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早期的小说译作
董国和
季老被当今文化界和学术界誉为“国学大师”与“学界泰斗”，还被尊称为“国宝”。他著作等身，对此三项殊荣，应是当之无愧。他的文学作品多为散文，没写过小说，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用他的话來说，是因为“我不愿意写小说，因为我厌恶虚构的东西”（见《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但不愿写他却爱看，《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就列入他爱读的书目中；不愿写但又是从翻译小说开始起步，开创了他翻译著作的辉煌——《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就是他早期的小说译作。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六千册。它的作者安娜•西格斯是德国著名的女作家，有长篇小说《死者青春长在》和多种短篇小说集出版。她1951年曾被授予一等国家奖金，同年还荣获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季老早年留学德国，他热爱和平，痛恨法西斯，因此，他翻译小说选择了安娜•西格斯的作品，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说起当年翻译小说，季老称这也是“完全出于无奈”。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外，在业余时间，“我必须找点工作干，我指的是写作工作。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我主张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不能讲假话的。硬往外挤，卖弄一些花里胡哨的辞藻，我自谓不是办不到，而是耻于那样做。想來想去，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搞翻译。我从德国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作品。”（见《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这就是他着手翻译她小说的缘起，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就是在“文革”中，还“偷偷摸摸”地翻译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在北大校园，他每天四点起床后就开始研究和写作，因此被誉为“北大一盏灯”。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共收有五篇小说，其中前三篇为季老所译。这三篇小说分别是：《怠工的人们》、《珂莉散塔》和《未路》，后两篇是他人的译作。此书原计划只有前三篇作品，这在作者为此书所写的《代序》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亲爱的中国朋友们！在这里，季羡林把我用我的语言写我的三个故事，用你们的语言说给你们”。为此，编者还在《代序》中加了一条说明的注释。如果说这是此书的一个特殊之处的话，那它的封面设计的与众不同，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它的封面除上方三分之二是作者的肖像外，下方三分之一就是书名，沒有为译者的名字留一点地盘。那译者的名字呢？它只在扉页上占据了一块很小的地方。这种只突出著者不突出译者的封面设计，是否是出于季老的要求还无材料可以证实，但它非常符合他的意愿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有他的文章为证。
关于翻译和有关翻译的问题，他在《谈翻译》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在文章笫二节《著者与译者》中，主要说的就是著者与译者孰重孰轻的关系问题：“著者和译者究竞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接下来笔锋一转，他就对国内一些翻译作品所出现的怪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中国却又不然。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三个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见《我的人生感悟》笫103页）除此之外，还对一些怪人怪事直接点了名。此文是解放前写的，解放后他的译著出版，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与国际的惯例来接轨了。所以，他在《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一文中才提出了“学术良心”的问题，并且自豪地说：“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沒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我的人生感悟》笫113页）对他这掷地有声的话，《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何请辞“国宝”这个别人想得却得不到的“封号”了。
季老的文笔之美，是世人皆知的。他的许多散文名篇，已被广大读者所传诵，有的已成为了经典之作。说到《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的译文之美，此处无须再着笔墨举例说明，只看他所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一殊荣，也就是它的最好说明。在获奖表彰大会所作的书面发言中，他讲了对翻译工作的理念：“我总认为，翻译比创作难。创作可以随心所欲，翻译却囿于对既成的不同语言文体和文化转换。要想做好翻译，懂外语，会几个外语单词，拿本字典翻翻是不行的。必须下真工夫，下大工夫”（见《病榻杂记》笫267页）。有了这样的理念，又是下真工夫，大工夫的译作，不用说，它也就一定是符合“信、雅、达”标准的精品之作。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距今已出版五十多年了，做为季老的早期译作，它的研究和收藏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当年虽说是印数不少，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谁知它存世还有多少呢？做为季老的一个读者，能收藏到他一本早期的译作，也是一种缘分，当然要好好地珍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