小说和电影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他以非意义、物化写作的方式来拷问艺术的真实，并坚持先锋的电影实验，在文字或影像中，模糊甚至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位置，使得正常的时空流转呈现异形。
2008年春，罗伯-格里耶因心脏病去世。为纪念这位法国“新小说教皇”，我们编发了探讨罗伯-格里耶及新小说派的几篇文章，以察见其艺术探索之境，珍惜他们所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当新小说从法兰西大地走向东方的时候，罗伯-格里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他指代的是一个倾向性表达的系统问题。或者作为小说家的罗伯-格里耶，并未想象过如何穿越文本的问题而建立起符合自我表达的意义系统，真正地以哲学的深度去发现世界的问题。这对于他来说，同样也是缺乏意义的，他只接受了后现代主义者的现实的意义论点，并从自己的表达出发，适度地表现非合理性，从表面的呈现去多向地完成对于呈现本身的追认。从这一点上讲，罗伯-格里耶更重视的是如何去实现呈现的问题，而不关心呈现了什么问题。对于罗伯-格里耶，他的社会呈现往往摹拟了自己内心模糊的情感生活，他认为呈现是写作者的写作支持点，写作者对于现实的理解，只是一种对于现实想象的自然性摹拟，而只有这种摹拟才能真正地获得对现实的指认，揭示现实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培肓人性中真实的东西，使人从中获得审美价值上的超越和对传统的否定，形成区别于理性强制道德的道德观念。
以此为创作的基点来认识罗伯-格里耶及其所倡导的“新小说写作”，势必要求我们去从现代语境中梳理和界定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非意义性强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零度了意义；二是从《橡皮》到《嫉妒》，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潜悲剧色彩及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其独具魅力的视角。而这一切都直接地形成文学后继性力量的策动源和思考点，直接地作用于“后新小说期”对新小说及罗伯-格里耶的反刍和批评视域。
非意义性写作
格里耶所要提倡的非意义化写作究竟在安排什么呢？对于格里耶的新小说而言，他所强调的是众体参与性，也就是作者作为一个发起者。他只安排材料的基本组织工作，而不图谋去实现作品的意义延伸，而是将意义的发掘交到阅读者手中，使阅读者成为写作的一个环节，在写作过程中扮演作者的角色，去实现审美的要求。也就是说，作者要求读者自觉地在阅读过程中自我实现多元价值，通过阅读心理在不同读者心里的变化中反映感情的意义，得到自我的审美快感，完成价值的再造性建构。这也就形成了后现代主义价值体系下的写作传统，即意义的消解，以写作与阅读统一的整体意识的珠链来引起新的兴奋点。这里作者的审美是存在性的。虽然呈现了某些荒诞的色彩，但决不是荒诞性，它只是在渴求一种表现的可能性。
从《手套》到《暧昧》，格里耶不停地在取消意义的确定性，在现实的虚构中建造着真实，并不断拓展着社会性的疑问。在他的笔下存在的不确性是认识的基础，他为仅此而已的存在捕捉着精神的光洁和完整，从细节中去实现意义的多重力量。从另一方面讲，这种无意义会直接对我们的阅读形成袭击，以简单的存在事实切入了现实社会直至思想的细微处，而细节性的思想散发和场景安排的虚构真实，在非意义的摹拟现实反应中完成了物质对人的包围和变异。从以上的知识图像的发现而言，是形成了无意义场景布置的重新设置的需求，无疑是完美演绎了挑战意义性的气质。
在罗伯-格里耶看来，“非意义性”是破除既定性传统意义的建构，从根本性的意义走向主观意识零度化的方向，建立起客观真实存在的多元性，以内部语言主宰的放松诠释主观性低度，形成相别于后现代能指架构下文本重复的根性传统意义的多元性放射意义，也就是说罗伯-格里耶的“非意义化”是强调了对传统意义的解构之后对新意义的建构（也就是零度建构）。当然，在完成了文本意义的追索之后，涉及的问题是罗伯-格里耶的建构的意义究竟指向了何处。在我来看，罗伯-格里耶不带情感的语言描述，具有明显的批评性色彩，其主导性掺杂有复杂的否定美学倾向，他以《窥视者》中床铺的凌乱，《嫉妒》中动物的阴影、指纹对社会化的私人心理进行了嘲讽。这必然地形成了批判性，并且在批判中陷入了悲剧审视关注，形成绝对意义上的主观现实主义。在悲剧结构的审美通感中通过生活和语言的滑动，在后现代建构中担负了悲剧的意义承载。作为对悲剧的承认，罗伯-格里耶用色情、变态、裂片虚构，演绎了社会的痛苦和悲伤，以及物质欲望的胜利，而这正是暗示人类心理的整体而又本质的东西。实际上，这种矛盾构成了革命的方式之一，在实现最高的文学表达的同时呈现了非完整幻片下的思想尴尬和社会参与。这种悲剧感内在的品格又在彼此之处呼应了直接主观意识下的非意义化自在。
格里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考量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我们不得不去梳理他的非意义化理论对中国当下文学的影响和深入，而这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意义写作的进入使新小说成为后现代写作的典范，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其起源地法国，新小说并未能闪亮登场。《橡皮》却在中国以十几万册的发行量以及大学教育者、学生的研究热忱，推进了中国文学思想禁锢的瓦解，为中国文学思想走向多元时代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加速了新小说的世界化进程。
第二点是罗伯-格里耶的中国行无疑成为了中国后现代主义解构研究的源点之一，这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研究和出版的方向，切入了中国文学的角落深处，也丰富了中国作家及读者的文化视野和思维扩散。第三点是非意义写作原则直接地对余华、马原等小说家施行了影响，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余华等作家的文学地位。虽然余华等作家在细节处理、意义消解、情节布局等方面与格里耶、萨罗特等大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相对一致的语言革命态度，使他们的写作有了更强的自觉性，发掘了生活中的细节存在，使中国的文学创作真正地异调共鸣地呈现了多元风姿。因此，非意义写作原则与中国文学之间相互形成了反动共构，同时推动了两者的发展。
悲剧性的幻想
虽然罗伯-格里耶强调了“新小说”的写作，并且试图以语言的色情化、暴力化形成新的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从而真正地实现意义的众体化，但是罗伯-格里耶的这种理想也只能成为一种情感幻想。与其写作中表现的悲剧相一致，其幻想也充满悲剧性的结局。因为一方面他所采用的色情、暴力、欲望等感官书写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意义结构，有了直接的言说意义。在象征的范畴中显现了固定性指向，这不仅使他的“新小说”写作与其所倡导的无意义性相去甚远，也否定和动摇了其理论根基，使小说的内容缺乏想象力；另一方面罗伯-格里耶试图以私语的色情去发现社会幻化某个部分，以一部分的外在谜团描述其所指涉的存在，标准是与其思想目标远离的。
如萨特所言：罗伯-格里耶缺乏对生活介于、缺乏对政治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热情的非意义写作思想及概念的认识与罗伯-格里耶对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批评留给我们的政治感觉是不平衡的，而且与罗伯-格里耶自身的理论界定形成了矛盾。两方面不足的交织，不禁使读者建构能指的信心，出现了意义的混乱（这一点可以从深受罗伯-格里耶影响的余华的作品《兄弟》中看出。该作品即为矛盾特征的小说）。而事实上，无论我们褒还是贬，罗伯-格里耶的逝世，不仅标志着一个写作时代的结束，也预示了“新小说”鼎盛时期的完全结束。望着罗伯-格里耶的离去，我们只能在一个背影里寻找记忆。
新小说又称“反传统小说”，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盛行于法国文学界的一种小说创作思潮，在哲学上则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柏格森生命力学说和直觉主义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评论界还是根据其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理念和特征，将某些作家归为“新小说派”。 “新小说派”的主要代表是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 、米歇尔•布托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等。新小说派在兴起时，不为大众所接受。但随着贝克特(1969年)和西蒙(1985年)分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新小说的影响达到了巅峰，遍及美国、欧洲、印度，日本还有中国。“新小说”的创作在70年代后渐趋消退，作为文学流派逐渐走向了消亡。
(摘自《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