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出版外贸拒绝“边缘化”
穆宏志
地方出版外贸公司历史沿革
1980年10月，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成立，两年之内先后在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和福建、广东两个开放省份成立了分公司，这四地的公司名称为“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XX分公司”，各公司人员分别从省（市）出版局印刷处、出版社或外文书店抽调组成，分公司人事等隶属当地出版局，经营范围与总公司类似，英文名称翻译也大多参照总公司，各分公司业务由总公司指导，每年召开一次年会。
1986年浙江、黑龙江、四川、山东、江苏等省成立了出版外贸分公司，其中江苏名称有别其他公司，为江苏省新图进出口公司。
1988年7月，根据外经贸部《关于部分外贸、工贸企业名称问题的若干规定》精神，“国字号”公司基本都归本省管理的原则，各分公司才将“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XX分公司”更名为“XX省（市）出版对外贸易公司”或“XX省出版进出口公司”，大部分地方公司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994年以来，又有一些地方相继成立出版外贸公司，但名称不一，包括河南出版对外贸易公司、江西省新闻出版进出口公司、吉林省文化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安徽省新龙图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湖南省图书进出口公司、广西图书进出口公司、山西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等。
进入21世纪后成立的地方公司有：河北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湖北长江崇文国际文化交流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推开，地方出版外贸分别被归入不同的集团公司，并入出版集团的有：河南、广东、江西、河北（总社与河北纪元光电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湖北（与报业集团合资）；并入发行集团的有：福建、吉林、江苏、安徽、湖南、广西、山西等；并入印刷物资集团的有：山东、浙江；一省有两个出版外贸公司的有隶属发行集团的安徽省新龙图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和隶属出版集团的安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仍为省（市）新闻出版局管理的只有天津市出版对外贸易公司。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地方出版外贸公司的出路及隶属关系将可能再次发生变化。
2007年9月下旬，由新闻出版总署对外合作司等主办的全国出版物进口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天津、福建、河南和浙江4家地方出版外贸公司负责人经过协商，一致认为各省（市）的地方出版外贸公司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有许多共性，也有许多个性，亟需进行交流、探讨，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因此，福建公司利用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于10月底在厦门市承办第三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的机会，召开首次会议，全国有9省市公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决心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地方出版外贸公司应有的贡献。
2008年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旗下的河南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借全国书博会在郑州举办之际，于书博会期间组织了第二届全国地方出版外贸工作交流会。会议围绕“贯彻出版‘走出去’战略，探讨地方出版外贸出路，构建合作交流平台，寻求长期共同发展”的主题，对各省2007年出版外贸工作情况进行了回顾和交流。着重讨论了出版外贸工作的长远发展问题、各省公司之间业务合作问题、将来联合成立实体问题、各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还就今后会议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探讨，并决定联合起来，发挥地方出版外贸企业的整体优势，促进经营结构调整，提高地方出版外贸公司在国际出版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成立了全国地方出版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体。
在近期召开的全国地方出版外贸工作交流会上，记者获悉，纵观近３０年地方出版外贸公司的发展历史，与会的１３家地方出版外贸公司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各省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改革发展，这支在夹缝中生存，在困难中发展的队伍正在崛起。各公司都各有所长，如出版物进出口、对外书展、印刷品加工、合作出版与版权贸易、印刷器材、纸张、木浆、光盘原辅材料的进口等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也有部分老牌、新牌公司或被兼并或被撤销，或只保留牌子，成为集团的一个部门。目前，生存质量较好的主要是有省局或集团大力支持的印刷器材和纸张纸浆贸易，而经营出版物和对外书展版权贸易的公司，生存则十分艰难。
地位边缘化
据介绍，地方出版外贸公司有以下优势：规模小、机制活，发展潜力大。１３家地方出版外贸公司人数大多在２０～３０人之间，有一批长期从事出版外贸工作的精英骨干。忧患意识强，三项制度改革早。大多数公司已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方式，逐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公司都有自己的主业优势，互补性强。
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劣势和发展难题：多数地方出版外贸机构在各地有被边缘化、不受重视的趋向。地方出版外贸行业介于出版与外贸行业之间，长期以来，不易引起出版和外经贸管理部门的重视，人才也难以留住。公司的规模都偏小，做不大，做不强，无政策性资源，缺乏经营周转资金，容易被忽视。在出版系统中的地位与中央级公司和其省市出版社、书店、公司不对等，部分地方局（集团）对出版外贸企业的地位、作用不明确。出版外贸公司在各地的定位不明确，大部分公司缺少主打创利项目。此外，在政策、资金方面，国家把图书出口归入一般出口贸易类，将图书出口退税由原来的１３％下调至１１％，使本来就很微利的图书出口业务雪上加霜。加上图书出口品种繁多，货源来自多家出版社，折扣、数量、金额不一，很难做到税务部门规定的单一票据要求，致使出口的图书不能全额退税。没有退税的部分图书和在国外办展时捐赠的图书（实际上也是宣传的需要），税务部门视同国内销售，要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图书业务的亏损。另外，海关总署出台的第１６１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各地海关在执行中，理解不一，如有些地方海关要求出口出版物清单要有省局盖章，有些地方海关对每一笔进口的出版物都要求行政主管部门单独出具批文等。按照当前文件规定，对已经出口但没有能够办理退税的图书、报刊等出版物视同其他普通商品一样征收销项税。该项规定的实行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出版物的出口。因为图书、报刊等出版物的出口有其极大的特殊性，在图书进、销、出口的实际运作中，无法做到该文件规定的单票对应退税要求，有相当一部分出口图书根本无法办理出口退税。如果对出口没有办理退税的书、报刊等货物反征内销流转税的话，那么这项本来利润就比较薄的文化出口业务就做不下去了。在业务发展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多种经营抗风险
近年，国家提出了文化“走出去”战略，地方出版外贸企业如同盼到了发展的春天。河南出版对外贸易公司于２００７年甩掉亏损帽子，完成了由内贸向外贸的彻底转变，并顺利完成了ＩＳＯ９００１贯标认证工作，组织了多项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对外文化活动，在原有出口商品的品种少、产品单一，受市场冲击大，抗风险能力弱的状况下，经过近两年的市场开发和培育，目前已形成出口商品涉及出版物、文化用品、手工艺纸及其制品、化工产品、生物制品等多个领域的业务布局，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加强。许多地方出版外贸企业都像河南公司一样，甩掉了亏损的帽子，在上级主管省（市）局或集团的支持下，从市场中找业务、开发业务，以此来弥补对外书展、合作出版和出版物出口方面的损失。特别在印刷器材、光盘生产线引进、纸张纸浆等业务方面，山东、江西、浙江等不少公司取得明显的成效；在对外印刷加工方面，河南公司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拿到了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印刷品加工业务订单。大多数公司都在从事普通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以弥补业务量的不足，福建公司从２００３年我国外经贸经营权放开后就进入普通商品进出口业务，虽然进出口市场不是很景气，但他们的业务量从刚开始的每年２００万美元，到去年也达到近７００万美元。
希望得到更多理解与支持
不少地方出版外贸公司负责人都谈到，出版外贸单打独斗很难做强做大，要纳入各自集团的整体发展中，统筹考虑，整合资源，准确定位，根据各地特点，扮演“走出去”的执行角色。不少地方出版外贸所属的集团采取措施扶持其发展，制定人、财、物的支持措施，或给予创利项目的扶持，以补贴开展“走出去”方面的亏损。如江西公司从一成立就是集团全资子公司，集团在资金、业务资源上进行整合，扶持该公司的发展。山东公司和浙江公司都得到集团的大力支持。福建省局和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在人财物方面积极支持福建公司的对外书展和出版物的出口。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河南公司在经营上给予鼓励支持，只要不违规、不违纪、不违法，经营业务都可以尝试。
他们建议有关部门多关心其运营发展，多给予他们参与的机会，确立这些公司“走出去”战略中的地位。应该指出的是，地方出版外贸企业同时也是当地对外宣传的一支生力军，通过出版外贸的贸易形式，也可以达到外宣的效果。因此，要同当地外宣办、侨办、侨联、教育厅等对外机构配合，当地外宣部门应加大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工作力度。如对外文化周、文化节等就可以含有出版外贸的业务。
有关人士表示，希望总署协调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尽快落实出版物出口退税恢复到原来水平，在出版物实物出口方面能得到国家出口补贴及奖励，明确向海外捐赠的图书音像制品不再缴税。近两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年升值率为８．６％，图书出口结汇账期按四个月计算，每周期的汇率损失是２．８７％，如按当前１美元对７元人民币汇率计算，如每出口１美元就损失人民币０．２０元，希望政府对此损失能给予适当补贴。建议新闻出版总署协商国家有关部门对出版外贸文化实物出口建立鼓励的机制。建议对已经出口但没有能够按规定办理退税的国内版图书不要再征收销项税。
建议有关部门对地贸联在海外合作办实体、进行版权贸易以及在合作出版方面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和扶持。福建公司通过多年对外书展，积累了一定的海外客户，他们想总结以往经验，按照市场规律，结合“走出去”推动政策，认真尝试在海外办中文书店。在菲律宾与其合作的书店，希望能形成紧密型合作，并提出国家像大力扶持海外办孔子学院那样，希望在海外办“新华”品牌的书店也能给予扶持。允许地方出版外贸公司申请“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并落实被认定为新闻出版类《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所享受的有关优惠政策和措施。建议建立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专项基金，无息或低息贷给有项目但缺少资金的文化出口单位。
此外，建议对地方外贸公司业务进行对口支持，理顺管理体制，畅通管理渠道，明确管理责任。希望有关部门推动地方出版外贸在政策把握、信息资源、业务指导、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发展。地方出版外贸要适应新形式下的发展要求，需要加快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议上级部门为体制改革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个共同心声是，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给出版外贸企业带来了希望，只有在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中，才能逐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地方出版外贸公司有很多骨干，他们长期坚守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他们将以工作的业绩，换来出版外贸更加美好的春天。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