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08-5-30 9:45:00
孟德斯鸠与“丑陋的法国人”
三 耳
老孟同志生于1689年，即英国光荣革命后一年，活在路易十四至路易十五王朝。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的名言是“朕即真理”；而路易十五的名言是“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路易十四是由辉煌走向败落，死于怨骂声中；而路易十五是尚未断气已经洪水滔天——等待路易十六的，已经是法国大革命与断头台了。
老孟同志出生于贵族家庭。他祖上出过不少武将文官，祖父为波尔多市——足球队1995—1996赛季曾经把如日中天的AC米兰逐出联盟杯四强——的法院院长，田产宅地颇为富有。但他的见解独到的父亲却不无民本意识。相传孟德斯鸠出世的那天，父亲就叫门口讨饭的乞丐做了洗礼的教父，说是为了孩子长大以后，终生不忘记穷人是他的弟兄——这可是《论法的精神》最早的箴言。老孟出世不久被人抱到农民家中去寄养，一直到三岁才领回家——他如果会写诗，一定也有一首法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之类。
孟德斯鸠像达芬奇与洛克一样多才多艺。法学、史学、宗教、哲学之外，他居然写下了《论重力》、《论海水的来潮与退潮》、《论相对运动》等科学文字。我们今天搞到某学问的某一小部分就带博士了，真是可怜。
他又是法国近代文学中的鲁迅或老舍：用“彼尔•马多”的笔名发表《波斯人信札》，把丑陋的法国人从上到下骂了一遍：教士的荒淫无耻、绅士的夸夸其谈、权贵的傲慢无知、荡妇的如鱼得水。活活一部《二心集》或者《猫城记》。
相形之下，“十四”与“十五”还算宽容，孟德斯鸠把“太阳王”骂得狗血喷头，却是自己声名大振，并无杀头之虞。“十五”拒绝老孟加入法兰西科学院，却经过老孟抗议而又终于吸纳——这在国民党治下恐怕就不容易。当然，这样也为日后的科学院挽回了面子。莫里哀死后，法兰西学院在提及这为众生没有得到院士称号的大文豪时说：“他的荣誉里什么都不缺少，是我们的荣誉中有欠缺。”
爷爷把法院院长的职位传给了伯父，伯父去世后又下放给老孟。无奈老孟“粪土当年万户侯”，1726年卖掉了院长职位，弄了一大笔现金到巴黎研究与创作去了。——人家200多年前卖官就公开透明，绝不藏着掖着。当然，中国的卖官史绝对不比丑陋的法国人差。我们在东汉末年已明码标价了，当时汉灵帝就在首都洛阳开鸿都门张榜卖官，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乡镇干部皆可买卖。有钱的先交钱，没钱的先做官后交钱，但价格要高出一倍。比老孟早1500年！
这么优秀的公开透明的传统不曾继承下来，现在反倒成了偷偷摸摸，鸡鸣狗盗，惜夫惜夫。如果继承传统，公买公卖，哪里会有不时冒出的花钱而未得官然后买凶杀人的事情呢？
《论法的精神》两年间印行22版，真是洛阳纸贵。而作为主旨的三权分立思想，并非他的独创。似乎是罗素说的：政治思想说早了人家觉得你是疯子，可再过些时日，同样的话就成为天才。
盖柏拉图有混合政体理论；亚里士多德整出个“政体三要素”（议事、行政、审判）；李尔本（约1614～1657 Lilburne,John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平等派的领导人,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倡言“权力分立”——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同地主、大贵族、大资产阶级分权；洛克的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外交权）已经说出了三分之二（外交权只是行政的外交表现），老孟不过接过来登峰造极也。
而其内容——立法权（制定法律）、行政权（执行法律）、司法权（判定执行情况）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的手里，决不能二对一的“斗地主”——也并不复杂，试以篮球说之——
立法权（制定法律）、行政权（执行法律）合一，既制定规则又上场打球不行——那样姚明就可以规定：篮球下落的时候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防守。他自己站在篮框旁边就“闲球莫入”了，还打个鸟什。
行政权（执行法律）、司法权（判定执行情况）合一球也打不成。因为有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姚明带球撞人，因为自己是裁判，判你个阻挡犯规。反之，姚明明明阻挡犯规，但是自己是裁判，就毫不客气判你带球撞人。
立法权（制定法律）与司法权（判定执行情况）合一同样扯淡，自己制定规则自己又上场当裁判，运动员可就倒霉了——国际乒联一会儿限制胶皮颜色，一会儿无遮挡打球，一会儿小球改大球，一会儿换胶水，回回限制我们中国，老孟的教导就是不听，所以引起了公愤。最后，美国的潘恩，杰斐逊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最终完成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分权制衡理论。
《论法的精神》的另一核心观点——“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因此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至今仍然警钟长鸣。一旦失去了敬畏，就满地都是开平碉楼，处处都是“土围子”与土皇帝了。
而三权分立的“文化背景决定论”更是充满了人文厚度：“一个自由民族的习惯就是他们自由的一部分。”亦即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原则、先例、风俗、习惯都支配着人们所生活。如果政体的性质和改民族的性质相符合，就是最合乎自然的政体。
大哉斯言。俄罗斯文学的厚重难道与寒冷无关吗？三亚恐怕出不了《静静的顿河》的。恩格斯说歌德在魏玛公国里舒服得像粪堆里自由蠕动的蛆虫，适应环境之谓也——鲁迅的“人不过是环境制造出的机器”论，亦是此说。
美国把分权理论写进了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闪烁着孟德斯鸠的影子。早在1913年，严复先生就把《论法的精神》介绍给了国人，译名曰《法意》。呜呼，至今捧读，依旧仿佛三伏天痛饮冰水也。
(摘自《星岛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