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08-7-5 10:39:00
在父辈的世界里（一）
——对马拉默德小说中“父与子”母题的文化解读
傅 勇
在美国犹太族裔作家群中，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1914-1986）一向被誉为“犹太味最浓”的作家。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是一些平凡的孤儿，无家无业，四处漂流，但富于人性。他们都有过失败的教训，不满于现状，竭力寻求自我实现，探索新生活；即使失败，也要恪守道德准则，而且满怀信心地着眼于未来。因此，他的小说代表着人类的普遍境遇，即人在贫困或挫折中忍受生存的无奈，看似失败，却体验着做人的良知，实现着道德的完善。
“父与子”自古是希伯来民族的文化母题。“天父”上帝与以色列（犹太）“子民”的这种具有原生质意义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旧约》的中心内容，并在犹太文学中得到了恒定性的表现。纵观马拉默德的作品，不难发现，他深受犹太传统尤其是宗教思想的影响，这是他再现“父与子”母题的文化构因。因此，不了解马拉默德小说中特定的犹太特性和文化涵义，便会在不小程度上失去破解作家文学创作的基础。
一、“寻父”：“父与子”的必然性变奏
在西方众多作家的笔下，“寻父”是“父与子”母题的一种历时性的叙述模式，一种隐在的意向要素，呈现出文学主题动态式的复制方式。从古典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到19世纪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直至当代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奥吉•玛琪历险记》，“寻父”体现着生命密码的递转和文化基因的重编，这种递转和重编是子辈成熟自立的生长点。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归乡”与忒勒马科斯的“寻父”构成了整部作品交叉式的叙事框架，在《白鲸》中，以实玛利所追寻的“美国精神”通过他作为亚哈（精神之父）故事的倾听者和叙述者表现出来，而《奥吉•玛琪历险记》的主人公在半世的坎坷经历中也是无意识地将收养他的艾因霍恩视为自己的精神之父。由此看出，西方作家把“寻父”看成是人类一个基本而又深刻的生存方式。
犹太史是一部流浪史。每个犹太人都在奔忙漂泊的迁徙中有意识地寻找新的家园，面临新的文化适应。这一典型的历史程式决定了犹太文学中的“寻父”主题。在犹太家庭里，父子不仅是血缘关系，也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的符码。父辈是犹太历史的化身，是犹太传统的传递者，是子辈的精神向导，特别是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父子之间的文化意义超越了血缘关系。在马拉默德的小说中，这种文化意义表现为父子两种身份的缔结和两个灵魂的契合。如果说荷马史诗里的忒勒马科斯是为了与父亲在分离状态中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那么，马拉默德小说中的“寻父”则更多是为了重塑“精神父子”，使子辈在“寻父”的体验中成熟自立，重新做人。
《店员》（The Assistant, 1957）以独特的视角撷取了一个意大利移民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所经历的“寻父——尊父——为父”的心路历程。弗兰克•阿尔平与犹太移民杂货商莫里斯•鲍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两人相似的生活经历、共同的命运却使他们很快成为精神层面上的父子。莫里斯秉性善良，为人忠厚，却在机会遍地的美国四处碰壁，孤立无援。他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承受着苦难的折磨。他每天早晨六点摸黑起床，为的是把三便士的面包卖给街坊的一位波兰妇女；他为了一个顾客遗忘在柜台上的五分钱顶风冒雪追出几个街区；他时常熬到半夜才关门，为的是守候那些晚归而又必须准备早餐的顾客；他自己生活清苦，却舍得赊账给穷人，还时常周济街坊四邻；他诚实待客，行善一生，却濒临破产，甚至难以养家糊口。正如小说中的犹太拉比所总结的那样：“莫里斯•鲍伯是个真正的犹太人，因为他生活在犹太人的信仰之中——这一点他念念不忘……他信奉上帝在西奈山上交给摩西带给人们的律法。他受苦，他忍受，但他抱着希望”。
《店员》渗透着强烈的犹太教“救赎论”的思想。犹太教认为，受难是以色列先民“选民”身份所命中注定的，承受苦难、善于忍耐、好善乐施是犹太人生存的道德规范。 犹太人受难终将得到拯救。正如犹太学者乔纳森•R•弗瑞曼所说：“受难的目的是教会我们认清谦逊和敏感的真谛，抑制我们的骄傲，从而使我们意识到生活的不足。”犹太教的“救赎”思想已经积淀为犹太人的文化心态，支配着犹太人的现实生活。小说以莫里斯为中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道德价值体系。莫里斯的言传身教是弗兰克领悟犹太精神的基本前提。“……做犹太人一定要笃信律法”，莫里斯教导弗兰克，“这就意味着要做好事，要诚实，要善良，对别人也是这样……这就是犹太人的信仰……一个犹太人如果不是为律法而受苦，那他受苦也就没意义了”。莫里斯这种仁慈、博爱的牺牲精神深深打动了弗兰克，使他决心在生活的苦海里甘为他人奉献，以追求精神和道德的升华。
弗兰克伙同流氓沃德抢劫杂货店，而后受到良心谴责，伺机帮助莫里斯干活，最后接管杂货店，整个过程都是在“寻父”的叙事框架中展现的。抢劫杂货店是弗兰克“寻父”的起点。当时，弗兰克头戴白色手帕，心怀内疚。为躲避莫里斯的视线，他不时“回过头去照一照“他背后的水槽墙上挂着的一面破镜子”。弗兰克的这种“镜像反应”是他“寻父”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下文中被反复提及。比如，当他从杂货店里偷钱时，感到心烦意乱，“不敢照镜子，害怕镜子会裂成两半，从墙上掉到水槽里”；莫里斯的女儿海伦这样评价弗兰克：“好像你照镜子，但拿不准照出来的哪部分像自己，哪部分不像”。其实，海伦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话正点明了镜子的影像就是莫里斯，是弗兰克潜意识中寻找的父辈向导的影像。
小说开始就暗示出“寻父”的主题。当弗兰克陷入挨饿受冻、无处栖身的困境时，他不得不躲进莫里斯的地下室，靠偷吃牛奶和面包度日。莫里斯发现后，与弗兰克一见如故，不但没有责备，反而收留了他，为他提供住处和食物。当弗兰克讲述了自己苦难的身世后，莫里斯同情地说：“我60岁了，而他说起话来倒跟我一样”。此时此刻，莫里斯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儿子伊弗莱姆，于是弗兰克在他的脑海里便成了伊弗莱姆的替身。莫里斯对弗兰克的知遇之恩是弗兰克伺机报恩的基础。纵观整部作品，弗兰克曾有过多次“寻父”情结。在第二章里，莫里斯因头部伤口绽开而昏倒在地，弗兰克跑上前来将他扶起，搀他进店里休息，然后“轻轻解下他的围裙，套在自己的头上”，口里喃喃地说：“我需要的是经验”。在第七章里，当莫里斯煤气中毒，晕倒在地时，弗兰克撞开房门，救了他的性命。在第八章里，莫里斯受人蛊惑，试图纵火烧掉杂货店以换取保险金，这时，又是弗兰克及时赶来阻止。在第九章里，莫里斯死后，弗兰克再次出现在店里，承担起养活艾达和海伦母女的重任。
弗兰克的“寻父”情结使他最终在父辈的世界里逐渐成熟，获得了新生。小说结尾写道：
四月里的一天，弗兰克到医院里去请医生把包皮割了。接连两天，他走路困难，大腿间疼痛。这痛处激怒了他，却也激励了他。逾越节后，他便变成了犹太教徒。
弗兰克行“割礼”和“皈依犹太教”暗示着他将与莫里斯之间进行命运的传递，成为莫里斯式的受难者。
《魔桶》(The Magic Barrel, 1952) 是马拉默德最著名的短篇力作，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小说奖。主人公列奥•芬克尔也是在“寻父”中对犹太人的受难与救赎命运有了某种大彻大悟，从而自觉走上痛苦和负罪的生活道路。列奥在耶西瓦大学攻读犹太教律法，即将毕业做犹太拉比。在孤独的神学世界里生活了六年的列奥没有女人陪伴，没有朋友叙谈，远离父母，与世隔绝。他不谙世事，听说结婚会使自己“赢得更多的信徒”，就按照《犹太先锋日报》上的广告找到媒人宾尼•莎兹曼，托他帮忙物色合意的伴侣。这样，小说就把“寻配偶”放到了“寻父”的叙事框架中，世俗与圣洁在精神层面上相互烘托，在对媒人的“引路”作用和拉比的思想升华的刻画中，将父子情缘有机地拉在一起。
莎兹曼给列奥介绍了三位姑娘。第一位是个名叫莎菲的24岁的寡妇。第二位名叫莉莉，比他大五岁。第三位名叫露丝，芳龄19岁，但右腿有残疾。列奥一一回绝。莎兹曼这种有背常理的婚介方式或许是为了将自己“风尘浪迹”的女儿斯蒂拉嫁给列奥，或许是有意使列奥直面严肃的生活现实。莎兹曼的精心设计自然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他的形象跃然纸上。表面上莎兹曼不过是个平庸凡俗、工于心计而又浑身带有鱼腥味儿的穷媒人，而实际上他却是整个受苦受难的犹太民族的缩影。他那“缺了几颗牙”的嘴唇，“带有几分伤感”的眼神，“消瘦的手指”，还有那“显得深沉忧郁”的眼睛，与列奥“气宇不凡的面庞”，“又高又直的学者般的鼻子”，“透着无限的智慧”的眼睛，“敏感中又不乏严肃”的嘴唇，还有那显得“镇定自若”、“黝黑而凹陷”的两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如此，莎兹曼才称得上是列奥的精神之父，只有莎兹曼才能真正了解列奥的性格和境况，深知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列奥最合适的伴侣。
小说将列奥的爱情与婚姻置于莎兹曼超自然的魔力控制之下。当列奥无意中发现了斯蒂拉的照片时，他近乎疯狂地寻找莎兹曼，打算告诉他的选择和发现。他在莎兹曼家扑了个空，就打听莎兹曼的办公室，一个瘦女人给了他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回答：“在天上”。至此，“魔桶”的隐喻意义显现出来。莎兹曼储藏求婚者个人资料的小桶看似普通，却魔法无边，改变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列奥在跳进“魔桶”之前，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他结婚只是为了当拉比。他曾说：“没人爱他，他也不爱别人。”还说：“我皈依上帝，并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并不爱他”。而当他从“魔桶”里跳出来后，他却找到了爱情，开始真正地去爱别人，说：“爱情终于来到了我的心底”。而且，他还通过所爱的人（斯蒂拉）重新审视自己多年研读的犹太教义：“他最终下了决心，让她向善，而自己皈依上帝”。“魔桶”不仅蕴含着作家对人生真谛的哲学思考，而且使莎兹曼的父亲形象越来越清晰地走近读者。它既使列奥自觉地皈依了上帝，又拯救了莎兹曼的女儿。列奥在走近世俗之父的同时，也真正理解了自己终身信奉的精神之父——上帝，轻松的爱情故事与严肃的“寻父”主题由此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