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08-6-4 9:28:00
多丽丝·莱辛：否定中前行(一)
朱振武 张秀丽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 ）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世界文坛对莱辛文学创作的最高肯定，也体现了世界各地读者对她的厚望。莱辛见证了近一个世纪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她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关心女性命运对人类命运寄寓着深切的关怀。虽然有人对其后期作品，尤其是系列“太空小说”多有批评，但如果我们对其创作心路历程加以透视，从其对历时与共时思想的吸纳、融入和发展的过程中去观照她不同时期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莱辛一直在探索、在否定、在超越。从《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 1951）中表露出的人生宿命感，到《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 1952）前四部描述的命运对女性的束缚，再到《金色笔记》(The Golder Notebook, 1962)中个体获取“自由”后的困惑与挣扎；从《四门城》、《幸存者回忆录》（The Memoirs of a Survivor, 1975）等“内心空间小说”的探索，再到系列“太空小说”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莱辛的目光越来越深远，时空和主题也越来越开阔，她一直在努力超越个体经验，超越时空的局限，超越社会和历史的桎梏，不断地融入、消解、否定、肯定，使其创作呈现出一个在对自我不断的否定中前行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挑战的力量使莱辛愈加成熟，使其作品日臻完善，使她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时代。
一
已过耄耋之年的多丽丝•莱辛始终笔耕不辍。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社会人生敏锐的洞察，使得莱辛的小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几乎触及了20世纪所有重大社会问题和文学思潮。莱辛终其一生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全方位观照、审视社会和人生，在继承和否定各种文学思潮和既定的创作模式中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手法，实践新的创作理念。
首先，莱辛继承、发展并辨证地接受了英国文学传统，特别是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及创作手法，这奠定了她一生的创作基调。文学具有时代性和承继性，莱辛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她的创作继承了18世纪以菲尔丁为鼻祖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和以斯特恩为远祖的实验主义传统。在20世纪英国小说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和实验主义这两股潮流此起彼伏，交错重叠。莱辛很好地继承了这两种传统，并加以融合和发展，但她更加推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托斯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法俄现实主义大师，因为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对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对人民的深切关爱，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她不满萨特、贝克特等人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莱辛“深深地赞同19世纪经典作品的人文主义思想：热情、怜悯、热爱人民，这就使她的早期小说成为对人类信念的陈述”。相比之下，英国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后，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乔伊斯等文学家的相继辞世，似乎已经濒临死亡的境地。莱辛就是在这个文学发展的转折点接过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大纛，并批判地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莱辛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上创作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它反映了非洲的殖民问题，揭示了殖民统治的实质，“第一次毫无掩饰地描摹种族隔离下南部非洲的真实”。同时，作品又涉及如实验主义手法，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意识流等多种思想和创作。
莱辛质疑殖民霸权，反思男权以及西方殖民者建构的社会体系与话语，为后殖民作家指明了道路，其作品具有前瞻性风范。在《野草在歌唱》中，莱辛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殖民主义的真面目，揭示了在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重压下扭曲的人性，消解了“白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不仅指出种族隔离政策给被殖民地人民带来灾难，造成白人的孤立和精神危机，更重要的是她在虚构世界中看到了非洲人民的颠覆潜能，从而预言了殖民统治的瓦解。莱辛不仅表达了她对受压迫的非洲人民的深切关怀，对殖民者的强烈谴责，而且传达了她对殖民统治下白人女性悲惨境遇的深切关注。在殖民与男权双重枷锁下，女性的内心世界逐渐失衡和扭曲，直至精神错乱。女主人公玛丽的发疯是“她的个人处境与创造她性格的更强大的社会力量的产物”。正是透过玛丽的死，我们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外强中干和渐趋式微。小说中的白人青年托尼•马森可以说是唯一没有被殖民主义吞噬的“局外人”。他在非洲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玛丽之死的前前后后，使他在同类人身上看清了殖民文化的最后挣扎。
莱辛的创作过程是自我反思和对过去思想进行整理的过程。从她对共产主义的曲折认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辨证发展观，这种辨证的思维方式使她免于陷入极端化，挣脱各种主义和教条的束缚，能够站在高处观察社会和人生，这就造就了莱辛作品高度的人文性和哲思性。非洲是莱辛创作的源泉，“非洲是我的空气，我的景色……我的太阳”。她成长、工作，两次结婚并离婚，深入到社会最底层。这些经历在莱辛的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这些作品以殖民地罗得西亚为背景，以玛莎不断发展的政治信仰为线索，采用传统的半自传体手法记录了女主人公玛莎的成长过程。像作品中的玛莎一样，莱辛也不时地否定着自己的信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伟大的梦想已经逐渐消亡，而真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便如此，莱辛始终没有放弃对其信仰进行反思，一如《金色笔记》中，理想幻灭后遭遇写作障碍，精神一度崩溃，然而最终找回了完整的自我，并获得了新生的安娜。
莱辛的兴趣并不在某种特定的、一成不变的信仰，她关注的是变化本身的特质。莱辛本人也坦言：“较之其它事情，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思想如何瞬息万变，以及我们面对现实的感知方式怎样不停变换。”莱辛以变化发展的观念对现实进行思考，对个体的精神世界进行挖掘，并捕捉其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联，她作品因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和时代精神，也是她的创作意蕴深远的要因之一。
二
莱辛对向有的文学传统总是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她的作品反映了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把握了时代的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社会启示意义，但莱辛从未就此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冲破传统的桎梏，打破小说创作形式与内容的界定。她还对自己早期政治现实小说加以质疑，从而开辟了超小说新领域，为小说发展做出了贡献。莱辛创作吸收和拓展了从弗洛伊德、容格到莱恩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从而展示了更为宏大的社会现实和更为细腻的精神世界，赋予其作品以厚重的内涵。
莱辛对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否定在小说叙事策略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她的作品颠覆了形式与内容的既定功能，主题在时间跨度和内容广度上也超越了早期作品，一定程度上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局面。《金色笔记》就是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创作的典型范例。莱辛称《金色笔记》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一次突破意识观念并予以超越的尝试”，“主要目的是使一本书的组合形式本身不需文字说明就能表明意义，书的结构形状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这种以《自由女性》为经，以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作纬，用网状结构罩在内容上的独特方式本身就意味深刻。莱辛小说的复式多重结构“打破了全知叙述、时间顺序叙述和单一视觉模式，提供了一种复合视角的开放式叙事空间，使文本阅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极强的诠释张力”。这个评价可谓切中肯綮。《星期六评论》称其为“非同寻常的一部小说……创作手法卓尔不群”。莱辛表面上依然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形式。《自由女性》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叙事文学写作手法。但各部分的分割和穿插叙述却瓦解和颠覆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模式，反映出莱辛在试图超越其早期创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然而莱辛并非一味地否定现实主义，而是否定中有肯定，颠覆中有创新。除此之外，她还混合运用了多种现代手法。如融真实与虚构、艺术与生活于一体的“超小说”身法，因之发展了“超小说”奠基人斯特恩的理念。莱辛在创作中还通过戏仿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强化自己的实验精神。通过戏仿乔伊斯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莱辛实现了与文学前辈的对话；通过戏仿梦的解析和俄狄浦斯神话，莱辛将现代心理学和神话引入创作，凸显了现代人的异化和复杂性。可以说，戏仿“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莱辛的革新和实验。”莱辛不仅在小说创作手法上颠覆和超越了传统与自我，在作品主题的挖掘和内容的表现上的实践也更为广阔和深远。她全面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视阈从非洲、英国扩大到美国、法国、俄国、中国、朝鲜、日本、古巴等国家，抒写了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金色笔记》被誉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并非言过其实。
莱辛还批判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容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并对莱恩的精神病理学说进行辨证思考，不仅将现代心理学引进小说，拓宽了小说题材，还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对小说主题的诠释。从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开始，莱辛就一直在探讨精神层面和无意识范畴的问题。梦是莱辛关于人物过去和现在的批判性记录，她的几部重要作品中都在梦境上不惜笔墨。《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三次噩梦分别暗示了她的性障碍、压抑的童年记忆以及与摩西复杂的关系。《金色笔记》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梦，可以说是安娜从精神崩溃到重新找回完整自我的心理历程的写照。莱辛不仅深刻洞察了一个敏感而失望的现代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无情地探索了她心灵深处的困扰和精神危机，还充分展示了整个时代的政治乃至精神风貌。
在对现代心理学融合吸收、批判接受的过程中，莱辛对社会和政治信仰危机在个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诠释。作为一个女人、妻子、情人、母亲和政治激进分子，莱辛笔下的安娜无法将这些相互矛盾、对立的因素统一起来，引发了一场生存焦虑。玛丽的自信破灭了，“她没有办法重新振作起来……无法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经历协调起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玛丽在黑人摩西的身上找到了真正的感情，确立了真实的自我，她“生活在自己的自由自在的天地里，别人的标准都不放在她心里”，但是当她与摩西的暧昧关系被发现后，玛丽却又认同了他人标准并最终走向毁灭，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无奈。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刻画了一个精神分裂、疯癫的女性形象，但却没有《金色笔记》中被称作“现代小说中最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审察的女性角色”的安娜那样饱满鲜活，富有典型性和感染力。安娜的精神分裂只是她在遭遇精神危机时保持人格统一完整的手段。在对自我重新认知，对社会、人生重新审视之后，安娜看清了生活的真相，明白人必须接受疯狂方能在疯狂之中获得心灵的治愈，承认生活深处存在着不公正和残忍，要如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那样“推大圆石上山”，以此对抗人类愚昧的“黑暗的高山”。如果说莱辛让玛丽接受惩罚，以死赎罪的话，那么安娜就必须在困境中重生，继续生活下去，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从莱辛对待女性问题态度的转变中，我们也可以洞见其善于自我否定的品格。如果说玛丽只是一个甘愿在不幸婚姻中消磨本已脆弱的意志、无力自救最终毁灭的的女性，《暴力的孩子们》中的女性就开始了意识的觉醒。莱辛对于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有着自己的见解，并对人们将此间发表的《金色笔记》看作妇女解放的号角或两性战争的有力武器表示不满。莱辛并不认同女权主义者的过激做法，认为妇女解放问题只是社会众多问题之一。她主张从整体出发，在整个社会潮流背景下解决妇女问题，否则即使解决了也不彻底。莱辛曾说：“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所目睹的社会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格局。”。莱辛逐渐明白，以辨证的整体观和发展观看待男性与女性、自由与束缚，避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进一步激化，现代心理学的局限性日益彰显。莱辛这位时代的旗手和极具独创精神的作家开始了新的探索，把目光转向了苏非主义，创作风格和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挣脱以地球为视阈的束缚，将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