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爱，是理解，是历史的奇遇”
——许钧教授谈“傅雷与翻译”
刘琨 孙世杰 杨秀
在那黯淡的岁月里，傅雷先生安静而勇敢地离去了，但是他留下了不灭的火种，烛照在历史的天空，指引着后来者的道路。
“三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因为那时我只知道傅雷是个做翻译的，他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等外国文学作品很好读，很有意思。”
“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棵树，一颗常青树。因为研究翻译，我知道了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翻译使原作的生命在异国的文化土壤上得到了延伸与传承。”
“到了五十岁，傅雷于我而言，已经不仅仅意味着《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姨》、《高隆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也不仅仅是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以延伸的译界常青树，而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
这是许钧教授在《阅读傅雷理解傅雷》一文中对傅雷先生表达的深切怀念以及对翻译事业的一往情深。关于傅雷其人、其著述我们都耳熟能详，然而要加以评论却又无从说起。许钧教授与傅雷先生，皆为法国文学翻译家，他们虽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许钧教授对傅雷先生理解得如此深刻，不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契合么？
理解傅雷，首先要理解他毕生的事业——翻译。说到翻译，尤其是法国文学翻译，许钧教授无疑是一个“恰当”的人物。一直以来，许钧教授努力把优秀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内，建构着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近日，我们有幸走近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许钧教授，聆听他谈“傅雷与翻译”。
翻译肩负着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人类的翻译活动久已有之，罗马人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就大规模地翻译古希腊文学著作；中国的《礼记》记载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口译(不排除笔译)活动；有文字记载的笔译佛经活动则始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翻译的历史可谓久矣！
如何理解傅雷先生呢？许钧先生说:“纪念傅雷先生，首先要对翻译有所了解。只有真正理解了翻译活动，才能明白翻译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傅雷先生翻译的意义与价值。”
有人认为，翻译只是一种文字的转化的技术。是不是这样呢？许钧先生向我们这样解释了翻译活动:“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讲，翻译都是人类文化存在的一种方式。所谓翻译，就是用语言符号来传达我们所认识的客观世界和情感世界。认识世界需要符号，我们的语言符号是记录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如果没有语言符号，我们就无法面向世界、理解世界，就不能形成概念、进行推理，更无法进行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则是一种创造。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创造，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语言。”许钧先生说，“语言不是被动地对世界的描摹和反映，而是对世界的一种符号化的创造。在这个立场上，如果一个民族失去其语言，那么其语言背后所蕴藏的一切文化就将失去。基于此，我们需要维护语言的多样性。有了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才成为可能；而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繁荣，则需要翻译。”
许钧先生说，翻译首先是一种媒介，是思维的创造。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一旦没有了汉字，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失去了根基。其次，翻译是国家间沟通交流、彼此丰富的一个过程。翻译带人们走出自己封闭的疆域，从时间上推延，空间上扩展，它打开了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封闭的心灵，丰富了他们的视界，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更应宏扬这种翻译精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我们更要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也离不开这种翻译的精神，学习的精神，交流的精神，丰富的精神。
说到此，许钧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今年是傅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对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翻译大家的纪念，5月16至18日，南京大学亦将举办“傅雷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暨‘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将有来自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及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学术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人与会。尤值一提的是，傅聪先生亦将参加此次学术会议。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文化与经济的交流发展与人类的和平事业息息相关，这是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要主题之一。他说:“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布托•加利来访南大，为我行将出版的《翻译论》一书题词: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们纪念傅雷先生的意义不是翻译本身，而是为了时代的和平。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同样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以一种历史精神、历史眼光来看，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闭关锁国，民族精神萎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欧美诸国。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借鉴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严复的《天演论》到梁启超对翻译的呼唤，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等等，是翻译架起了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忠实地记录了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与世界进行对话，与其他民族共同提高的过程。这也是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
许钧先生由衷地说:“傅雷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翻译家，他毕生致力于翻译事业，留下了皇皇巨著。他的翻译具有开放的眼光和时代精神，他求真、求美、求艺术的翻译精神深深影响着后来的译者。”
翻译——傅雷生命的另一种展示
对于傅雷先生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呢？即使在生活最艰辛的时刻，他也没有放弃翻译事业。他为何如此执著于翻译事业呢？对傅雷的翻译活动，许钧先生有自己的理解:“读其文集可以发现，傅雷先生想通过翻译寻找光明。他从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发现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元素——爱和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英雄主义。于是，他投入了更大的热情，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这部巨著。傅雷先生就是要借助翻译来改变国人当时萎顿的状态，要带给国人光明与力量。”
“傅雷先生欲通过翻译寻找光明的强烈动机在他重新翻译的《贝多芬传》序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认为:‘现在阴霾遮掩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他是要借伟人的力量，拓展国人的精神视野，启迪民心民智，帮助中华民族正视眼前的黑暗，使其重新振作起来，勇往直前。”
许钧先生感慨地说，“解放后，傅雷先生主要致力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他说，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对比……惟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戏剧》的深刻的意义。不难发现，傅雷先生要通过自己的译作，使人们能够明辨这个世界中的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他希望以人道主义精神激发起人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爱。”
“关于翻译对象，傅雷先生永远是精心选择的。对文本仔细品读后，他选择与自己精神和心灵最为契合的作品翻译。在翻译中，他融入了自己深沉的爱，有了爱就有理解，有了理解就会产生共鸣。而共鸣的产生，就意味着和谐与统一。所以，读傅雷先生的译作，你没有丝毫的生硬间离之感，其中的作者和译者完全合而为一。余光中先生说，翻译不是简单的附和，最害怕一是一、二是二的翻译。而傅雷先生则使原著在中文这一新的语言环境中显得气韵生动，达到了形似与神似的有机统一。”
翻译是爱，是理解，是历史的奇遇
许钧先生认为，翻译是爱，是理解，是历史的奇遇。
在他看来，一本好书遇到好译者，犹如人生得一知己。罗曼•罗兰遇到傅雷、托尔斯泰遇到草婴、莎士比亚遇到朱生豪、乔伊斯遇到萧乾、纪德遇到卞之琳、安徒生遇到叶君健等等，这些都可谓是历史的奇遇。一个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势必会呼唤、吸引其他民族的阅读，其他民族的翻译。而每一个好的作者与好的译者相遇，其原著都会在异域产生新的活力，继而延续了作品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翻译，需要有爱的投入，要有激情，要有真正的理解，而不是草率的翻译。
“在对光明的渴望与找寻中，傅雷先生与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法国文学巨匠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达成了精神的契合。他的翻译，都是建立在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与爱的基础上的。虽然，在那黯淡的岁月里，傅雷先生安静而勇敢地离去了，但是他留下了不灭的火种，烛照在历史的天空，指引着后来者的道路。”许钧先生的这一番话，显示了他对傅雷、对翻译的理解和热爱之情。
傅雷研究方兴未艾
在傅雷先生百年诞辰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国内文化界、学术界用各种方式来纪念傅雷先生对文化、艺术执著追求的精神。4月7日，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厅举行了“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4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傅雷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这两次活动许钧先生都参加并发了言。4月9日，许钧先生应邀在国家图书馆做了题为“阅读傅雷理解傅雷”的报告。
最后，许钧先生和我们谈起了傅雷先生的研究现状。他说:“对傅雷先生的认识，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都在对其思想及论著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其论著本身。然而，时下学术界对傅雷先生的研究还有待拓展和深入，我们要把他放在历史的时空中去考察其思想，理解其精神，特别是要通过文字、文学、文化三个层面的互动来理解其精髓。”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