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ythomas - 2007-4-19 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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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哲学家笔下的阿伦特
储诚喜
2006年是汉娜·阿伦特百年诞辰之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了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所著的这部《汉娜·阿伦特》。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与汉娜·阿伦特一样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1965年圣诞前，二十四岁的克里斯蒂瓦，“怀揣五美元，顶着漫天风雪，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这个（既是服装上，更是学术上的）“时尚之都”，居然奇迹般将她造就为“结构主义的爱吉丽娅”（égérie，古罗马神话仙女，引申义即“女守护神”，女祭司，女庇护人等）。——克里斯蒂瓦，成长为当时流行的符号学“风暴的眼睛”，乃至成就为当代法兰西新女性/权主义“圣母般”旗帜。“她身上有着令人惊异的地方：她的优雅，她的性感，以及她的优雅、美貌与反思能力的融合”——这是（她1967年所嫁给的夫君）菲利浦·索莱尔1988年一篇文章中对她的评价。“她的外国人身份赋予她几分清醒”，从而在“‘理论赌博'的核心地带”，豪赌出“巾帼不让须眉”的风姿豪情。1974年，克里斯蒂瓦以《诗歌语言的革命》获国家博士学位。1980年发表《恐惧的力量》，此乃当代法语最杰出的伦理学文本。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新女性/权主义思想所大力倡导的是一种关于女性所特有的边缘性、异质性与颠覆性的新符号学理论。依据此论，“女性语言”乃一种位居“少数”与“边缘”的“他者”话语，是具有现实性“压抑性”与“驯服性”同时亦具有潜在性“革命性”与“颠覆性”的“话语”（discours）。克里斯蒂瓦据此将新女性/权主义界定为一面是“非语言”的身体、冲动与快感，另一面是父亲与男权的“他者”律法，是二者居间状态，是一种歇斯底里式分裂：当“叛逆的”女性身份主体“开口说话”，往往即刻陷入被叛逆的“律法”所允许的话语“牢笼”，从而再次“屈从”于它。这就是女性所必然面对的男权语法“死胡同”。基于此，克里斯蒂瓦试图建构一种始终直面此一死胡同之全新话语：“屈从”又“颠覆”“父亲律法”；唯当被视为“多余”或“叛逆”语法要素时，女性才作为女性存在、言说、思考并写作自身。
克里斯蒂瓦以上述理论立场，写作这部《汉娜·阿伦特》。因此，其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那位“黑森林”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义愤之情。与此同时，也洋溢着对“痴情的”汉娜·阿伦特之深深惋惜与同情。克里斯蒂瓦这样写道：阿伦特1969年所作的“祝寿”《马丁·海德格尔八十寿辰》——
颂扬了（海氏）他的“思想之风”和探险精神，可是在崇敬之中，她几乎掩盖了思想家们的丑行，比如柏拉图向暴君俯首称臣、海德格尔向独裁者妥协。
除了这种惋惜，克里斯蒂瓦对阿伦特更多一种惺惺相惜的激赏之情。她在书中描述阿伦特在不断表达对其“师生恋”的缅怀同时，终究抓住了海氏的“狐狸”尾巴：
海德格尔十分骄傲地说：“人们说海德格尔是一只真正的狐狸”；而关于这个狐狸的真实故事是：以前有只狐狸，由于不够狡猾，总是不断落入陷阱……于是他为自己挖了一个“陷阱”作为（一个柏拉图式的）“洞穴”住了进去；而他之所以要挖这道“陷阱”，首先是“按照他本人的尺寸设计，作为替别人设计的陷阱”。
阿伦特嘲笑到：海德格尔，在此，“他再一次表现出对陷阱的无知：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进入他的陷阱……这时，我们的狐狸有了一个离奇的主意：他要以最堂皇的方式把陷阱布置一下，处处贴上标语，醒目地写着：‘大家来看看这里的陷阱吧，世界上最漂亮的陷阱。'”阿伦特据此接着尖刻挖苦道：海德格尔这只老“狐狸”之所以要布置出（哗众取宠的“黑森林中的小木屋”这般）“陷阱”，乃因他痴心妄想着“如果有人想去他家看看他，就不得不进入他的陷阱。当然，所有人都出得来，除了他自己。可是狐狸住在他的陷阱里，骄傲地说：‘我的陷阱里有这么多人，说明我已经变成天下最好的狐狸了。'此论断不无道理。只有一生呆在陷阱里的人最了解陷阱。”
令克里斯蒂瓦更加激赏的是，与海德格尔“孤芳自赏的此在相反，阿伦特在作品中提出了‘生命－行动'的理想”；尤其“时逢1933年，年轻女哲学家的生命与祖国人民的历史、与二十世纪人民的历史融为一体。不过，她依然作为一个讲述自己情感的、渴望爱情的女人而生存着”。克里斯蒂瓦欣慰地看到，阿伦特终于在“第二任丈夫”，“足智多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不能归类”的“木偶操纵员”——海因里希·布吕歇尔那里，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与全部：“情人、朋友、丈夫、兄长和父亲。”她与他的关系是“建立在性独立、思想独立，同时心心相印的基础之上”，是“自由而独立”的“相濡以沫”关系（尽管，布吕歇尔兴许带有“报复性”的“婚外恋”一度伤害了她的“忠诚”）。克里斯蒂瓦以赞赏的口吻说到：对待新旧伴侣，阿伦特都“既不会发号施令，也不会俯首听命”。而正是这一点，令克里斯蒂瓦看到了新女性/权主义的出路与典范。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虽是一部思想性传记文本，但它首先是一个女人写另外一个女人的文本。
一个“名扬天下”的知性女人书写另外一个更加“名扬天下”的知性女人。这样一种书写，无疑是一种注定要出彩的书写。这样一种精彩书写，其本身，无疑就是克里斯蒂瓦（借助巴赫金“复调”/“对话”理论而）创立出的“互文性”/“文本间性”（Intertexuality）概念本身之写照与“化身”：一个女人，写另外一个女人，写阿伦特“这个”女人，某种意义上，必然是且总是在（间接）写自己；或者说，必然是且总是在写“所有”女人。——作为继波伏瓦之后当代法国最享盛名的“女性/权主义”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瓦必然是通过书写“这个”女人，揭示“所有”女人“普世性”命运：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差不多富有同样卓越的思想感悟力的女人，自然比任何男人，乃至是比任何女人都更加关注着，也更加怜惜着（汉娜·阿伦特）“这个”女人，以及，“普天之下”所有女人。
根据克里斯蒂瓦这种“互文性”写作，根据她的洞见与陈述，我们得以知晓，后来既被动又主动地走向“政治哲学”的汉娜·阿伦特，首先是在其思想气质（ethos）上，然后是表现在其面孔（le visage）与容颜（air/mine/apparence/aspect）上，渐渐化为一个“中性化”风貌；——这显然是一种令人黯然伤神的“中性化”的面相：当我们注视着阿伦特的脸（le visage），当我们比照着书中目录前面所附其从青年到中年的四张照片，——第一张，摄于 1927年，阿伦特二十一岁那年，亦即海氏《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石破天惊”般问世那年，阿伦特，这个“秀发”飘逸，“绿裙”曼舞的阿伦特，是怎样柔媚怎样温婉的“甜美姑娘”！第二张，摄于1933年，亦即海氏特发密电与希特勒表达真挚“效忠”的那年，也即阿伦特作为犹太人亡命天涯流离失所的那年，阿伦特，已是手执烟卷（“烟卷”谐音：“厌倦”）的阿伦特，是告别了长发与裙裾，一袭黑杉的阿伦特，是唇角带着一丝丝令人难以觉察的轻蔑、嘲弄与坚毅的阿伦特！——对此，克里斯蒂瓦写到：
十八岁时吸引住“马堡的柏拉图”（亦即海氏——笔者注）的那位长发的甜美姑娘，已经消失在成熟和才智的战斗中了。
第三张，摄于1944年，阿伦特置身于巨大烟灰缸前，双目深陷，一头乱发、完全“男性化”；最后一张摄于1950年的阿伦特，在克里斯蒂瓦看来，这张照片，——
表现出她最令人不安的形象。洞察、识破的紧张状态使她的面容显露出男性的模样，并且表现出对嘲讽的不魇足。不过，她那傲慢的微笑与眼神仍是阳光的，其中暗藏着一种温柔，流露出信任，也传替着复杂性。
阿伦特这张照片显露出她那被尼古丁无情侵蚀的牙齿，同时，年方四十四岁的她，已“满鬓星星也”。
但在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看来，我们任何时候均当铭记于心的是：汉娜·阿伦特，首先，乃至最后，都是一个女人。乃至是一个女人中的女人。一个渡尽劫波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女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女人。一个爱恨交加地流离失所着的女人。一个出生在伊曼纽尔·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的犹太女人。一个曾无比渴盼着融入日耳曼主流文化，梦寐以求着获得一个德国大学教职的犹太女人。这个女人的这种“犹太人身份”，致使其注定永远漂浮。永远在故乡与主流之外漂浮。漂泊无依，从此，成为“这个”女人与生俱来的宿命。
（摘自《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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