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中的海明威
丹•弗朗克
汶川特大地震中，大批作家、记者们冒着余震危险前往四川；而在上世纪30年代，《Libertad！自由派作家们》(丹•弗朗克著，马振骋译)一书中，作家们则怀着一腔热情奔赴随时可能牺牲的战火前线。
海明威、纪德、卡帕、奥威尔……书中这些有信仰、有理想、有血性的自由灵魂，在铁马金戈的史诗年代，他们所冒的风险不亚于战火中的士兵。而他们还在烧焦的土地上创造了传世杰作。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世界报业史上稿酬最高的战地记者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开始时，海明威正在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小岛。虽离战场非常遥远，但没有一个美国人可以自夸跟他一样熟悉西班牙。
还有法国。1921年，海明威带了妻子和小孩到巴黎。好几年，他们在蒙帕那斯附近生活，靠着给人当差，给《多伦多星报》发送体育文章过着清苦的日子。他在丁香园咖啡馆写文章，听法国猎奇小说家桑德拉斯侃大山。他跟画家帕斯森喝酒，当乔伊斯趁着酒兴大唱歌剧时，他来伴奏。他陪菲茨杰拉德游览法国，在卢森堡公园小径上教多斯•帕索斯骑自行车。最后还去巴黎美国人的聚会地: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和格特鲁德•施泰因的家庭博物馆。就是这位施泰因小姐把那些以毫无节制喝酒和对一切人与物都不表尊重来报复一战的作家们，称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与西班牙画家米罗也很接近。1920年代，米罗完成一幅巨画《农庄》，画商罗森伯格劝他割裂后分成几片卖。海明威最后买下了这幅画送给妻子。他后来说:“当你在西班牙时，也可以是不在而又不能去西班牙时，这里面就让你感觉到西班牙的东西。”
西班牙在海明威的一生中总是一个聚焦点。这影响了他的许多著作，第一部就是《太阳照样升起》。他在那里交了许多朋友，每年要去上好几回。当这个国家被战火蹂躏几个月后，他准备再去那里。他已经汇过钱，帮助购买救护车。
多斯•帕索斯应邀到基韦斯特岛钓鱼，两人决定建立一家电影公司，资助拍摄一部关于共和国的纪录片。1937年2月，海明威一边准备启程，一边跟一家美国报业中介大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公司保证他的文章同时发表在国内最重要的报刊上，电视报道每篇五百美元，重要稿子每篇一千美元。当海明威乘船前往西班牙，他是世界报业史上稿酬最高的战地记者。对于被围困的西班牙共和国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
他住进了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那里已有帕勃罗•聂鲁达，那时是智利驻马德里领事；英裔诗人W.H.奥登，和平主义者，他参加共和国野战医院救护队；德国作家吕特维克•雷恩，安娜•西格斯；美国作家德莱塞，考德威尔……他们成群结队来参加战斗或者亲临现场。古斯塔夫•雷格莱是第十二国际纵队政治委员，海明威遇到他，成了他的朋友。他的领导是马塔•查尔卡，人称卢卡契将军，指挥三个营。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意大利战场上与他是敌手。马德里日夜受到轰炸，作家跟着战士到窒息的马德里四周。他不怕躺在壕沟里教导一名共和国青年士兵如何使用武器抵抗法西斯。他探望林肯旅的美国同志。当共和国部队攻下瓜达拉哈拉时，他也在那里。他骑马跟随进攻部队，坐在突击队坦克里摇摇晃晃。这位好猎的枪手，强烈感情与暴烈场面的爱好者，在这里是得其所哉。
他又见到了荷兰导演伊文思，两人在满目疮痍的马德里郊区，大学附近的卡萨德冈波，在枪林弹雨下拍摄了纪录片《西班牙土地》。由海明威撰写和念解说词。晚上，他把稿子寄往美国，然后才放松下来。他取下贝雷帽，卸下金丝边小眼睛，换下厚大衣，穿上较薄的上衣，上自己的房间去找后来成为他第三任妻子的玛泰•吉尔霍姆。
在这家酒店的另一座翼楼，在同一时刻，有一个深褐色头发的男子罗伯特•卡帕，摄影师，也在敲一扇门，这扇门有时深闭不开，有时打开走出一位少女，绮尔达•塔罗。
到了早晨，要说的话说完，战争博弈又开始了。卡帕和海明威经常在卡萨德冈波的泥坑里见面，旁边有卢卡契和雷格莱。一个带着他的笔，一个带着他的莱卡相机。有时绮尔达陪着他们。她总是那么活泼、开心、勇气十足。待在她身边的战地记者，个个都有点欢喜他。
卡帕忧伤。他追拍战争中的这些面孔，心里萦绕他深爱的那个女人的面孔。在摄影上他们同心协力。给《今晚报》、《见闻》、《生活》、《视点》投稿，文章署名有时卡帕，有时卡帕与塔罗。但是绮尔达个性独立，不但在业务上，也在爱情上如此。卡帕一心要娶绮尔达。
她说不嫁。她总是说不嫁。卡帕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然后回到巴黎去推销两人合作的照片。那时他想到有一天跟绮尔达一起去实现一个梦想，创建一个摄影社，在社里工作的摄影师都是自由独立的，是自己照相底片的所有者，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用再花精力去跑报馆编辑室，不接受照片刊登时不署上作者的名字……这个梦想就是1947年，他与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罗吉尔、希姆创建的玛格南图片社。可是那时绮尔达•塔罗已在西班牙战场身亡十年了。
海明威如何与多斯•帕索斯反目成仇
海明威每天早晨上前线以前，把他正在写的剧本《第五纵队》塞到床褥下，傍晚再找出来。他躺在旅店的床上，劈劈啪啪的枪声已成了习以为常的背景音乐，几乎充耳不闻了。机关枪声远远压倒其他声响，震得窗子都晃动。若要玻璃不碎，还不如让窗子开着。迫击炮弹真正烦人。但是这一切还是阻挡不了酒鬼引吭高歌，作家奋笔疾书。
有一天夜里，一颗炸弹落到佛罗里达酒店的热水箱上。一片惊慌。海明威的套房房门被一个穿睡衣的小伙子推开:他抱着少妇玛泰。从此这段秘密罗曼史尽人皆知。
晚上，海明威上街。在佛罗里达酒店的大楼梯上，有时遇见一名被同志们扶着的伤员。他走在路上，满街是尚未收走的尸体，新炸开的坑，破管子里逸出的煤气。他进入格朗维亚格的第一家酒吧。他的高挑身材谁都认识。若有威士忌，有人会给他递上。不管有还是没有，他推开另一扇门，然后又是第三扇门。他的脚步自然而然走到了盖洛特酒店，马德里的苏联人总部。他在那里很受欢迎。
是共产党人伊文思把他带到这里来的。因为海明威被他的苏联同行认为是最佳的外国作家之一。
他还跟后来成为《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原型人物碰头，那是国际纵队的好几位将军。还有《真理报》记者科尔佐夫、《消息报》特派员爱伦堡。
爱伦堡开一辆宣传车，跑遍西班牙各条战线。他跟海明威谈论政治。在西班牙，他看到的共产党员都是军人。他们慷慨豪爽，给他提供汽车与汽油，让他穿梭于前后方。他们给岌岌可危的西班牙带来了武器、人员和组织。其余他就不知道了，或者也不愿意知道。
爱伦堡消息灵通，但做事谨慎，他逢人便说斯大林对于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清党活动一无所知。他说服海明威和许多其他人。但是对多斯•帕索斯就不起作用了。
多斯•帕索斯在海明威之后几天就抵达马德里。西班牙战争前他可能还是海明威最好的朋友。两人认识很久。海明威生于1899年，多斯•帕索斯大他三岁。他们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救护车司机。同样喜爱西班牙，都是知名作家，大的比小的早获荣名，这也说明海明威笔下有时对他流露一丝醋意。1936年在基韦斯特，海明威鼓励他写完《大钱》，虽则批评这部书(还有作者)的态度过于介入。
除了文学见解以外，以下也是伤感情之所在。海明威自称不右也不左。即使他对西班牙共和国真正热爱，却要说自己是无政治倾向的。他的作品很少针对社会问题，也表现了这种清高。
多斯•帕索斯，明确表白他的介入作家的天职。《曼哈顿渡口》(1925)、《四十二纬度》(1930)、《世纪第一年》(1932)，都是有分量的作品，对美国生活方式有强烈批评。他毫不犹豫地上街游行，反对他认为极不公正的社会。他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十分关心弱势者特别是矿工的工作条件，在报刊上维护他们的权利。想象、梦幻与创意不及历史与他生活的社会那样触动他的心。于是他的作品中出现先锋派的语言、故事议论与时代各种观点的剪贴。海明威的直线性写作有时虽然很精彩，这与他的风格相差甚远。
多斯•帕索斯1929年曾访问苏联，有几年跟共产党很接近，后来拉开了距离。1934年基洛夫暗杀案叫他睁开了眼睛。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驻扎在西班牙的苏联人抱有一种怀疑态度，这使他与柯斯特莱和奥威尔走近了，但是与海明威不可挽回地疏远了呢？
这两人的分歧最初起因于一部影片，他们合作拍摄，为了促使美国舆论、主要是罗斯福总统放弃官方的不干涉政策。海明威感兴趣的是共和国军队，多斯•帕索斯要大家关心民众。这是第一次嫌隙。
第二次则是决定性的。多斯•帕索斯到了西班牙，前去寻找他的朋友与翻译何塞•罗布莱斯——巴伦西亚的军事负责人、苏联情报处旧官员的翻译。经过多日打听，多斯•帕索斯得知罗布莱斯已被逮捕，后来又被枪毙，理由是串通佛朗哥分子进行颠覆活动。作家忍无可忍。斯大林主义，他对这套做法太清楚了。他感到厌恶，离开了马德里。海明威还是把雷电打向他身上。他不同意他的朋友对翻译的失踪进行调查，这对于事业不利。依照他的说法，西班牙是个处于战火中的国家，处决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此外还像其他许多人，海明威不接受人家批评俄罗斯人。他认为——以后也写道——多斯•帕索斯因怯懦而逃离西班牙，他来这里是为了见不得人的金钱问题。
多斯•帕索斯去了巴伦西亚，企图从共和国当局得到朋友的死亡证书，可以让朋友的妻子领取保险金。然后到法国，遇见了奥威尔。
多斯•帕索斯在巴黎要乘火车去勒阿弗尔，海明威在站台上遇到他。多斯•帕索斯告诉他打算写书谈西班牙问题，海明威勃然大怒，甚至要在肢体上威胁他的老同志。
1938年，他指责多斯•帕索斯被人收买来写文章反对共产党人。以后，很久以后，他才承认自己错误分析苏联人在西班牙的作用。他那时后悔自己盛气凌人，使得他跟当时许多朋友绝交。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