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08-8-24 15:38:00
百年奥威尔
孙仲旭
今年6月25日，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百岁诞辰。国际上，除了有关他的几本新书于今年面世外，还举办了一些活动来纪念这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在国内，尽管奥威尔在中国的知音不少，但还不算是位真正被广泛阅读的作家。东方出版社即将推出的《奥威尔传》应能使更多读者熟悉他。笔者有幸在去年到今年初以八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长达三十多万字传记的翻译。以前我翻译过他的两本小说（《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对这位我一直喜欢和敬重的作家可以说有一些了解和阅读心得。
生平及作品
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年出生于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莫蒂哈里，其父理查德德•布莱尔是位英属印度殖民地低等官员。奥威尔于1904年随母亲、姐姐回到英国。1911年，家境不算富裕的他靠减免学费进入一家私立贵族小学——圣塞浦瑞安学校，在这里，他虽然学习成绩出众，但由于出身贫寒而受到校方及同学的排挤和压迫，过得并不如意。后来他以长篇随笔《如此欢乐童年》记述了在这里艰难度过的几年。
1917年，奥威尔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获得奖学金，进入英国两所最著名的中学之一伊顿公学学习。伊顿公学毕业后，他没像许多伊顿毕业生那样进入牛津、剑桥这样的著名大学学习。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精神的影响，加之向往到东方，奥威尔考取了印度皇家警察。1922年至1927年，他在缅甸当警察，但随着对这块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情况的了解，他对帝国主义失去幻想并对自己扮演的压迫者角色深以为耻，所以于1928年1月1日辞去了缅甸警察的职务。他想实现少年时的梦想，去当一名作家，即使生活失去保障，过起赤贫生活也在所不辞，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也正是他向往的。
1933年1月，在决定当作家后又过了漫长的六年，奥威尔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即纪实性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出版该书时，他采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乔治既是英国常见的人名，也是英格兰圣人的名字，而奥威尔是英国一条河流的名字。在这以后几年，他出版了反映殖民统治下的缅甸和英国中下层人民生活的几部小说，即《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和《保持叶兰繁茂》。这段期间，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包括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小店铺铺主等。1936年，他接受“左派读书会”的约请，前往英格兰北部调查当地工人阶层困苦生活状况，并写成了纪实作品《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这是他第一本销量较大的书（四万多册）。这本书既标志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因为在书中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反思，因此为许多左派阵营里的人所不容。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和许多支持西班牙政府军的国际志愿者一样，奥威尔也去了西班牙。他是以记者身份去的，却加入了巴塞罗那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与反政府的法西斯派军队（佛朗哥率领）作战，但后来在前线被敌方狙击手击中喉部，身受重伤。然而就在他养伤期间，马统工党受到同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听命于莫斯科方面的其它派别的镇压，奥威尔也成为被追捕对象，与妻子侥幸逃离西班牙。后来，他以此次在西班牙的经历写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揭穿了一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谎言，这本书被称为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对西班牙内战真相记录最准确的书本之一。西班牙的经历对奥威尔有关键影响，用他的话说：“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为何写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奥威尔持反战态度，这反映在他1939年出版的小说《上来透口气》中。战争开始后，奥威尔改变了立场，决心为打垮希特勒、战胜法西斯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他体检未能合格，无奈之下他选择去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1941至1943年），同时他也加入了地方军。1945年，《动物农场》在完稿十八个月、经过一番周折后终获出版。这部讽刺当时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及人性之恶的寓言小说在战后冷战开始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巨大成功。
此前一直贫困交加的奥威尔并没有享受多少功成名就带来的好处，而是搬去了偏远的苏格兰地区的朱拉岛，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抓紧时间创作他的下一本小说，即《一九八四》。这本小说以奥威尔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了解和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经历，再加上他出色的想象和预言能力，虚构了一个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向人们警告了极权主义将会带来的后果。《一九八四》出版后不久，1950年1月21日夜，奥威尔因患肺结核病与世长辞。
除上面提到的著作外，奥威尔还写作了大量的随笔及新闻文章，并以《狮子与独角兽》等书名结集出版。1968年，奥威尔的遗孀索妮亚•奥威尔与伊安•安格斯共同编辑出版了四卷本《随笔、新闻文章及书信集》。
1998年，彼得•戴维森编辑的《奥威尔全集》出版，共二十卷。
影 响
奥威尔在政治及文化方面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他的作品，一方面来自他的言行及人格魅力。如《奥威尔传》作者杰弗里•迈耶斯在该书前言中所写：“他在文学上的特点——有力的文风，动人的真诚，机灵的隽语——一上来就吸引了我们。他的个人品质——正直、理想主义和执着——在其文字中闪耀着光芒，如同清溪中的卵石。终其一生，奥威尔热切渴望能将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并在英国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他这种渴望为他赢得尊敬，也为他戴上了一个光环。极讲原则的他严于律己，对道德价值不懈的追求为其随笔及小说注入了活力，而他易懂的文字代表他成功战胜了外表之下自我怀疑的纷扰。”
艺术上，奥威尔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语言极富于魅力。在随笔《政治与英语》中，他列出了六条写作要求：
决不用在出版物上常读到的那些明喻、暗喻及其它比喻；
能用短词决不用长词；
能删掉一个词就一定删掉；
能用主动句决不用被动句；
能想起一个日常英语的对应词就决不用外来词、科学术语及行话；
为避免写出任何绝对不规范之语，可打破上述规则。
正是实行了这些要求，奥威尔作品文风简明直接，语言完美而生动。他的一些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作为学习英语的范文，被作家及记者仿效，一些著名作家也承认受到了奥威尔的影响。许多由他独创的词已经进入英语及其它语言，如“老大哥”、“非人”、“双重思想”、“新话”等，连他的名字也形成了一个词“奥威尔式”（Orwellian），使人联想起的，就是《一九八四》中那个黑暗的世界。
奥威尔的写作与政治关系密切，对此他也直言不讳。他认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其中一种便是政治目的-“此处的‘政治'是最广义上的含义，即渴望将世界向某一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同样，没有哪本书完全不带一点政治倾向。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即一种政治态度”（《我为何写作》）。他在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后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奥威尔最著名的两本书是揭示现代社会潜在的危险，抨击极权主义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此两书已被译成超过六十种文字，销量超过四千万。它们的成功当然跟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有关系，甚至它们本身，也曾被当作冷战的宣传武器，但是其生命力不仅仅建立在其政治寓意上，而是它们将文学上的高水准与政治目的完美地结合起来。
奥威尔并不是个政治家，他对政治理论的了解并不深入，也未在这方面有较大建树。他会随着自己的认识改变立场，如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抛弃，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反思等，但他始终坚持的，是从良心出发和公正及人道主义立场，无怪乎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V.S.普里切特称他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我理解此处说的“冷峻”是指即使秉良心行事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也不会因此改弦更张。不少人眼里的奥威尔更是几乎有种圣徒的影子。当然如杰弗里•迈耶斯在《奥威尔传》所揭示的，奥威尔身上也存在不少缺点，他在写作中也会犯错，所提出的某些观点有待商榷。但总的说来，除了作品，奥威尔的人格魅力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产生持续的影响。
也有人认为奥威尔只是位因为冷战而走红的概念化作家。但应该看到，时至今日，奥威尔的作品仍被广泛阅读和被千千万万读者喜爱着。在近年多次对二十世纪及以前的文学进行总结的活动中，奥威尔的作品总能登上一些最佳或最受欢迎的书单。最近一次，是2003年5月揭晓的英国广播公司所评选的一百本在英国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名单，奥威尔在其中又独占两席，是《动物农场》及《一九八四》。
奥威尔在中国
奥威尔的作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还是在中国结束文革恶梦走向开放之时。在推介奥威尔中居功至伟者，当数已故的董乐山先生。除翻译《一九八四》并选译了他的随笔（《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外，董先生还写过多篇文章介绍奥威尔，特别针对这位作家所受的误解乃至被贴的标签进行了辩解。鉴于奥威尔曾对苏联的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统治进行过激烈批评，他在不少地方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作家。董乐山先生对此有感而发：“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
《一九八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公开出版，它立即为奥威尔赢得不少知音，不少人叹服他的远见卓识并撰文赞赏。从那时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其它一些作品也陆续被翻译出版，如《动物农场》、《上来透口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等，另外他的随笔、书信、日记集也被翻译出版，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但译过来的不足他主要作品的一半（若参照二十卷的《奥威尔全集》，这个差距更大），距全面译介还很远，无法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其人其作品。而除了一些随笔性文章外，对奥威尔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才刚开了个头，这就需要学术和出版各界继续努力。
（摘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