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叙往昔的耻辱
云也退
一
1933年12月3日，俄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从巴黎坐火车启程前往斯德哥尔摩，去接受属于他的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子夜，列车进入德国地界，蒲宁站在最后一节车厢台上向远方望去：“于是，某种类似俄罗斯的东西从车厢下面冒了出来，在苍白的月光下，往后疾驰：这是雪景下的悲凉的五光十色的大平原，是一些蒙上了霜的树木……”仿佛一颗死寂心灵猛地一颤，那个我所熟悉的高贵、优雅的蒲宁，那个在他的自传和日记里消失已久的蒲宁，忽然出现了。
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回望，认为蒲宁当年是告别了一片正享受着革命和鲜血的土地。我们沿着政治、社会、哲学、宗教各种方向苦苦追问一切一切的来龙去脉，挖掘出一批原籍人间或非人间的教父，却很少关心俄罗斯作家最容易触景生情的原因。倘若在无限广阔的一块领土上，一个民族的世纪史只有有限的若干个关键词，那么这个民族的经历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他的精英经常要面对庞大的命题：国家、历史、自然。在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萧洛霍夫这些文人的眼里，祖国常年天寒地冻的城市乡村、山峦河汊天然地拥有的一种雄健的感染力，它把现实艺术化，把现在和将来的世界相混，引得人们想入非非、身不由己。我读完《静静的顿河》，耳边便时时里回荡着顿河解冻的声音：那是如雷鸣般轰隆轰隆的巨响，骇人而奇异。
1919年以后，火炮取代了大自然，成为顿河生活主旋律的演奏者。“革命”伴随着炮声翩然而至，没有人能预感它究竟是狂欢的使者还是灾难的渊源，正如没有人预知阶级的产生、剥削的存在、两种人——人民和敌人——的迥然不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走私进来的，没有经过批准或许可。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萧洛霍夫的笔下，施托克曼——一个来自革命首善之区的共产党员——忠诚地执行着走私观念的任务：在1914年他是顿河地区的真理“播火者”。他再次回到顿河，正是红军和白军之间对峙，哥萨克举棋不定的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秘密枪杀了当地七名地主富农，立刻点燃了顿河暴动的导火线。施托克曼的出现显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他开导他的哥萨克同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
“劳苦的哥萨克只能和咱们走一条路，绝不会和富农走一条路！富农靠他们的劳动过日子，剥削他们嘛，靠他们发财嘛！
“凡是要用武力来反对工农政权的人，我们都要消灭！按照革命军事法庭的判决枪毙的你们村那几个哥萨克，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和你们这些劳苦的人，和一切同情我们的人，是要肩并肩一同前进的，就像耕地时牛和牛那样。咱们为了能过新生活，要一块儿耕地，耙地，好把那些老的莠草，也就是咱们的敌人，从地里全部清除出去！叫他们在也不能生根！叫他们别妨碍新生活的生长！”
在施托克曼的逻辑中，压迫—反抗是理所当然的，劳苦大众自己不能觉悟这一点，就得由像他这样的教员来授课，为此他甘愿作出牺牲。但是，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它的悖谬：那些口口声声要解放被压迫者的人，首先变成了强迫者。我们看到了一种经过观念播种后强行发动的“革命战争”：哥萨克有了一点“觉醒”之后表示拥护红军，一旦遭到革命名义下的杀戮他们便奋起反抗，掉转枪口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红军和当地贫农的“利益一致”，只存在于施托克曼的一相情愿之中。更甚的是，施托克曼企图以清除一部分人的办法，强行使现实吻合“理论”——把富农清除干净，以促成利益一致的完美效果。
理论上是贫农主动选择革命之路，事实上是血腥的杀戮威逼着他们走这条路；理论上是新生活在一片欢呼声中成长，事实上新生活在血肉横飞中沉沦。那不多的几个指斥杀人太多的红军军官，并非出于仁慈的本性，而是基于对失掉民心的担忧。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已经完全成为听任宰割的羔羊。早期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一书中曾经提出，必须千方百计加重人民的苦难，使人民在苦难中忍无可忍而投身革命和起义，那些职业革命家便可顺利夺取政权。现在看来，他的后继者做得更加干净利落。
观念的分歧常常是致命的。施托克曼那一套对蒲宁而言纯粹是天方夜谭。在他看来，革命的意义根本是消极的：它是平白无故的侮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莫名其妙的憎恨。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不应该有尊卑之分：一名知识精英，凭什么一夜之间就要认农民作他的“衣食父母”？文学家的博爱胸怀，并不意味着和那些没文化的“人民”平起平坐。蒲宁日记里的只言片语，真实流露了这些想法：
“现在是漆黑的夜晚，有雨。今天我去过磨坊。庄稼汉都暗地里充满仇恨，和他的谈话是毫无意义的”（1917年9月26日日记）。
他还用不无嘲讽的语气说：
庄稼汉“不可能对别的东西和自己的国家感兴趣，既然没有关于自己国家的知识和对它的感受——对俄罗斯土地而不是对自己的一俄亩地的感受——又怎么可能有民权呢？”
蒲宁深深地怀念俄罗斯恬静的乡村生活。当看到冰封的顿河在凌晨时分开裂，家家户户的哥萨克被轰隆轰隆的响声惊醒，农耕社会开始新一天的运转时，他一定会微笑的。和中国农村一样，黑土地上有家常里短唠嗑的妇女，有赶着大车犁地的男人，有巧舌如簧的媒婆，有包办婚姻和翻墙入室的年轻人对陋俗的嘲弄。这是蒲宁愿意看到的，谁也没有理由去毁掉如此质朴的田园风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农民正受着残酷的剥削，必须彻底改变这一切”，使得蒲宁忍无可忍。他后半生的怨恨和悲哀，令俄罗斯晶莹无暇的雪沫也失去了光泽。
二
蒲宁走得太远，理论家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他的劣根：代表没落贵族的利益反动文人，当然只能为本阶级势力张目。但是，格里高力·麦列霍夫，一个全家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农儿女，他在革命中的抉择将是一场棰心刺骨的煎熬。在一战期间的沙皇军队里，格里高力受到社会民主党人影响，醒悟到“为沙皇而战”的虚伪。等到投身红军后，他踏上自己的家乡土地，才猛然发现革命的火焰已经烧到了自己身上——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杀尽剥削阶级，而且还要追究每个人的出身问题。格里高力逐渐意识到：所谓的为“解放人民”而战，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格里高力童年最好的朋友——贫农后代米沙·柯晒沃依参加了红军，两个人的论辩触到了革命的命门。米沙主张为了“平等”可以不择手段：“要叫有钱的哥萨克从打饱嗝的嘴里吐出一点儿来，分给饿肚子的人吃吃。要是不肯，就连肉扯出来！”格里高力反驳道：“不是抢的，是挣来的！我们的祖宗用血浇灌过这些土地，也许就因为这样，我们的黑土才格外长庄稼。”这一场决裂延续到了最后，其间，米沙和同村的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追随红军与自己的乡亲为敌，格里高力的哥哥彼特罗也死在了他们的枪下。然而，快意恩仇的一幕最终没有发生。在丧心病狂的伙伴面前，格里高力顽强地保留了健全人的道德感和质疑精神：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发生？
撤除人道主义的底线以后，革命和原始人之间的杀戮就没有表面区别。在敌我对抗中剥夺生命，似乎是超伦理的、无需论证的命题。米沙·柯晒沃依火烧村里财主柯尔叔诺夫的房子的时候，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岁老人格里沙加也能坦然举枪；为了拉拢人心，哥萨克暴动军打出了反对“枪毙人和抢劫”的旗号。在一个明媚的春天，年轻的红军士兵李哈乔夫被俘并押送上路：他看到“树枝上那褐色的芽儿已经灌足了三月的甜汁；那种淡淡的、隐隐约约的香气预示着春天的繁荣，预示着太阳转回后生命又要开始……”
“……在离维奥申七俄里的地方，在一片荒凉的、起伏不平的沙地上，几个押送的哥萨克惨无人道地把他砍死了。先是活活地挖掉了他的眼睛，砍掉胳膊，割下耳朵和鼻子，又在他的脸上来来回回地划了几刀。他们解开裤子，一面叫骂，一面对着他那高大、英武、健美的身子撒起尿来。他们对着血肉模糊的躯体骂够了，然后一个哥萨克踩住轻轻哆嗦的胸膛，踩住仰面倒在地上的身躯，斜砍一刀，把头割了下来。”
最无渲染的文字具有最强的冲击力。李哈乔夫只是不计其数的被杀者之一，萧洛霍夫几乎没有给一名俘虏以苟且的机会，大多数被第一时间处死，少数人则先遭示众后公开处决。当被俘的红军拉到村里示众时，死到临头者还有意识地往人群中躲藏以躲开殴打，还有人哭得昏厥在地——生命在即将终了时突然平等了，无论是白军、红军还是哥萨克，每个人的生命都平等了。死神慷慨地敞开双臂，赐予他的客人相等的求生欲望。
一旦势不两立的双方在哥萨克中形成，伦理道德的命运便万劫不复。《九三年》中的革命军司令戈万，他放走朗纳克将军，因为后者在可以逃生的情况下救了三个孩子，他无法说服自己处决；督军西穆尔丹对戈万执行死刑，在戈万身首异处的一刹那开枪自杀。西穆尔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一根道德链的完整，在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中，这根道德链的出现并接续是一个奇迹。俄国革命喊出的口号更加赤裸，更加煽情，它需要建立一个最具体的敌我关系，以便激起人的仇恨，去无数次实践战争的公理：非敌即友，你死我活。
从革命观念的输出到战争逻辑的推广，仇恨一刻不停地增长。格里高力成长为能征善战的军官，一条条性命终结于他的手下。但是，人性终不曾抛开他：他牵挂着他的妻子娜塔丽亚和情人阿克西妮娅；他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保住了父亲的心灵中柔软的部分。像戈万、西穆尔丹一样，战争中人如果极力想用道德人性的目光去审视他人，他将发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不可以轻易否定，他将为此受尽良心的折磨。
人必须要有所依恋，必须有所怜爱。人应该知道，必须有那么一个能让他获得内心平安的地点。个体面对有限的未来，将他的全部财产放在大地上，让青天注视，比用炮火打成粉末更有意义。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派系观念，它否定个体的价值，逼迫个体首先明确立场，在拥护或者反对之间选一条路；它培育的英勇战士得到了一堆概念、一笔血债，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我不知道，在他们死在同胞乡亲手里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当年奔赴战场时唱的歌谣：
哥萨克的血泪
啊，我亲爱的故乡呀，
我再也见不到你啦。
在朝霞中我看不到夜莺，
听不到花园里夜莺的歌声。
你呀，我亲爱的妈妈，
不要为我过分悲伤。
好妈妈，不是所有的人
都死在战场上。
三
在一种刻意的宏大叙事下，人们只能看到革命战车隆隆向东，除了被“碾得粉碎”的人外，所到之处一片旌旗猎猎，人欢马叫。萧洛霍夫揭示了这种历史进步主义的欺骗性。事实上，革命理念的传播历来伴随着极端的功利目的，革命的输出造就了无数灾难。应该留给个体评说历史的权利。听听历尽磨难的格里高力的肺腑之言，我们会发现所谓的“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是何等的虚妄：“我是为自己打仗，不是为将军们。如果说实在的，不管是那些人还是这些人，都不合我的心意。”
而对于伊凡·蒲宁而言，最无法容忍的是唯美的诗歌也沾上了革命的血腥。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把俄罗斯诗歌倒退回了十二月党人时代的水平：“第一刀——杀死大臣，达官贵人/第二刀——杀死教士，虔诚信徒！”蒲宁痛切地写道：“这个时代是文学中风尚、荣誉、良心、审美力、智慧、分寸感、手段……急剧败坏的时代”；“咒骂神和亵渎神乃是革命时代的主要特性之一”。蒲宁永远不能宽恕他们：倘若连文学也浸泡在了仇恨之中，人们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
革命最终只给格里高力留下一个儿子，“这是他一生仅剩的东西”。回家途中，格里高力把武器扔进了顿河。他受够了那种强迫人们拥护一方排斥另一方的东西。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加缪说过：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地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所幸，俄罗斯的灵魂尚未死灭，他们沿着流放之路，开始了清算革命、拯救俄罗斯灵魂的漫漫征途。
“必须有一种恩惠、忘我和一个祖国”（加缪语），民族才能慢慢洗清革命的创伤，才能重新拾回黑土地上失落的人性，重新找到美的精神归宿。在诺贝尔奖颁奖大会上，作为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的蒲宁宣示了拯救祖国的信念：“……我有一种处境上的特殊性，即我的国籍属于这么一个奇怪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现在已分散在全世界……斯德哥尔摩的决定对于在全部情感上受到如此损害和侮辱的整个俄罗斯来说，真正是民族的事件……”在昔日的耻辱得到重叙以后，俄罗斯民族可以期待真正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