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08-8-16 15:59:00
《橡皮》：十五万册的影响
何小竹
2008年2月19日下午,成都出了太阳。但就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罗伯-格里耶去世了。我坐在万达国际影城的咖啡馆,看了看窗外,阳光依然存在,只是略显稀薄和寒冷。
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就将罗伯-格里耶80岁时出版的小说《反复》放在枕边,睡前和醒来都读上几页,断断续续的,到现在还没读完。同时,我也在期待着他85岁(2007年)出版的新作―――《伤感小说》的汉语译本。现在看来,这部小说已成绝笔。一个叫罗伯-格里耶的作家,从此不再为这个世界带来“新作”。死亡为他的写作画上了句号。从这一刻起,罗伯-格里耶这个名字,也像卡夫卡、博尔赫斯、索尔•贝娄一样成为“过去时”。这其实是意料中的事。但要承认这个事实,还是让人半天不能言语。
我觉得,在中国最与这位作家有着“亲密关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诗人杨黎,一个是陈侗(应该怎样来界定他的身份呢?画家?作家?书店老板?出版人?)。去年冬天我在网上购买《反复》的时候,顺带也买了陈侗的《马奈的铁路》。这是一本主要以法国“新小说”为言说对象的随笔集。这十年来,陈侗为罗伯-格里耶等“新小说”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奔走于巴黎、长沙和广州之间,并与法国午夜出版社创办人兰东以及罗伯-格里耶、图森等作家建立了工作之外的个人关系。在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一小众文学爱好者能够较为全面地读到这些非热门作家的作品,全赖陈侗的不遗余力(出版社以及余中先等翻译者也功不可没)。陈侗固执地推动这项无利可图的“事业”,也许与他少年时候受到的“刺激”有关。在这部随笔集中,陈侗写道:“当我还是一名不懂得现代主义究竟为何物的孩子的时候,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橡皮》就以十五万册之多的印数摆在了每一个书店的货架上,就连我生活的小县城,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轻易地找到这本书。”这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这也是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在中国“大热”的时代。但事实是,如此大的印数,可能影响了像陈侗这样一批终身不渝,不带功利目的的“新小说”爱好者,却没能让罗伯-格里耶像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那样,给当时的中国小说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这位法国“新小说”的旗手虽然没能“附身”于中国的“新小说家”们,却在一个中国“新诗人”身上得到了回应。这个人就是杨黎。
1981年,正在写诗的杨黎接触到了罗伯-格里耶,先是《窥视者》、《嫉妒》,然后才是《橡皮》。这年他19岁。“我打开它(《窥视者》)的一瞬,也不知道它会对我产生那么深的作用。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初次的感觉:我刚刚读了两页之后,合上书,抬起头,眼睛看向很远的地方；比天空还远,比阳光还远……”若干年后,杨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与罗伯-格里耶的“相遇”,促成杨黎写出了他的《怪客》、《冷风景》(《小镇》、《街景》等诗歌的总命名)以及《沙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等成名作。如同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颠覆了“小说”一样,杨黎的这些诗歌也彻底颠覆了“诗歌”。
法国“新小说”的兴起,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除罗伯-格里耶外,这一文学潮流还为世界贡献了克洛德•西蒙、米歇尔•布托尔、娜塔丽•萨洛特、杜拉斯以及被他们引为同道,客居法国的爱尔兰“老作家”贝克特。这些作家无论从风格、题材都不尽一致,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干了一件同样的事情―――给“小说”挖坟墓。这里的“小说”指的是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小说写作的既有观念和模式。但“新小说”作家们却用自己的写作表明,没有天经地义、一成不变的“小说”,“小说”还可以是我们这样的。“我们”的小说也有情节,也有人物和故事,只不过,“我们”认为的情节、人物和故事与“他们”认为的不同(小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由若干“不同”构成的历史)。关于读者“读不懂”的问题,罗伯-格里耶晚年在一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我年轻时有一个梦想,希望‘新小说’能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或许可以将作家做个分类,有一类作家为已经存在的读者写作,另一类是为将要出现的读者而存在,是书创造了读者。”
也许,罗伯-格里耶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他值得乐观的理由和资本。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创作界还是阅读界,都无法乐观。小说家们早已没有了“创造读者”的梦想和兴趣,有的只是迎合读者。更准确地说,是迎合市场。就连曾经受过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影响的“先锋作家”,多数都放弃了对小说本身的探索,加入到“迎合”的行业,并将这种“迎合”美其名曰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但事实是,他们是在为获得电视连续剧改编权而写作,回归的是庸俗主义。
罗伯-格里耶的去世,或许会成为一个契机,让中国文学界从市场的浮躁中暂缓下来,重新将目光投向“文学”。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