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hmatova - 2004-6-26 9:48:00
【作者简介】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1905－），苏联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生于顿河地区维申斯卡亚镇克鲁齐林村的一个磨坊主家庭，曾先后在莫斯科、维申斯卡亚的小学和中学念过书；十月革命后，德国干涉军进入顿河地区，辍学回家，1920年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购队，后来又来到莫斯科，做过泥水匠。会计等工作。1923牟，担任了《农村青年》杂志的通讯员，1924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马》，192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肖洛霍夫早期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领河》（共八卷，分四大部，先后出版于1928、1929、 1933和1940年）。它以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葛利局里·麦列霍夫这个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的复杂形象。通过他从青年时代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时一度加入革命行列，不久又深深陷入反革命营垒而不能自拔和最后彻底毁灭这一漫长而又复杂的经历，以庞大、完整的艺水形象体系，反映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腐朽势力遭遇失败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人民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但是其中也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某些历史事件作了不正确的理解。小说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肖洛霍夫又一部重要作品（1930－1959），它通过顿河地区格内米雅其村的集体化过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苏联在联共（布）领导下从私有制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小说的第二部具有明显的消极倾向，色彩暗淡，气氛阴郁，说明肖洛霍夫创作上的变化，这部作品曾于1960年获得到宁文学奖金。五十年代以后他的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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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洛霍夫的文学生涯是由20世纪俄国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内战和审查制度的特殊历史经历所决定的。他的文学创作素材反映了他对顿河地区的人民和乡间的热爱；他在青年时代既是非哥萨克人，又是一个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社会里成长起来的、社会地位奇特的布尔什维克；他十几岁时在祖国和家乡动荡之中参与了军事和征粮行动，经历了种种残酷斗争；在斯大林时期，他同任何有地位的苏联人一样，怀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的创作把苏维埃早期形式主义作家所实践的华丽的散文风格、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
和马科西姆·高尔基等人的创作手法)伟大传统中的史诗写作手法和顿河地区高度口语化的方言土语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肖洛霍夫1924年发表的《胎记》是一篇带有突破性的短篇小说。这一短小精干的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的顿河地区，他的巨著《静静的顿河》的主题构思则始于次年。此时，肖洛霍夫的写作特征已明显形成，如对大自然的泼墨般描写和对处于交战双方的父亲杀死儿子的无情讽刺。1926年，肖洛霍夫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由顿河地区著名作家亚历山大·谢拉菲摩维奇为该书写序言。同年晚些时候，肖洛霍夫发表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浅蓝的草原》(1926)。另外几部短篇小说集发表于1927年到1932年之间，其中最大的一部发表于1931年(1961年由以上选集中精选的短篇小说英译本《来自顿河的故事》出版)。这些短篇小说集因其对哥萨克人生活的表现、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以及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而受到普遍好评。但有些评论家怀疑它们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文学”之列。这一激烈讨论的根源始于20年代末，是无产阶级作家和形式主义作家之间就苏联新文学问题进行的一场尖锐的理论论战。1925年肖洛霍夫从莫斯科回到顿河家乡以后，便集中全力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这部史诗小说的第一部完成于肖洛霍夫20岁那年。他一生中最多产的创作期是1925—1930年。
在这段创作力极其旺盛的时期，他完成了小说的前三部，紧接着开始了第四部的创作。小说其余部分的创作和出版之所以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完全是由于审查制度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造成的。在30年代，苏联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小说记述了自1914年开始的政治大风暴对一个哥萨克村镇和一户哥萨克人家的猛烈冲击。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系列事件对哥萨克生活方式的影响，作者以浓重的笔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处于和平年代的麦列霍夫一家，描写了号称俄国粮仓地区的农业生活的深沉节奏，表现了在沙俄帝国为争取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斗争的哥萨克人的自豪和独立信念，以及他们颇为原始的社会和道德风尚，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幅与接踵而来的混乱流血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安谧井然的景象。然而，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顿河都无动于衷地静静地流淌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哥萨克人希望幻灭，他们对革命普遍的接受态度(很多人把“革命”当作摆脱战争、返回家园的出路)，以及苏联红军在这个农业军事社会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时主人公内心深处对苏维埃的动摇，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简朴生活的生动画面，触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苏联读者认为小说反映了他们所经历过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现实本质。
在1929年以后倍受控制的苏联文学背景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部小说的客观性：在小说的结尾，麦列霍夫抛弃了不管是对红军还是白军的信仰，转而信仰超越一切的个人的、最直接、最自然的人的利益，如爱情、故园和家庭。
所以从一开始，小说就很受欢迎，再版达百次之多，并被译成60多种语言。根据评介肖洛霍夫的最精确的一部著作——赫尔曼·艾尔莫拉耶夫的《米哈依尔·肖洛霍夫与他的艺术》(1982)，这部小说空前的销售量虽然可以说明读者对它的推崇和热爱，但两种不同的审查方式和两次对作者的质疑还是延误了作品后几部的出版进程，同时也使评论界大伤脑筋。第一次发生在小说第一部出版之后。有一段时间盛传该书是一部抄袭之作。
显然，在某些人看来，如此强有力的小说出自这样一个年轻人之手实在是不可思议。最后肖洛霍夫出庭直接面对这一指控，然而谣言并没有平息，直到70年代，在西方的苏联流亡者还重复这种谣传。艾尔莫拉耶夫对种种证据进行了认真分析，他的结论使这一指控不攻自破。他的论证表明，肖洛霍夫是以历史和其他资料为依据进行创作的，谣传中曾写过该小说部分原稿的顿河哥萨克人实际上不可能是小说的作者。
对肖洛霍夫的第二次攻击是政治上的，发生在斯大林时期。据称肖洛霍夫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当时被认为是政治错误)，并说他支持富农，帮助人民的敌人。或许由于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反对红军的哥萨克人才招致这种指控，但肖洛霍夫成功地击败了这种指责。在斯大林对语言改革甚感兴趣的阶段，肖洛霍夫使用哥萨克人的简洁语言自然要受到审查。他前几部作品的语言比后面几部带有更多的地方色彩，因而也更粗犷有力。但经过严格的删削(以纯化语言为目的)，1953年再版时小说的语言便苍白无力了。每一个阶段的审查都延迟了肖洛霍夫作品的出版。起初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农民作家，而不是无产阶级作家。后来当文学被当作宣传工具的时候，政治审查又攻击他的小说过于客观性。绝望之余，肖洛霍夫向高尔基求援，请他制止那些一定要把小说搞得面目全非的检查人员。
由于斯大林亲自说服肖洛霍夫使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为一名党员，因而小说的最后部分完成之后又拖了两年才得以出版。肖洛霍夫顶住压力的非凡毅力最终使他写出了忠实表现哥萨克人的作品。苏联评论家一直仍试图对小说的结局作出解释，但作品中描写的客观性正是瑞典文学院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肖洛霍夫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实践者。他接受农业实行集体化的必然，用人道的语言来赋予集体化以意义。于是，他写出了第二部重要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或许由于这部小说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作者顺利地出版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同时也改善了作家同斯大林的关系。到了30年代，这部小说出了好几个版本，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得以发表。
30年代末，斯大林发动了清洗运动，肖洛霍夫也未能逃脱，他被人民内务委员会指控进行反苏活动。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才得以死里逃生。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会从此一蹶不振。虽然斯大林死后他又开始写作，然而他始终再没写出重要作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政治上的适应，肖洛霍夫最终保全了他的重要著作的完整性；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他本来可以从中得到乐趣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肖洛霍夫写出了许多爱国主义的通讯报道，并开始十分艰难地创作一部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1944年，以连载形式发表)。这部小说早就构思好了，但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脱稿。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一篇面对战争之残酷、展示爱情威力的十分伤感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而且像其他几部作品一样，成功地搬上了银幕。
斯大林死后，肖洛霍夫逐渐成为苏联文学界的元老，他接受过各种奖励，给文学社团和学校团体作过报告，向年轻人提出种种建议，但与此后涌现出的作家的接触却越来越少。肖洛霍夫为战后文学史上日丹诺夫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在国外发表作品的苏联作家进行攻击，结果招致了许多苏联严肃作家的憎恶。他还成为反美宣传的代言人。然而，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仍然很高，他的描写顿河哥萨克人的小说也一直被列为学校的教科书。1937年，收有肖洛霍夫的演讲、应时散文和对青年人的讲话和建议的一部选集译成英语，题为《心灵的召唤：散文、札记、演讲和论文集》。1956年到1960年，肖洛霍夫的八卷本全集在苏联出版，此后的各卷也陆续发行。1984年肖洛霍夫全集的英译新版本问世。
肖洛霍夫认为小说是能使艺术家“描绘出现实世界最广阔的图景，并能以此反映自己对现实世界及其重大问题的看法的文学形式”。然而这样一来，现实主义就融进了现代特征，于是肖洛霍夫称其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传播革新生活，并为了人类利益去重建生活理想的现实主义”。
但是，肖洛霍夫的小说不同于早期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突出之处，不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强调，而在于他的写作风格。在他的作品中，这种风格体现为丰富新鲜而又有乡土气息的比喻，表现故事人物的叙事文体(反映出20年代特有的对故事的兴趣)和对句法的改革实验，以及小说内部各种文体的交替使用(如描写自然的浓郁的抒情文体与人物的简洁、极端口语化的对话文体相对照)。评论家爱德华·J·布朗在评论肖洛霍夫将着意修饰的华丽文体用于史诗主题时，认为他创作了一种既有魅力又有独创性的作品，仅凭这一点，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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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洛霍夫的文学生涯是由20世纪俄国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内战和审查制度的特殊历史经历所决定的。他的文学创作素材反映了他对顿河地区的人民和乡间的热爱；他在青年时代既是非哥萨克人，又是一个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社会里成长起来的、社会地位奇特的布尔什维克；他十几岁时在祖国和家乡动荡之中参与了军事和征粮行动，经历了种种残酷斗争；在斯大林时期，他同任何有地位的苏联人一样，怀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的创作把苏维埃早期形式主义作家所实践的华丽的散文风格、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
和马科西姆·高尔基等人的创作手法)伟大传统中的史诗写作手法和顿河地区高度口语化的方言土语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肖洛霍夫1924年发表的《胎记》是一篇带有突破性的短篇小说。这一短小精干的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的顿河地区，他的巨著《静静的顿河》的主题构思则始于次年。此时，肖洛霍夫的写作特征已明显形成，如对大自然的泼墨般描写和对处于交战双方的父亲杀死儿子的无情讽刺。1926年，肖洛霍夫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由顿河地区著名作家亚历山大·谢拉菲摩维奇为该书写序言。同年晚些时候，肖洛霍夫发表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浅蓝的草原》(1926)。另外几部短篇小说集发表于1927年到1932年之间，其中最大的一部发表于1931年(1961年由以上选集中精选的短篇小说英译本《来自顿河的故事》出版)。这些短篇小说集因其对哥萨克人生活的表现、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以及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而受到普遍好评。但有些评论家怀疑它们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文学”之列。这一激烈讨论的根源始于20年代末，是无产阶级作家和形式主义作家之间就苏联新文学问题进行的一场尖锐的理论论战。1925年肖洛霍夫从莫斯科回到顿河家乡以后，便集中全力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这部史诗小说的第一部完成于肖洛霍夫20岁那年。他一生中最多产的创作期是1925—1930年。
在这段创作力极其旺盛的时期，他完成了小说的前三部，紧接着开始了第四部的创作。小说其余部分的创作和出版之所以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完全是由于审查制度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造成的。在30年代，苏联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小说记述了自1914年开始的政治大风暴对一个哥萨克村镇和一户哥萨克人家的猛烈冲击。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系列事件对哥萨克生活方式的影响，作者以浓重的笔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处于和平年代的麦列霍夫一家，描写了号称俄国粮仓地区的农业生活的深沉节奏，表现了在沙俄帝国为争取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斗争的哥萨克人的自豪和独立信念，以及他们颇为原始的社会和道德风尚，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幅与接踵而来的混乱流血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安谧井然的景象。然而，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顿河都无动于衷地静静地流淌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哥萨克人希望幻灭，他们对革命普遍的接受态度(很多人把“革命”当作摆脱战争、返回家园的出路)，以及苏联红军在这个农业军事社会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时主人公内心深处对苏维埃的动摇，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简朴生活的生动画面，触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苏联读者认为小说反映了他们所经历过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现实本质。
在1929年以后倍受控制的苏联文学背景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部小说的客观性：在小说的结尾，麦列霍夫抛弃了不管是对红军还是白军的信仰，转而信仰超越一切的个人的、最直接、最自然的人的利益，如爱情、故园和家庭。
所以从一开始，小说就很受欢迎，再版达百次之多，并被译成60多种语言。根据评介肖洛霍夫的最精确的一部著作——赫尔曼·艾尔莫拉耶夫的《米哈依尔·肖洛霍夫与他的艺术》(1982)，这部小说空前的销售量虽然可以说明读者对它的推崇和热爱，但两种不同的审查方式和两次对作者的质疑还是延误了作品后几部的出版进程，同时也使评论界大伤脑筋。第一次发生在小说第一部出版之后。有一段时间盛传该书是一部抄袭之作。
显然，在某些人看来，如此强有力的小说出自这样一个年轻人之手实在是不可思议。最后肖洛霍夫出庭直接面对这一指控，然而谣言并没有平息，直到70年代，在西方的苏联流亡者还重复这种谣传。艾尔莫拉耶夫对种种证据进行了认真分析，他的结论使这一指控不攻自破。他的论证表明，肖洛霍夫是以历史和其他资料为依据进行创作的，谣传中曾写过该小说部分原稿的顿河哥萨克人实际上不可能是小说的作者。
对肖洛霍夫的第二次攻击是政治上的，发生在斯大林时期。据称肖洛霍夫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当时被认为是政治错误)，并说他支持富农，帮助人民的敌人。或许由于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反对红军的哥萨克人才招致这种指控，但肖洛霍夫成功地击败了这种指责。在斯大林对语言改革甚感兴趣的阶段，肖洛霍夫使用哥萨克人的简洁语言自然要受到审查。他前几部作品的语言比后面几部带有更多的地方色彩，因而也更粗犷有力。但经过严格的删削(以纯化语言为目的)，1953年再版时小说的语言便苍白无力了。每一个阶段的审查都延迟了肖洛霍夫作品的出版。起初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农民作家，而不是无产阶级作家。后来当文学被当作宣传工具的时候，政治审查又攻击他的小说过于客观性。绝望之余，肖洛霍夫向高尔基求援，请他制止那些一定要把小说搞得面目全非的检查人员。
由于斯大林亲自说服肖洛霍夫使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为一名党员，因而小说的最后部分完成之后又拖了两年才得以出版。肖洛霍夫顶住压力的非凡毅力最终使他写出了忠实表现哥萨克人的作品。苏联评论家一直仍试图对小说的结局作出解释，但作品中描写的客观性正是瑞典文学院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肖洛霍夫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实践者。他接受农业实行集体化的必然，用人道的语言来赋予集体化以意义。于是，他写出了第二部重要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或许由于这部小说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作者顺利地出版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同时也改善了作家同斯大林的关系。到了30年代，这部小说出了好几个版本，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得以发表。
30年代末，斯大林发动了清洗运动，肖洛霍夫也未能逃脱，他被人民内务委员会指控进行反苏活动。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才得以死里逃生。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会从此一蹶不振。虽然斯大林死后他又开始写作，然而他始终再没写出重要作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政治上的适应，肖洛霍夫最终保全了他的重要著作的完整性；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他本来可以从中得到乐趣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肖洛霍夫写出了许多爱国主义的通讯报道，并开始十分艰难地创作一部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43—1944年，以连载形式发表)。这部小说早就构思好了，但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脱稿。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一篇面对战争之残酷、展示爱情威力的十分伤感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而且像其他几部作品一样，成功地搬上了银幕。
斯大林死后，肖洛霍夫逐渐成为苏联文学界的元老，他接受过各种奖励，给文学社团和学校团体作过报告，向年轻人提出种种建议，但与此后涌现出的作家的接触却越来越少。肖洛霍夫为战后文学史上日丹诺夫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在国外发表作品的苏联作家进行攻击，结果招致了许多苏联严肃作家的憎恶。他还成为反美宣传的代言人。然而，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仍然很高，他的描写顿河哥萨克人的小说也一直被列为学校的教科书。1937年，收有肖洛霍夫的演讲、应时散文和对青年人的讲话和建议的一部选集译成英语，题为《心灵的召唤：散文、札记、演讲和论文集》。1956年到1960年，肖洛霍夫的八卷本全集在苏联出版，此后的各卷也陆续发行。1984年肖洛霍夫全集的英译新版本问世。
肖洛霍夫认为小说是能使艺术家“描绘出现实世界最广阔的图景，并能以此反映自己对现实世界及其重大问题的看法的文学形式”。然而这样一来，现实主义就融进了现代特征，于是肖洛霍夫称其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传播革新生活，并为了人类利益去重建生活理想的现实主义”。
但是，肖洛霍夫的小说不同于早期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突出之处，不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强调，而在于他的写作风格。在他的作品中，这种风格体现为丰富新鲜而又有乡土气息的比喻，表现故事人物的叙事文体(反映出20年代特有的对故事的兴趣)和对句法的改革实验，以及小说内部各种文体的交替使用(如描写自然的浓郁的抒情文体与人物的简洁、极端口语化的对话文体相对照)。评论家爱德华·J·布朗在评论肖洛霍夫将着意修饰的华丽文体用于史诗主题时，认为他创作了一种既有魅力又有独创性的作品，仅凭这一点，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