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莽的美丽人生（二）
中国网
中国网:那您是一见钟情吗？
高 莽: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演出挺成功的。你想想那时候哈尔滨刚刚解放，能有什么好的，舞台跟布景和现在没法比。我记得她把我的列宁像都拿出来了，演出的时候摆着。演出过程里见面观众有人穿着皮大衣，觉得符合冬妮亚的父亲穿，就下来借，很有意思。演出很成功，我记不得有多长时间，对哈尔滨这个城市来都很有影响。这个剧本不仅是在哈尔滨，在全国也是第一次上演，上海的都是旧时代的名著，真正革命的作品就是《保尔.柯察金》在哈尔滨的演出。
后来举行庆功会，在饭厅里，他们剧团的主要负责人敬酒的时候讲，这个剧本是谁翻译的，那个时候都叫我小名，没有叫我大名。大家都愣了，以为我岁数很大，感觉很奇怪。这个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是我翻译的。但是后来我看她演出其他角色的时候，有一次她在《北京人》里面演一个老太爷的大少奶，有一个片断是大少奶咬老太爷的胳膊。我记得当时我还说，谁娶了这样的老婆算倒霉了，我说我一辈子不会娶这样的老婆，在家里会被咬死的。结果后来还真成了，也是很偶然的。
她那个时候到北京已经在青年剧院了，我从北京陪代表团回来的时候大家一凑热闹，说你有个女朋友在这儿，干脆趁团没解散就举行婚礼吧，就这样举行了婚礼。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更有趣了，过了几年，好象是55年春节的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随代表团来访问，那个时候我给她做翻译，她知道我翻译了这个剧本，而且我爱人演过这个戏。她说我一定要见我们，我就把爱人带去见她。她拉着我的手说，我是你们的媒婆。后来她送给我的书，她送给我的照片，写的信最后都落款“你们的媒人”。
我每次到莫斯科时都到新圣母公墓悼念奥斯特洛夫斯基，后来一看他的夫人也去世了。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头发都白了，我也不认识她了，她也不认识我了，后来记得了。她已经不能动了，我说我给你画像，她说不画，太老了。我们一起回忆在北京的会面，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很感动的。
去年莫斯科举行了一次画展，就是为奥斯特洛夫斯基举行的，馆长专门让我给他画了一个像，画展出了。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曾经一度否定了保尔.柯察金，但是馆长还有一批热爱苏联文学的人都在努力，现在已经渐渐恢复了。他们从教科书里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片断都去掉了，现在逐渐又开始恢复了，所以很不容易。整个文学史、历史发展都是曲折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所以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也感觉干什么事情都不容易。
中国网:高老，我们知道绘画也一直是您的爱好。而且我们听说您的母亲教给您画画的一个诀窍，就是画女性的时候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画男性时要比实际年龄年长一些，是不是这样？
高 莽:你说错了。我画画和搞文学是同时进行的，都是十几岁开始的。我12岁就参加画展，而且画的是油画。我在哈尔滨曾经和三个俄罗斯的画家学过油画，后来因为我爱人闻到调油的液体身上过敏，所以我就放弃了，就改成画国画。画画中有好多事，我讲一些另外的事。因为我现在把教训告诉你们。
我那个时候什么都画，漫画、插图，东北的一个作家出小说，给他画画。给最早翻译《静静的顿河》画过插图，我什么都干。那个时候能干的事我都干，我什么都喜欢，除了管钱我不喜欢，我什么都喜欢。文学艺术方面我特别喜欢。建国前夕，根据东北局提出的号召，可能是党中央安排东北搞一次反浪费，我就画了几幅反浪费的漫画。结果没想到惹了大祸，49年刚建国，50年初《文艺报》杂志用6版面来批我，都是两个大人物。一个是蔡少红，一个是华见闻，都是美学的。按编辑的话讲，为了批我的漫画，他们曾经讨论过，找了好多搞美学、绘画的人研究以后，两个人授命写出那两篇文章。主要是说我丑化劳动人民，把工厂厂长画成像资本家。那个时候的确像资本家，胖胖的，戴个眼镜，说我思想立场不对，说我受美国的漫画影响太深。其实我受的不是美国影响，是苏联的。总之，批的我体无完肤。
那个时候我是建国以后文艺界第一个挨批的人，在我之前没有人。可能是我太小，问题不是太严重，反正我挨批了。这之后我就学乖了，就不画丑化人的，就美化人。我学乖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思想，不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而是需要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我也不是专搞画画的，所以不太在乎。后来我妈讲，你画女人要漂亮，画男人要画年轻一些。所以我说你就错了。她说这一定很灵，我给你画的漂亮，你肯定说太像我了。我画的比他年轻，他可能说我就这么好看。后来这句话传到钱钟书和杨绛那里，他们说这样文学艺术永远没有好作品。后来传话的人讲，不是他们两个人说的，是钱钟书说的，杨绛的看法不一样，他说可能有道理。后来我证实了这个还是有点儿道理的，因为人是需要美的。
中国网:人都是追求美好事物的。
高 莽:所以没什么大错。当然因此也没有创作出好的作品。
中国网:我们看到您家里挂的很多画都是您自己画的。
高 莽:这幅画我之所以喜欢，就是因为是我今年画的。为什么画？本来是俄罗斯的一个博物馆想要一张画屠格涅夫的画，我也答应了。我这些年画过了好多俄罗斯作家，有普希金、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因为我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所以在去年展览的时候，他们的《真理报》以一版来介绍我，后来他们感觉到画画的这个人对俄罗斯文学太熟悉了，他能抓住特点、形象，各方面都符合。而且我用的是宣纸，因为他们不会用宣纸，笔又那么软，墨又那么湿，很容易塌。
《真理报》从来没有用一版篇幅介绍一个画家，而且他们两次介绍我。这张画我本来答应给他们画，画了以后我舍不得，因为太难了，几十年了。我多次上他的坟，每次去我都想应该画成什么样？因为画他的人太多了。就是想不出一个跟自己有关系的，最后我想到画《城市多么美、多么鲜的玫瑰》，这是我17岁翻译的他最早的作品，发表了。这篇文章是他晚年时候写的，我说我如果能把这个情景画出来，究竟这个花是鲜还是不鲜，还是已经鲜过了。而且他的生活也充满了各种色彩。他有过私生女，有过情妇，自己又死在国外，写出来的东西也受过进步作家的批评，也受过好多作家的肯定，所以很不容易。我画出来发现好多都不是我日常能够画出来的，再让我画就画不了了。因此我就把它留下来了，下面准备请一个外国人写几句话。我这么大年轻画了很不容易，不像二三十年画，现在很不容易。
中国网:我想您确实对俄罗斯文学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在1997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你“友谊勋章”，我想知道您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高 莽: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激动，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就会这么做，任何时候还会这么做。不仅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我不会停止。所以他当时给我时我挺高兴，但是我没有太激动。可能我得到的各种奖牌、奖章多一些，什么普希金、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得过各种各样的奖牌。
叶利钦给我挂牌子的时候我发现他缺一个手指头，后来我就看书才知道，我以为他战争期间是残废军人，原来是他小时候淘气被炸掉的。但是他的热情很感人，那个时候奖章给五个人，能够把我推上去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也没有太激动。
中国网: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认为翻译工作对您的人生有多大意义呢？
高 莽:太大了。我翻译的保尔.柯察金如果不影响我的生活，我不会翻译。正因为他的那种新生活使我变了样子，使我懂得了什么叫爱国、国际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这里面就是他的那个名言，就是“人生只有一次，怎样活过，不能虚度，要为全世界劳动人民服务”。这种思想从那个时候就树立起来。
我那时候还翻译过《永不掉队》，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建国初期这篇文章收入过咱们的语文课本里。这里写的是战争爆发了，前线是两个人，一个是原来的学生，一个是原来的教授。学生当连长，他就训教授，说你老拖着大家，慢，你不对。后来教授还是在最险恶的场合炸一个坦克，把眼睛炸瞎了。后来战争结束了，学生去上课，当了教授的学生，结果他的功课老跟不上，说功课太难了，跟不了，不干了。这个时候老师说，你是学生，战争时你当时说过你不能掉队，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你不能掉队。所以我告诉自己活了多大岁数不能掉队，只要有这口气我就要干，按自己力所能及的来完成自己所能做得使命。
中国网:您觉得对翻译工作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从事这项事业，您觉得他们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高 莽:我觉得到现在戈宝权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讲：到老年越来越不敢翻译。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是一种谦虚，没有太懂。我现在懂了，绝对是越来越难，而且我认为翻译不见得比创作要轻松多少，也不比画画要轻松多少。要选出适当的字，准确的词，绝对不是一般会俄文就可以翻译的。因为你要了解两国语言的不同，习惯的不同，用法的不同，太不一样了。所以两国的文化你必须都要掌握，而且掌握的还要好，不具备的话你要做准备。
我是教会的学生，但是没有信教？为什么？如果你是别的民族，你有别的信仰，就可以不上宗教课。我说我是信儒教的，完全是瞎扯，这样就可以不听课，可以玩了，那个时候愿意玩。所以现在到老年，俄罗斯文学和宗教离不开，处处都碰着宗教，处处弄不懂，就要补课，补课相当难。有的时候今天补完，明天就忘，后天还得重补，这样对语言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你不细心的琢磨透它，实在是不行。
另外，我现在讲翻译，你必须要会口语，现在好多人不会口语就搞翻译。口语和笔头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讲是这样的意思，写出来是另外的意思，不太完全相同。所以只有口语好了，才能够理解那个精髓，才能够把它翻过来，否则按照字面翻译就错了。我们的一些老翻译家，好多不会讲俄文的，他们失误的地方常常在这儿，就是一个字是什么意思，讲出来又是另外的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我做二三十年的口译翻译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机遇。
我没上过大学，就念过十年书，而且是在外国学校念的。凭自己的努力掌握了中文，掌握了俄文。现在听起来好象我是什么都会，其实差的很多。那个时候看普希金、托尔斯泰，看他们的作品就是看故事，根本不了解内心世界怎么刻画，没想过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社会对他们的影响，都没有考虑过，连想都没想。到后来在工作上需要的时候，才开始理解。所以口译工作对我来讲是大学，这点很重要。
我早期不愿意做翻译，后来我懂得了应该怎么做翻译。在做翻译过程中，我觉得我是上了大学。那个时候我陪过所有知名的大作家，几乎我都陪过，茅盾、老舍、巴金等等，一些大作家像赵树理我都陪过。他们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讲法都是给我上课，一般学生都听不见。他们跟外国人的对话，需要你翻译的技巧，怎样说出来，太妙了，太不容易了。
我举个例子。外国总想在老舍身边挖点什么油水，能够讲出对我们国家不利的话。有一次问“这次在苏联莫斯科参观什么印象最好？”老舍说“喝茶最好，你们的茶水不错。”我觉得他能够很顽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回答，他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所以我觉得翻译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还有些失误，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说，太多了，不是每次都是成功的，而是有翻译问题的。比如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忽然一个女的背起中国的唐诗，用俄文背的，我怎么也不能翻译过去，我也不知道哪首诗，也不能说人家诗说的不好，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学问。这个时候特尴尬，觉得自己简直是丢人，没办法了。
中国网:而且诗也是很难翻译的。
高 莽:翻译是现成的，诗对不对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对不上去。还有一次是给周总理做翻译，因为给党的领袖们做翻译我没有做过几次，因为他要接待群众团体领导人，我陪团的。有一次他讲办一个刊物，刊物的读者里有爱好文艺的人，大学生、教授、公务人员，他用的是职员，那个时候不太用职员这个词。我翻译之后总理说你翻译错了，我先愣了，我说我挺认真的翻译，怎么错了？他拍着拍子说是爱好文艺的大学生、教授、职员，他说你落了一个。我觉得这些领导人很伟大，虽然并不懂俄文，但是发现了。在场的好多俄国人都会中文，他们认为我翻译的不错，都很惊讶。
中国网:今天在跟高老的聊天中的确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从刚开始的不愿意以翻译为职业，后来在翻译过程中感觉自己上了大学，的确是非常精彩的人生。我们好不容易来到您家，您说您的家里是老虎洞，因为您和夫人都是属老虎的，能带我们参观一下吗？
高 莽:这是我夫人60年前演出的时候，现在眼睛也瞎了，像保尔柯察金一样，但是我现在成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伺候她，挺不容易的。你们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人的经历要多一点，没有这个经历你不知道一个人失明之后的感受。她有时候情绪突然变了，她只要让我做的时候，我绝对不反对，让干什么干什么。
中国网:夫人您觉得幸福吗？
高莽夫人:我觉得我有这么一个好丈夫我很幸福，我有青光眼已经12年了。
高 莽:她对我不太了解。比如我搞翻译的时候，她不知道我翻译剧本，后来知道了。我搞画画她也不知道，也是反对的。一个是她睡觉的时候不能有声，一有声她就说干什么呢？我说画画呢。她说画画是你的工作吗？我说不是。她就说：别画了，睡觉。后来她和一个中国最大的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团，所有的艺术名家都去了，那是建交，为了准备建交做的。然后他们编演出的节目单，我一看太单纯了，太没意思了，后来我就说我给你加点画吧，她说不加，领导没让加，加了以后人家不同意就不好了。我说你加了给领导看看，不要就算了。后来领导一看说要了，到美国以后就说画画的怎么没来。这个时候她才知道我的画还有点儿价值。
后来从美国到香港，我的画已经不是一个插图，就变成整页的。所以她对我不懂，她说她爱我，但其实她不懂。
中国网: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羡慕。
高 莽:挺不容易的，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很不容易。
（摘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