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精神
张玉书
1977年，大地春回。《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主编李健吾先生终于找到了在“文革”前向我预约的稿件：海涅的《论浪漫派》。这部文稿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走，想不到经过十年浩劫，竟然奇迹般得以幸存。李先生欣慰地将这失而复得的稿子送还给我（ 因为《译丛》已不复存在），我把它认真修改一遍， 交给我的好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夏玟女士。不久传来佳音：她们编辑部经过审查，决定出版海涅这篇理论名著的译稿，责任编辑是绿原。
绿原是何许人？夏玟告诉我，他是著名的诗人， 因为胡风事件，锒铛入狱，过了七年铁窗生涯，他的德文就是在狱中自学的。我与绿原合作得非常愉快，1979年《论浪漫派》出版后受到欢迎，责任编辑绿原的加工修改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从责编和译者变成了同行和朋友。
当时胡风一案尚未正式平反，绿原只是人文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因为才华出众，工作认真，逐渐受到尊重，虽然仍有人对他歧视，他始终泰然处之。不久，人文社听取冯至先生的意见，决定委托我主持《海涅文集》的编选工作。文集第一卷《理论卷》，便包括了绿原自己翻译的名作《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我于是知道他的德文功底相当深厚。
此后，我们开始了密切的合作。我介绍他和德国奥斯那布吕克大学的沃斯勒教授相识，他们共同主编德国现代抒情诗选（书名为《黑色太阳群》和《现代中国抒情诗》）。后一部诗集由绿原编选，由祝彦、章鹏高等中国学者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
1985年，绿原作为国际日尔曼学会会员，和中国日尔曼学会主席团成员一起应德国下撒克逊州之邀，和我们一起访问该州，向德国作家学者介绍中国的诗歌，我为他翻译；接着，我们一起在哥丁根参加国际日尔曼学会大会。1988年，我们又应邀参加在明斯特召开的国际抒情诗人聚会，绿原和邹荻帆在会上朗诵自己的诗歌，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在这密切的合作过程中，我们成了知交挚友。1988年，我们同机回国，归途中我们敞开心扉，交流思想。他作为学长，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满足于口译工作，要多从事笔译，更要多写。他的忠告使我茅塞顿开。
我要特别提到的是，1987年和1997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两次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绿原每次都写诗献给海涅。第一次用中英文，第二次用中德文在会上朗读。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纪念席勒二百周年忌辰的国际席勒学术研讨会上，绿原也发表了纪念席勒的诗歌，显示了他丰富的学识和出众的诗艺。
使我折服的是，他不仅为海涅研讨会写了诗，竟然还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 供学生在大会上朗读。当然最使人惊叹的还是他离休后的学术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深化，政策的落实， 绿原在八十年代中不仅完全恢复了名誉， 还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没有听说他大权在握，有什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丑闻，但见他一再为介绍名著、提携后辈而殚精竭虑。离休以后，他也并未因失去权位而若有所失；相反，摆脱杂务，他便全力以赴地译介德语文学中的精品杰作。九十年代他的《浮士德》新译本和《里尔克诗选》相继问世， 使得我们这些日尔曼学学者在钦佩之余，不免感到汗颜。我们忙忙碌碌地干了一辈子，到底为中德文化交流、德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有的留学多年，有的几次出国深造， 我们掌握德文又到什么程度呢？绿原不是科班出身，从未出国深造，却能掌握德语到这样精深的地步。我不禁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什么精神支撑着绿原，在铁窗后面苦学德文达七年之久？
记得在大学读过一篇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狱中学习德语的故事，这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莱比锡公审他的时候，把法西斯的法庭变成审判法西斯的法庭，用他自学得来的德语知识，揭露了纳粹自导自演国会纵火案的丑剧，把原告戈林批驳得狼狈周章，最后在世界公众面前失态咆哮，自我暴露。
绿原学习德语，当然不是为了用德语在法庭上辩护，而是要通过学习德语把无端被夺走的漫长岁月再夺回来，不使光阴在无望的期待中白白流逝。人生几何，有几个“七年”可以虚抛？绿原在狱中却从德语学习中找到慰籍，找到力量，找到生命的意义。他坚信，假的就是假的，不实之词总会全部被推翻，他们的冤案总有大白于天下之日，那时他将要以自己在狱中学得的语言知识，继续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大厦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那些不白之冤的构陷者们，有的早已离世，有的在宦海浮沉中先爬到令人艳羡的高位，后又跌落到令人不齿的深渊，有的则在内疚和追悔中虚度光阴， 耗尽精力，碌碌无为地步入人生的暮年。而绿原在古稀之年仍以旺盛的精力，充沛的灵感，去攀登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巅峰。每当我感到疲劳，想要歇息的时候，就想起他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战胜自我的顽强毅力，长年辛勤笔耕的丰硕成果，有这样的榜样在前，我还有什么理由懈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