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让翻译坑了一回
老探戈
我常恨自己不能懂个十门八门的外语。马克思先生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但是很不幸，我人生斗争的兵器库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很多，却偏偏少了这一种，所以，读洋人的书只好依赖翻译。
我是读着洋人的小说长大的，先是俄苏，后是英法德，再后来是美国和拉丁美洲；文学读够了，轮到历史艺术哲学美学，也都是洋人的多。二十五六岁了，才发现虽然“言必称希腊”，自己的根却没扎牢，于是返回头来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谈论的范围。
于翻译一道，我虽是门外汉，但毕竟见过猪跑。读的多了，虽然见不到原文，不能肯定翻译的“信”，但译文的“达”、“雅”还算晓得。
老一辈的翻译家，大多学贯中西，虽然西谚说翻译是原文的叛徒，但译文却并不觉得隔。这多少有点儿像当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天衣无缝得让人感觉那老外就是说汉语的。老一辈的翻译家，不仅仅做翻译，有很多人本身就是学者、作家、诗人，这样的起点和学养，决定了他们的翻译进得去出得来，让人感到很享受。
翻译开始出问题，大概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窗户打开了，很多过去没见过的东西全都涌了进来，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翻译，其实直接造就了后来的“翻译体”，——说白了，就是怎么看都是汉字，可就是绕来绕去地让人丈二，尤其是行文中再加点儿术语，那就更要命了。
再再后来，老人儿渐渐走光了，新人一茬接一茬地长起来，翻译一道，算是遇上了荒年。再读洋书，就越来越想丢开了，——无他，别扭耳。
毛病出在哪里，其实一目了然。现下的翻译家们，懂外语的多，懂汉语的少；当然，他们是否真懂外语，我因为少了一种武器，不敢妄加揣测，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的汉语水平一定是有限的，而且知识尤其是常识的储备不足。
站着说话不腰疼，评论别人毕竟容易。翻译这行很苦很难，这首先是需要读者和论者体谅的，但体谅归体谅，对现下很多翻译家的粗疏却不能宽宥。翻译这事儿，其实是座桥梁，沟通着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桥梁的质量于是就显得很重要。事关知识，实在大意不得。
我手头上现在放着一本书——《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这是一本好书，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因为这是一种“小写的历史”，全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细节，可以做“大历史”的绝佳补充。作者让•马哈比尼是法国的历史学家、作家、记者，他的笔伸进希特勒时代柏林的许多角落，为我们描绘了从大人物到小市民的芸芸众生相。
我充满期待地翻开这本书，准备以此书作为刚刚读完的那本《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的餐后咖啡。然而，我被此书的翻译兜头浇了一瓢凉水，时下翻译的两个毛病在这本书的翻译中暴露无遗，——汉语差，常识弱。汉语差，于是文字拧巴；常识弱，让人啼笑皆非。书中错讹处俯拾皆是，让人瞠目结舌，不忍卒读，于是，这本薄薄的书，被我用红笔批注得墨迹淋漓。
如果是一般的书，我可能就原谅它了，因为译后记显示译者是个年轻人，而且译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翻译的难以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但我之所以不愿意原谅这本译著，是因为出版社和译者的导师轻易地就让这样一个粗陋的产品过了关，因为它更像是一份学生的翻译作业而非合格的出版物；而且这本书又是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傅雷”百本图书资助计划的项目之一。我想，傅雷先生地下有知，看见这样一本译著，可能会气得坐起来，提笔重新译一遍。
据译者的导师在前言中说，这书属于法国阿歇特出版社“日常生活丛书”之一种，他们准备从该丛书中选三十种译介给中国读者。我本来是打算把这三十种买全的，因为这种“小写的历史”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在读过这一种之后，我彻底打消了购买其他二十九种的欲望，——因为我不想再让翻译坑了。
(摘自《星岛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