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97 - 2003-9-20 17:06:00
纪念卡夫卡诞生120周年
叶廷芳
2003-9-19 8:44:24
他为了“灵”的至美，付出了“肉”的牺牲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星空中，卡夫卡的名字是一颗耀眼的彗星。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它还没有完全从云翳中走出来，那么整个下半叶几乎所有的亮星都向它让路，直到21世纪初的现在，仍没有改变这一现象的迹象。在文艺思潮起伏跌宕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位作家能独领风骚达半个多世纪而不衰，这是少有的事情。这说明，当一种新的时代审美信息最初只被个别敏感的"春燕"感知的时候，多数"凡鸟"却仍无动于衷。但既然是一种时代的审美信息，最终它总会把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都唤醒，这时，一种时代的美学变革过程即宣告完成。于是，卡夫卡先前那被看作"非文学"的作品，被承认为正宗文学，当然是在另一个时代维度上的正宗，是其美学形态已经转了型的正宗。
卡夫卡（1883－1924）创作的成熟时期（1912－1924），正值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表现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时（1910－1924）。德国（准确地说德语国家，包括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表现主义运动既是一次思想反抗运动，也是美学变革运动，对20世纪的德语文学乃至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就美学变革而言，这场运动深刻地经历了"反传统"的过程。它剧烈地颠覆了在欧洲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模仿论″美学，而代之以"表现论"美学，即把艺术创作习惯于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转向对主观世界的表现；从强调外部的真实，转向内在的真实。这股"向内转"思潮对卡夫卡的创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说，他是积极参加了的。这场运动的一位重要作家、活动家，也是领袖人物弗兰茨·韦尔弗也生活在布拉格，卡夫卡与之保持频繁来往，两人经常讨论文学中的问题，因而成了要好的朋友。表现主义最为推崇的两位思想家--尼采和弗洛伊德，也引起卡夫卡的关注，尤其是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对卡夫卡起过重要影响，有人甚至把尼采看作卡夫卡的"精神祖先"。再从卡夫卡的创作看，也留有表现主义的许多特征。诸如表现主义所强调的内在真实，所追求的梦幻世界，所爱好的怪诞风格，所崇尚的强烈感情，所习用的酷烈画面等等，都在卡夫卡作品中烙下鲜明的印记。不了解表现主义的美学特征及其与卡夫卡创作的关系，就不可能很好理解卡夫卡的作品。
但如果在阅读卡夫卡作品的过程中过于拘泥于表现主义，那也会产生误差。正如德语现代文学另一位滥觞于表现主义的领军人物布莱希特许多地方超越了表现主义一样，卡夫卡也不是任何一个主义所概括得了的。事实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等都向它攀亲结缘，说明卡夫卡与20世纪的西方文学的关系，一如毕加索与20世纪的西方美术。要探悉这一现象的奥秘，最根本的一点是看他的创作态度。他不是把文学创作看作单纯的审美游戏，而是表达自我的手段。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卡夫卡凭着他那圣灵般的智力，分明洞察到人类存在的危机，即那日甚一日的"异化"趋势，他急欲向世界敲起警钟，对人类生存状态及其合理性提出质疑。因此直到晚年他还在日记里写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文学途径"将世界重新审察一遍"。无怪乎他于1922年写的《城堡》第一稿是这样开头的：主人公急急忙忙要求旅馆里的一位侍女帮他的忙，说他有个十万火急的任务，一切无助于这一任务的想法和行为他都要加以"无情镇压"。没错，生活中他正是这样做的。你看他，"对无助于创作的一切我都感到厌恶"，甚至"一个男人生之欢乐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放弃了，包括婚姻、家庭，甚至健康。为什么后来他把这一稿作废了呢？原来他已病入膏肓，感到"来不及了！"
现代文学，尤其是与存在哲学相关的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一个明显区别是，它不再把创作看作是纯美学的事情，而看作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为什么卡夫卡晚年要嘱告他的朋友，在他死后把他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他在乎的就是他的写作过程，而这过程他已经有过了）因此你看卡夫卡，他在写作时完全处于身心交混的“忘我”状态，他的短篇小说往往是一个不眠之夜“一气呵成”的产物。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一种从深心中发出的生命呼叫！无怪乎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特别是那些有代表性的长短篇小说中，往往晃动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分明是作者自己的身影。但这不是报告文学的主人公，而是艺术化了的人物形象——象他，又不象他。原来作者把自己捣碎在里面了！这就不难理解，他的作品何以有着如此入木三分的真实，一种任何写作高手凭经验和技巧都“创作”″不出来的真实！这就是卡夫卡的独特性，这就是出身于表现主义而又胜于表现主义的卡夫卡。
卡夫卡诚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用任何理论语言阐述过他的哲学观点。但卡夫卡无疑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并紧张地进行哲学思考的文学家。他用艺术语言所暗示的人类存在的焦虑及有关的一些根本问题，与哲学家们，尤其是存在哲学家们通过理论语言所阐明的观点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这也就是说，他把哲学引进了文学，并使二者成功地融合为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之前，存在哲学的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和稍后的尼采引起他那么大的震动，在他之后，他在另一拨哲学家如萨特、加缪等人那里那么受青睐。所不同的是：所提及的这些哲学大师几乎都可以说是哲学家兼文学家，但我们不能说卡夫卡是文学家兼哲学家。因为前者是有意识地让哲学去“勾引”文学，使文学成为哲学的嫁娘和附庸，而后者则是将哲学提炼为文学的精髓，使之成为文学血族里的精神支撑，因而使文学更强壮、更尊严；同时，他把哲学变成了美学，使文学哲学融于一体，难分彼此，不仅受到文学家的推崇，也受到哲学家的敬重。这是卡夫卡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任何时代的美学变革首先是由那个时代新的精神、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文化理念引起的，20世纪的美学变革也不例外，在这这一问题上文艺依然遵循着"内容决定形式"的大框架。卡夫卡对存在所独有的那种体验，那种异化感和荒诞感，蒙在现实表面的那层厚厚的覆盖层，使语言失去了其固有的传统功能，而产生"失语症"。因为在他看来，那种照相式的写实"不过是铁制的窗板"，阻断人们去洞察那藏在表面底下的真实。而他要求于创作的是"传达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是放纵地"同魔鬼拥抱"的行为，是挖掘那种″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也看不到的东西″......为此他必须寻找新的表现方法。于是，用于影射和暗示的象征、譬喻的手法；引起联想和比附的梦幻手法；用以揭示假里藏真的荒诞手法；让人惊异、发人省醒的怪诞手法；制造亦真亦假，似假还真的悖谬手法；令人含泪而笑的"黑色幽默"手法等等，都纷纷到卡夫卡那里去报到了。无怪乎，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兼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说：卡夫卡在"从文学外走到文学内″的过程中，他″改变了德意志语言"。这就是说，卡夫卡成功地抛弃了德意志语言的习惯用法，而建立了崭新的审美概念，从而使德意志语言改了向，转了型。因此，卡夫卡对文学观念和形式的变革是划时代的。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艺术革新，最初都只有少数先驱者为其献身。当他们刚刚捕捉到属于时代的审美先兆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进行实践和试验。从常规看，这种努力成功的几率很小，而失败的可能很大。
正如美国美学家桑塔耶那说的：“1000个创新里头999个都是平庸的制作，只有一个是天才的产物。"一个艺术革新者为探索所需要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往往不亚于一个科学探索者。即便是那极个别的成功者，也未必马上就能获得鲜花和荣誉的报偿，以致象莎士比亚这样的世界文学史上的"千年一帝"，由于他不顾当时流行的关于悲剧和喜剧的艺术教条，不但生前得不到桂冠，死后还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至于象莫里哀这样的艺术教条的异端，若不是国王怜惜他的过人才华，恐怕连性命都难保。直到20世纪，乔伊斯还曾为他的《尤利西斯》吃过官司。可见，美的探悉者也象真的追求者一样，在一种时代的审美信息普遍觉醒之前，他注定要经历一段寂寞或孤独时期，甚至遭受残酷的迫害。卡夫卡生前发表的那四本薄薄的小册子，已经包括了他几乎所有的代表性作品。但直至他死后多少年，世界始终报之以沉默！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和大量的睡眠时间；被剥夺的几十年宝贵寿命（刚过不惑就离开人世了）；他始终憧憬的婚姻和家庭--这一切都因为写作而被他自己"无情镇压"了！很清楚：他为了"灵"（艺术）的至圣至美，付出了"肉"（生命）的彻底牺牲。因此我认为，象卡夫卡这样的时代先驱不仅是一位艺术的探险者，而且是一位艺术的殉难者。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刻画的两位动人的艺术家形象，即《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鼠众》中的主人公，就是艺术殉难者的自画像，也可以说是作者的自我写照。
今年是卡夫卡诞生120周年。为纪念这位为人类合理生存苦苦思索一生，并为20世纪的现代文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笔者作为他的研究者怀着敬意撰写了这篇短文。鉴于目前我国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着浮躁倾向，对卡夫卡的纪念就尤显重要。卡夫卡对待创作的严肃态度，在整个世界文坛都是出了名的。对卡夫卡来说，对创作的任何懈怠或轻率，都是对艺术的亵渎！
（摘自《文学报》）
jally - 2003-9-26 10:50:00
| 卡夫卡的幸福（附照片） |
| 2003-09-22 09:08:01 作者：约翰·格拉斯;康华 |
■［英］约翰·格拉斯（John Gross）■康华译
在卡夫卡和朵拉的关系模式里，卡夫卡起着主导作用。他教朵拉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文学，比如从“神圣、绝对、不朽”的视角切入；他一遍遍地把他最喜爱的书读给朵拉听。
1923年7月，弗朗茨·卡夫卡遇上了朵拉·笛阿芒（DoraDia-mant）。当时，卡夫卡正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海滨胜地，而朵拉则在附近假日营地帮助犹太孩子。这年，卡夫卡40岁，朵拉25岁。初一相识，他们彼此倾倒，9月份就在柏林同居了，次年春天，他们已经计划结婚。但这只能是梦想，因为肺结核病已攫住了卡夫卡。1924年6月，卡夫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卡夫卡最后的爱情：朵拉·笛阿芒之谜》（Kafka＇s Last Love：The Mystery of Dora Diamant2003年8月版）作者凯茜·笛阿芒（Kathi Diamant）与朵拉·笛阿芒并无亲缘关系，但是一种可能性——可能会有这样的关系——点燃了凯茜最初的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了解到朵拉在卡夫卡死后的经历，便动了写传记的念头，开始追踪卡夫卡和朵拉之间的情缘。
认识朵拉之前，卡夫卡对女人一直是警惕的，总是与她们演绎分分合合的故事。与朵拉的交往却让他发现了单纯的幸福。但他们的结合蕴涵着文化上的认同。
朵拉在波兰一个小城镇的正统犹太家庭长大，出身之所充满压抑的背景会令年轻女子沮丧。朵拉心底是抵制这种压抑人的环境的，她去了柏林，追随自由而去。
但她对犹太传统依然没有忘情。那时的卡夫卡也仿佛回归到了犹太人的根。早先，他具有压制性的父亲限制了他太多，太多……与朵拉的结合使得卡夫卡学习希伯莱语时有了帮助。卡夫卡与朵拉还共享一个话题：在巴勒斯坦开始新生活。他们初萌的想法是，在特拉维夫开个餐馆，当然，这并不是个非常认真的想法。
不可避免的，在卡夫卡和朵拉的关系模式里，卡夫卡起着主导作用。他教朵拉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文学，比如从“神圣、绝对、不朽”的视角切入；他一遍遍地把他最喜爱的书读给朵拉听。与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品质相比，他的作品（当时朵拉对他的作品知之无多）的意味相对暗淡，因为他有见识，感情强烈，有趣又深刻。
朵拉一直觉得卡夫卡很伟大，这感觉不但从不曾动摇，随着岁月的流逝，还更根深蒂固。所以，卡夫卡辞世后，朵拉的生活一下子就偏了航向。如此，他们的故事就以最热烈的程度绽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帷幕上了。
朵拉酷爱戏剧，1926年，她进了杜塞尔多夫一家不错的戏剧学校，毕业后踏上了专业舞台。当她返回柏林时，大萧条却开始了，朵拉失去了工作。1929年岁末，朵拉加入德国共产党，两年后，与一位同是共产党员的经济学家结婚，那人叫拉茨·拉斯特。
朵拉积极参与党的宣传活动，肩负起培训街头表演者的职责。接着，纳粹掌了权，她自然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丈夫拉茨被捕了，经受了无情的审讯和牢狱之苦后终得释放，一出狱，他就想方设法逃往俄国。朵拉追随他去了苏联，同受颠沛苦楚的还有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玛赫阿娜。时为1936年。
起初，莫斯科当局是欢迎他们的。（当时拉茨的妈妈已在苏联，她是著名的德国共产党人）但是，到了1938年，大清洗开始了，拉茨被控为间谍送往劳动营。直到十年后才重新露面。他的身体彻底毁了。之后，朵拉再也没见过他。
在朵拉被流放到古拉格之前，一切看起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然而，不平等中也有让人欣慰的地方：当局准许她带上女儿离开苏联。她为出境签证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她要想在西方生活，就得许诺为他们做情报工作。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曾为此讨价还价。
不幸的是，战争迫近了。最安全的地方似乎是英国。经过努力，朵拉得以在那里暂居。短短几个月，她躲开了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监禁的命运，却进了马恩岛的监狱。获释后，朵拉去了伦敦。她尝试了很多工作。她住在小公寓里，生活的核心地方是白教堂，就是在白教堂，她与意第绪语诗人A.N.斯坦库（A.N.Stencl）有了密切往来。诗人一直尽力使意第绪语言和意第绪文学灵魂不死。
朵拉的家人大都死于纳粹大屠杀。1949年，她去看望住在以色列的幸存的亲人，爱上了以色列并打算在那里定居，但是，回到伦敦，她发现自己患上了不可治愈的肾病。1952年，54岁的朵拉离开了人间，漂泊的终点是一座孑立在东哈姆的墓地。
凯茜·笛阿芒的书为人们提供一种对卡夫卡更充分的诠释。但掩卷时，人们又可能不这么想，因为朵拉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的故事值得以她个人的名义讲述。而凯茜的讲述的确很动人。
（原载英国《每日电讯报》2003年8月10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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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ly - 2003-9-26 1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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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艳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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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是20世纪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因此，如果不阅读卡夫卡，我们便简直无法了解和认识20世纪的西方文学。
如何理解和认识卡夫卡？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他的书信、日记？或是评论家对他的评论和分析？要不就是阅读以上这一切？有一个视角也许比较独特：那就是通过卡夫卡身边的亲友的视角去阅读卡夫卡。我们已经通过与卡夫卡亲密接触过的三位女性菲莉斯、蜜伦娜、朵拉的视角阅读过卡夫卡（见《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2日刊载的拙文《卡夫卡和三个女人》），那么，卡夫卡身边的男性朋友又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卡夫卡的呢？通常我们总说卡夫卡是孤独的，这理所当然地便意味着卡夫卡没有什么朋友，其实这里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误解。卡夫卡的孤独并不在于他没有朋友，而在于他的志向、他的创作不被人们所理解；卡夫卡的孤独也不在于他选择了那种隐士般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他的艺术追求要求他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卡夫卡并不缺少朋友，他并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上至保险公司的经理，下至公司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员，都对卡夫卡颇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这里我们选择了与卡夫卡较为亲近的三位男性朋友，他们是鲍姆、布罗德和古斯塔夫·雅努施，他们对卡夫卡的评说也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和接近卡夫卡。
鲍姆是卡夫卡上大学时结识的朋友，他11岁时已双目失明，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音乐评论家。卡夫卡与鲍姆的关系，与他同布罗德的那种舒适亲密的关系相比，显得更加谨慎小心。大约过了10年，他才放弃使用正式的第二人称，将“鲍姆”改为“亲爱的奥斯卡”，这清楚地表明卡夫卡需要或愿意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卡夫卡告诉布罗德，鲍姆曾使他感到害伯，其理由不难猜测，即这位盲人奇才不仅使卡夫卡感到难以对自己表示怜悯，而且，他还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长期被某种原则和制度压抑后如何完善自己的范例。许多年后，鲍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卡夫卡：
有关卡夫卡，我能告诉陌生人什么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绝对想像不出一个人的存在可以如此孤独，即使是他的最轻微的放松也包含着某种最富有个性特点的品质。他决不谴责什么，只是表明事实。他没有仇恨或神经质，但也没有浪漫的多情善感，他直接进入每一个心灵、每一事件以及每一种情况的结构中心……，他用一种无与伦比的眼光审视，解除神秘，揭开他自己以及别人内心生活的外壳。他是一个充满了神奇幻想的天生的幻想家，但他强调的那种严格的客观性又抑制了他的这种幻想。摆脱一切腻烦或伤感的诱惑，以及模糊的幻想属于他崇尚纯净的一个方面——尽管在肉体方面的表现上常常是古怪的，但在精神上这却是一种近乎于宗教的信仰。他创造了最主观的形象，但却是以最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918年，卡夫卡邀请鲍姆来到楚劳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了8天，在这8天里他们几乎每夜深谈，通宵达旦。这以后，鲍姆说，“我对他的了解比以前10年加在一起还要多”。在经历过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之后，鲍姆对卡夫卡艰难的生存和受冷遇的著作有了更为精微的理解。一个“如此孤独”的人，写了如此孤独的书。
布罗德也许与卡夫卡太接近了，因此人们怀疑他是否能把握卡夫卡的全貌；另外布罗德主观意志过于强烈，他常常在有意无意之间给卡夫卡的生活涂上了自己的色彩。不过，作为卡夫卡生活的最真实可靠的证人，他的证词常常被丰富的材料所证实。在布罗德的回忆中，我们还能看到卡夫卡生活的另一面：
许多个夜晚（布罗德在传记中写道），我们一起在剧院、餐馆和小酒店里度过，有漂亮的姑娘相伴。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将卡夫卡描绘成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修士或隐士就完全是误解；至少这肯定不适合于描绘他在大学里的生活。以后怎么样呢？这以后，他对生活的要求是太多，而不是太少———要么完美无缺，要么一无所有，这的确导致他有过几次偶然的恋爱，在意识深处他将这些事都看做是堕落。因此，他从来不讲淫秽的笑话，甚至别人当着他的面讲这类笑话时他都无法忍受，这并不是说他将制止别人讲这种笑话，而只是由于他在场便没有人想到去讲这类笑话，他的全部存在就是渴求纯洁。
……
我羡慕卡夫卡游泳和划船的技巧；他尤其擅长于我们称之为“心灵沉没”的技术。他在敏捷、大胆方面总是胜过我，他还具有一种特别的技巧，将人留在某种特殊的麻烦的境况中让他们自己设法救自己——带着一种残酷的微笑，这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能自救的人”。我是多么喜欢这种微笑啊，这里包含有非常丰富的自信和勇气。弗朗兹，对我来说，是不屈不挠的。当他要创造出一种新的运动技巧时——这也是他个性追求的一个方面，就像他追求别的什么一样，都是全身心的奉献。
古斯塔夫·雅努施是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一位同事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当时一心想当诗人。卡夫卡在日记中曾提到过他，“他到办公室来看我，又哭，又笑，又叫，给我带来一堆书，说是要我读，然后又带来苹果，最后带来他的女朋友，一位可爱的森林管理员的女儿；他在外面同他女友的父母同住。他自称很快乐，但却常常给人留下一种可怕的混合印象，看上去又非常悲哀，他想获得他高中的毕业证书，然后去学医（因为这是一份安静、朴实的工作）或者法律（因为这会引他步入政坛）。是什么魔鬼点燃了这把火？时隔25年雅努施出版了一部《卡夫卡谈话录》。布罗德证实了这部《谈话录》的真实性，他说他最初读到这些有关卡夫卡的记载时，“其充实新鲜的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此后不久，朵拉也从这些文字中“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并从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雅努施接受的是一个作为“个人”的卡夫卡，他拒绝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他说，“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是以善良、宽容、坦诚促进和保护我的自身在冷风凄雨中发展的人。”“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
三位男性对卡夫卡的认识和理解与三位女性正好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对应：布罗德有点像菲莉斯；鲍姆有点像密伦娜；雅努施有点像朵拉。当然，布罗德对于发掘和研究卡夫卡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他所做的工作，所谓的卡夫卡研究几乎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布罗德常常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整理和阐释卡夫卡，这使得我们在接受卡夫卡时，又常常在误读卡夫卡。鲍姆的观点是精微的，只可惜语焉不详。雅努施拒绝阅读卡夫卡的作品，这一点太像朵拉了，他们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但我们却不能不读卡夫卡的作品，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卡夫卡呢？我想，哪种都行。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用心灵去接近卡夫卡，用头脑去认识卡夫卡；用心灵去聆听卡夫卡的诉说，用头脑去阅读卡夫卡的创作……。
总之，和卡夫卡交朋友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走近卡夫卡是需要勇气和耐心的，但是，卡夫卡的问题是深刻的，卡夫卡的痛苦是丰富的，卡夫卡的祈祷是有预见性的，还是让我们静下心来，走近卡夫卡，去听听他对我们说些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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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