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法 激发了脆弱的人性
我不是虫虫
《大逃杀I 东京圣战》无疑是一部广受争议、毁誉参半的作品。名导演深作欣二在片中毫不手软地大胆表现暴力场面，用充满冲击性的画面，揭示出非常情况下赤裸裸的人性，营造出触目惊心的效果。
影片的背景设计在新世纪伊始一个彻底崩溃的国家，一千万失业者遍及全国各地。失去了生存自信的人们开始威胁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此时，学校内的教师又遭受到学生的暴力行为。于是，新的法案——BR法案出台了。BR法案是《新世纪教育改革法》的通称。
所谓BR法案，就是一部为了解消公民对学校的崩溃、对卑劣少年的恶性犯罪引起的愤恨；为了培养青少年们在逆境中排除各种困难，并由此获得坚韧不拔的生存能力；使青少年们从大人们手里夺回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权利的法律。
在日本这样一个把青少年视作光明未来的国家里，如此设定的背景无疑是荒诞的。荒诞之处就在于人性的倒置。哪个父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去送死？且不说父母，就是任何一个政治家，进而到整个成年人群体，都不会允许这样一部法律出台。可偏偏，这样一部法律出现了。
在绝境面前，人类本能的反抗意识总会被自动地激发出来。死地面前，学生们开始联手，以令人眼花缭乱以至无法让人相信是中学生策划出来的求生活动，寻求自由。然而不幸的是，联手的反抗全是失败的。在现实社会秩序的安排下隐藏在人内心中的某种和动物性相通的兽性，被激发出来，众人开始自相残杀。人性的脆弱在这里得到完美的显现。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这就是《大逃杀》所表现的。
自然界中，存在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哲学。原本竞争意识已极为强烈的现代人类社会，在经济急剧崩溃、生活水平急剧降低的情况下，自然界中的哲学像死人的瞳孔那样，被无限地放大，放大，并终于衍生出企图借助强迫人力手段，实现对青少年变态式的“优胜劣汰、人为选择”。日本民族数千年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此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数千年生活在资源匮乏、没有邻居的海岛上的民族，其对生存发展的渴望，可见一斑。在这样一个因为忧患意识所困扰，率先向西方打开国门的东方国家，追求被欧美人戏称为托亚入欧的“香蕉资本主义”的梦想的国家的国民，对多年前一部拥有类似内涵的系列电影《日本沉没》引起强烈共鸣，看来也不是件令人稀奇的事。世界第一的日本国民自杀率连同每一个日本人受到的强大的压力，导致着日本人比美国人程度更深的紧张焦虑的心态。当一切反映在艺术上，便是《大逃杀》的雏形。
除非日本人能够找到令他们高枕无忧的广阔天地，紧张焦虑的心态，和反映这样心态的艺术作品，还会继续推出。于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许会欣赏到更多类似的电影。
影片在公映当年，获得了日本电影蓝丝带奖的最佳影片大奖。出演男主角的藤原竜也原是活跃在话剧界的少年明星，他凭借此片获得了日本电影界众多大奖中的最佳年度新人奖项。一部在外界看来，如此充满消极意义的作品，却获得如此荣誉，的确是出人意料。在日本社会严格的电影审计制度下，任何一部仅由暴力镜头构筑的电影，不仅无法获得如此殊荣，反而会被严格禁映。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又不能如此简单地理解电影的内涵。
在电影胶片行进的轨迹上，我们从暴力的镜头中，隐隐约约可以发掘出一些另类的东西。这部充斥着暴力血腥的影片的主题却是反暴力的，它刻画人心中温暖的部分，讴歌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并对社会的丑恶进行辛辣地讽刺，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游戏中的三位幸存者，川田、秋也和典子，正是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联结在一起，最终走出绝境。虽然川田因身受重伤死在返家的船上。
有人说《大逃杀》是人性的讽刺画，似乎所有的一切是由所谓人性的恶所造成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如果《大逃杀》的主旨是揭露所谓人性的恶，那么电影的主角将完全是另一些人，而结局也将完全是另一个。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推理电影的企图，肯定会是失败的，就像用“性善论”来推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意图一样可笑。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在电影配乐的歌词中发现这样的语段：我要向我的梦想突击；我要向你的内心突击；终有一天我会握住我的梦想和你的手；我的笑容告诉你我们再也不会分开。
（摘自《星岛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