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

首页 » 译林论坛 » 人文沙龙 » 阿玛蒂亚·森:当代“经济学的良心”
yilin - 2006-9-10 10:21:00

 

阿玛蒂亚·森:当代“经济学的良心”

刘民权 王曲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关于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视角的理论奠基人;也是一位始终关注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193311月出生于印度的桑蒂尼喀坦(Santiniketan)。1953年和1955年分别在加尔各答Presidency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曾分别在印度德里大学、德里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任教。19871998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2003年出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2003至今重返哈佛大学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

 

主要论著:

  《技术选择》《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公平》《就业、技术与发展》《贫穷和饥荒》《选择、福利和量度》《资源、价值和发展》《商品和能力》《伦理学与经济学》《生活标准》《饥饿与公共行为》《饥饿政治经济学》《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身份与暴力》

 

  阿玛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桑蒂尼喀坦的一个教育世家。幼年时期,森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并接受了注重启发性教育的初等教育。随后,森进入了印度加尔各答的Presidency学院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本科教育。1953年,森游学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深造,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森曾先后担任印度德里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研究员。在19871998年期间,森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担任其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森应邀返回母校剑桥大学,出任三一学院院长。2003年,他重返哈佛大学并执教至今。

  森的研究跨越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两大重要学术领域。研究重点涉及社会选择、道德伦理、自由与理性、社会公正、福利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课题,包括饥荒、贫困、社会保障、健康、性别、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工业化、集体农业、技术选择、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等。他的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目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行于世界各地,成为多个领域的标志性成就,并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由于森在福利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的公告,“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

 

早年经历:对身份与暴力的最初认识

 

  森出生于印度桑迪尼克坦地区由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创建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他的外祖父曾在这所享誉盛名的大学教授梵文以及古代和中世纪印度文化,他的母亲也曾是那里的学生。实际上,森的名字阿玛蒂亚正是泰戈尔为其所取的。

  森的教育观念正式成型于泰戈尔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这所学校注重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求知欲,而不是对考试成绩的强调。这为森在日后建立自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热忱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该学校开设的课程既保留了印度自身文化、分析与科学方面的优秀遗产,同时也包容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包括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例如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西亚和非洲国家)的文化。这种对世界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对森在成年后的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森的青少年时期,也即整个20世纪40年代,印度遭受了一场由宗教政治家煽动的大屠杀。人们的身份突然之间从印度人、亚洲人和不同种族转变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锡克教徒,并伴随着大范围的屠杀和非理性行为。这种由种族分裂造成的不安记忆使森对身份的理解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而一位闯入森家中求救的穆斯林男子给年幼的森留下的记忆不仅是惊慌,更有关于身份与暴力的最初的理性思考。

  这名穆斯林男子虽然一再受到其妻的告戒,在公众骚乱期间不要去动乱的地方,但是,由于家人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他不得不到印度教徒居住的地区寻找工作以赚取收入,但不幸遇刺并最终身亡。这一深刻的亲身经历使森意识到狭隘定义的身份所具有的危害。极端贫困下的经济不自由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无助的牺牲者:如果那名穆斯林男子的家计能够维持的话,他就不必为了寻求收入而在那骚乱的日子去动乱地区。这一幼年时的经历很快成为一种警觉,并进而成为激发森为之思考与探索的生活积淀。

 

求学历程:在经济学与哲学领域的自由穿行

 

  离开维斯瓦巴拉蒂大学,森于1951年来到加尔各答的Presidency学院求学。这是他进入令其“异常着迷”的经济学领域的第一站,在这之前于三岁到十七岁之间,他先后对梵文、数学和物理产生过极大的兴趣。在Presidency学院,森有幸与一批优秀的老师与同学在一起,并从根本上拓宽了他的视野。虽然森并没有热衷于当时的学生社团政治活动,但是“左翼”激进主义的观点引发了森更深的思考。

  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诺贝尔奖项颁于森时,森曾回忆起他一生中最专注的学术工作领域已经在他于加尔各答的本科学习阶段就开始考虑了,这些领域一方面包括福利经济、经济不平等以及贫困(包括饥荒这一极端贫困形式);另一方面还包括理性、容忍和民主的社会选择的范围与可能性(包括选举过程及对民主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

  1953年,在加尔各答Presidency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主修经济学,辅修数学)后,森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并在两年之内迅速攻取了另一个学士学位(理论经济学)。对于森而言,当时的剑桥如同战场。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捍卫与对凯恩斯经济学持怀疑态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是剑桥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音符。而森则幸运地与两边的经济学家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时,森所在的三一学院因为拥有民主与容忍的社会选择惯例而成为一片远离不和的绿洲。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认识局限,森没有能够在博士学习期间就在这片绿洲上开始对社会选择的研究,而是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当时看来更具有吸引力的题目“技术选择”。

  在博士的第二年,森获得了回印度的两年假期,并幸运地得到了当时在印度贝拿勒斯执教的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学者达斯噶普塔(A.K.Dasgupta)的指导,并深受启发。由于森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三一学院的优秀奖学金,他因此得到了四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在此期间从事他所喜欢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时期,森做出了一个为他后期研究带来重大帮助的决定:选择学习哲学。

  森这样阐述学习哲学对他的意义:“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济学中使我感兴趣的主要领域都与哲学联系密切(比如,社会选择理论大量利用数据逻辑,也利用了伦理哲学,对不公平以及剥夺的研究也是如此),另外,我发现哲学研究本身也是很有益的,因此,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

  森从经济学领域穿行到哲学领域,并连续发表了很多关于哲学,尤其是方法论、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并且,他对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兴趣远远胜于对两者交叉点的兴趣。这为许多年之后他与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合作与共事奠定了基础。

 

学术首选: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开拓性研究

 

  1963年,森离开剑桥回到印度。在这之后到1971年,森一直都在德里经济学院和德里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这是森的学术生涯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德里大学活跃的研究气氛使森全心投入了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

  当意见一致时,社会选择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意见不一致时,将每个人的决策集合到一起就出现了问题。社会选择理论正是关于个人价值与集体选择之间的联系的探讨。其根本问题在于,社会作为整体的偏好是否能够与其成员的偏好相一致,如果能够,那么如何可以实现。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不同社会的排序或评估至关重要,并因此对建立有意义的社会福利指标至关重要。

  1970年,得益于在德里的研究,以及在哈佛大学与KennethArrowJohnRawls共同开设的“社会公正”联合课程,森关于社会选择领域的重要著作《公共选择与社会福利》出版发行,并即刻产生巨大影响,引起了研究者们对基本福利问题的重新认识,并为关于规范性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该书中,森讨论了多数规则、个人权利,以及个人福利的信息可获得性等问题。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决策规则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是“非独裁性的”,也就是它不能反映任何单个人的价值取向。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低要求是集体决策法则必须起码尊重一部分人在某些方面的个人偏好。对此,森指出了一个根本的困境,即没有集体决策能够既实现对个人权利的这一最低要求,同时也满足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中所列的条件。这一发现开启了关于集体决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个人权利相一致的广泛的讨论。

  1971年森回到英国,先后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在这个时期,他引导了一批对社会选择理论有浓厚兴趣的优秀学生,包括Siddiq OsmaniBen FineRavi KanburCarl HamiltonJohn WriglesworthDavid KelseyYasumi MatsumotoJonathan Riley等。这些学生的博士论文大多是关于经济和社会选择问题的。并且,后期许多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权威理论,最初都是在这些博士论文中出现的。

  同一时期,森还与一批研究社会选择问题的学者一起共事、合作,并与大量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充分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观点,打破了“不可能定理”占据的垄断地位。因而,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这正是使森大为欣喜的地方。

 

根本兴趣:社会分配与贫困的研究基线

 

  森的研究贡献跨越社会选择理论、福利、贫困指数,以及对饥荒的经验研究,但是,他们都由一个共同的兴趣所联结,那就是森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社会最贫困群体的分配问题的关注。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Antony AtkinsonPartha Dasgupta等人的启发与激励,以及在妻子的支持下,森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思考进一步向更为“实际”的问题迈进,即用宽泛的社会选择框架来解决一些应用型问题,包括对各种经济和社会的评价,例如衡量经济不平等、判断贫困、评价项目、分析失业、评价性别不平等,以及研究自由和权利的意义及含义,等等。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以及国家内部的分配的变化,需要建立合适的指数来度量福利或收入方面的差异。这样的指数就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森与Serge KolmAnthony Atkinson一起最先得出了这一领域的重要结论。森后来所定义的贫困指数和其他福利指标为该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1年,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问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该书无疑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传统观点中,对饥荒的最重要的解释是粮食匮乏,但是,《贫困与饥荒》对此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孟加拉和撒哈拉非洲的研究,森发现饥荒曾经发生在粮食供应并不很低的时期,并且,遭受饥荒的地区有时甚至还在出口粮食。因此,森认为,对饥荒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并决定他们的实际机会的基础上。作为对该研究的延续,森与比利时经济学家Dreze1989年的合作研究《饥饿与公共行为》进一步探讨了防止饥荒,以及如何缩小饥荒影响的问题。

 

基础贡献:以可行能力衡量人类福祉

 

  比较不同社会福祉的一个最常使用的指标是收入。与此相对比,森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之上,建立起了以追求人的自由为核心并强调社会公平的新的发展理论范畴,即“可行能力”理论视角。

  狭隘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而可行能力视角则雄辩地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本身,是使人更有可行能力去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故发展的评估焦点在于考察能够允许每个人去追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扩展,其中,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健康与长寿、教育水平,以及体面的生活。

  这种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对发展进行评价的方法重申了经济学学科的本来动机,并再次将人置于经济学分析和评价的中心位置。对于那种流行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森一再强调,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祉服务的。1999年,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发表。该书所传递的以可行能力/实质自由扩展为首要目的的发展观引起了发展理念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

  在可行能力视角被系统化提出后,这一分析视角迅速引起了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1990年,在已故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的带领下,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发表了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以可行能力视角为指导评价世界各国的发展。此后,沿袭这一重要理论思想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成为最受重视的全球性报告之一,并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情系中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

 

  森的学术生涯还充分展现了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浓厚学术兴趣。森的最初成名作之一就是关于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为代表的集体农业的研究。此外,森还围绕中国的农业、农村改革进行过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过专门的学术文章《粮食与自由》,论述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以及出现的问题的看法。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一再提到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种经验与教训,并对中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给予充分的肯定。

  正是出于这种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森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总理的接见。2002年,在森的划时代巨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在中国首度发行时,森再度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严复讲座,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目前,《以自由看待发展》已经成为很多高校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本重要教科书。

  最近,森对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健康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北京论坛”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支持。当得到盛情邀请后,森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与早有预约的多个组织进行协调,得到允许推迟了相关预约,最终应允参加两个会议。在他答复“健康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起单位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信函中,森提到,他将“非常高兴地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会议,并从中受益”。森如此谦逊的人生态度让人肃然起敬,也使人们为即将有机会与大师进行交流而感到激动与兴奋!

  注:本文关于森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介绍的参考来源为:Les Prix Nobel.The Nobel Prizes 1998, Editor Tore Frangsmyr,[Nobel Foundation],Stockholm, 1999

  (摘自《中华读书报》)

kaythomas - 2006-9-10 10:57:00

 

Amartya SenI was born in a University campus and seem to have lived all my life in one campus or another. My family is from Dhaka - now the capital of Bangladesh. My ancestral home in Wari in "old Dhaka" is not far from the University campus in Ramna. My father Ashutosh Sen taught chemistry at Dhaka University. I was, however, born in Santiniketan, on the campus of Rabindranath Tagore's Visva-Bharati (both a school and a college), where my maternal grandfather (Kshiti Mohan Sen) used to teach Sanskrit as well as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n culture, and where my mother (Amita Sen), like me later, had been a student. After Santiniketan, I studied at Presidency College in Calcutta and then at Trinity College in Cambridge, and I have taught at universities in both these cities, and also at Delhi University,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and on a visiting basis, at M.I.T., Stanford, Berkeley, and Cornell. I have not had any serious non-academic job.

My planned field of study varied a good deal in my younger years, and between the ages of three and seventeen, I seriously flirted, in turn, with Sanskrit,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before settling for the eccentric charms of economics. But the idea that I should be a teacher and a researcher of some sort did not vary over the years. I am used to thinking of the word "academic" as meaning "sound," rather than the more old-fashioned dictionary meaning: "unpractical," "theoretical," or "conjectural."

During three childhood years (between the ages of 3 and 6) I was in Mandalay in Burma, where my father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But much of my childhood was, in fact, spent in Dhaka, and I began my formal education there, at St. Gregory's School. However, I soon moved to Santiniketan, and it was mainly in Tagore's school that my educational attitudes were formed. This was a co-educational school, with many progressive features. The emphasis was on fostering curiosity rather than competitive excellence, and any kind of interest in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and grades was severely discouraged. ("She is quite a serious thinker," I remember one of my teachers telling me about a fellow student, "even though her grades are very good.") Since I was, I have to confess, a reasonably good student, I had to do my best to efface that stigma.

The curriculum of the school did not neglect India's cultural, analytical and scientific heritage, but was very involved also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deed, it was astonishingly open to influenc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West, but also other non-Western cultures, such as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China, Japan, Indonesia, Korea), West Asia, and Africa. I remember being quite struck by Rabindranath Tagore's approach to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world (well reflected in our curriculum), which he had expressed in a letter to a friend: "Whatever we understand and enjoy in human products instantly becomes ours, wherever they might have their origin... Let me feel with unalloyed gladness that all the great glories of man are mine."

Identity and violence
I loved that breadth, and also the fact that in interpreting Indian civilization itself, its cultural diversity was much emphasized. By pointing to the extensive heterogeneity in India'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richly diverse history, Tagore argued that the "idea of India" itself militated against a culturally separatist view, "against the intense consciousness of the separateness of one's own people from others." Tagore and his school constantly resisted the narrowly communal identities of Hindus or Muslims or others, and he was, I suppose, fortunate that he died - in 1941 - just before the communal killings fomented by sectarian politics engulfed India through much of the 1940s. Some of my own disturbing memories as I was entering my teenage years in India in the mid-1940s relate to the massive identity shift that followed divisive politics. People's identities as Indians, as Asians, or as members of the human race, seemed to give way - quite suddenly - to sectarian identification with Hindu, Muslim, or Sikh communities. The broadly Indian of January was rapidly and unquestioningly transformed into the narrowly Hindu or finely Muslim of March. The carnage that followed had much to do with unreasoned herd behaviour by which people, as it were, "discovered" their new divisive and belligerent identities, and failed to take note of the diversity that makes Indian culture so powerfully mixed. The same people were suddenly different.

I had to observe, as a young child, some of that mindless violence. One afternoon in Dhaka, a man came through the gate screaming pitifully and bleeding profusely. The wounded person, who had been knifed on the back, was a Muslim daily labourer, called Kader Mia. He had come for some work in a neighbouring house - for a tiny reward - and had been knifed on the street by some communal thugs in our largely Hindu area. As he was being taken to the hospital by my father, he went on saying that his wife had told him not to go into a hostile area during the communal riots. But he had to go out in search of work and earning because his family had nothing to eat. The penalty of that economic unfreedom turned out to be death, which occurred later on in the hospital. The experience was devastating for me, and suddenly made me aware of the dangers of narrowly defined identities, and also of the divisiveness that can lie buried in communitarian politics. It also alerted me to the remarkable fact that economic unfreedom, in the form of extreme poverty, can make a person a helpless prey in the violation of other kinds of freedom: Kader Mia need not have come to a hostile area in search of income in those troubled times if his family could have managed without it.

Calcutta and its debates

By the time I arrived in Calcutta to study at Presidency College, I had a fairly formed attitude on cultural identity (including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inescapable plurality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unobstructed absorption rather than sectarian denial). I still had to confront the competing loyalties of rival political attitudes: for example, possible conflicts between substantive equity, on the one hand, and universal tolerance, on the other, which simultaneously appealed to me. On this more presently.

The educational excellence of Presidency College was captivating. My interest in economics was amply rewarded by quite outstanding teaching. I was particularly influenced by the teaching of Bhabatosh Datta and Tapas Majumdar, but there were other great teachers as well, such as Dhiresh Bhattacharya. I also had the great fortune of having wonderful classmates, particularly the remarkable Sukhamoy Chakravarty (more on him presently), but also many others, including Mrinal Datta Chaudhuri (who was also at Santiniketan, earlier) and Jati Sengupta. I was close also to several students of history, such as Barun De, Partha Gupta and Benoy Chaudhuri. (Presidency College had a great school of history as well, led by a most inspiring teacher in the form of Sushobhan Sarkar.) My intellectual horizon was radically broadened.

The student community of Presidency College was also politically most active. Though I could not develop enough enthusiasm to join any political party, the quality of sympathy and egalitarian commitment of the "left" appealed to me greatly (as it did to most of my fellow students as well, in that oddly elitist college). The kind of rudimentary thinking that had got me involved, while at Santiniketan, in running evening schools (for illiterate rural children in the neighbouring villages) seemed now to be badly in need of systematic political broadening and social enlargement.

I was at Presidency College during 1951 to 1953. The memory of the Bengal famine of 1943, in which between two and three million people had died, and which I had watched from Santiniketan, was still quite fresh in my mind. I had been struck by its thoroughly class-dependent character. (I knew of no one in my school or among my friends and relations whose family had experienced the slightest problem during the entire famine; it was not a famine that afflicted even the lower middle classes - only people much further down the economic ladder, such as landless rural labourers.) Calcutta itself, despite its immensely rich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fe, provided many constant reminders of the proximity of unbearable economic misery, and not even an elite college could ignore its continuous and close presence.

And yet, despite the high moral and ethical quality of social commiseration, political dedication and a deep commitment to equity, there was something rather disturbing about standard leftwing politics of that time: in particular, its scepticism of process-oriented political thinking, including democratic procedures that permit pluralism. The major institutions of democracy got no more credit than what could be portioned out to what was seen as "bourgeois democracy," on the deficiencies of which the critics were most vocal. The power of money in many democratic practices was rightly identified, but the alternatives - including the terrible abuses of non-oppositional politics - did not receive serious critical scrutiny. There was also a tendency to see political tolerance as a kind of "weakness of will" that may deflect well-meaning leaders from promoting "the social good," without let or hindrance.

Given my political conviction on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opposition and my commitment to general tolerance and pluralism, there was a bit of a dilemma to be faced in coordinating those beliefs with the form of left-wing activism that characterized the mainstream of student politics in the-then Calcutta. What was at stake, it seemed to me, in political toleration was not just the liberal political arguments that had so clearly emerged in post-Enlightenment Europe and America, but also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tolerance of plurality which had been championed over the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 not least in India. Indeed, as Ashoka had put it in the third century B.C.: "For he who does reverence to his own sect while disparaging the sects of others wholly from attachment to his own, with intent to enhance the splendour of his own sect, in reality by such conduct inflicts the severest injury on his own sect." To see political tolerance merely as a "Western liberal" inclination seemed to me to be a serious mistake.

Even though these issues were quite disturbing, they also forced me to face some foundational disputes then and there, which I might have otherwise neglected. Indeed, we were constantly debating these competing political demands. As a matter of fact, as I look back at the fields of academic work in which I have felt most involved throughout my life (and which were specifically cited by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n making their award), they were already among the concerns that were agitating me most in my undergraduate days in Calcutta. These encompassed welfare economics,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verty, on the one hand (including the most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poverty in the form of famines), and the scope and possibility of rational, tolerant and democratic social choice, on the other (including voting procedur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liberty and minority rights). My involvement with the fields of research identified in the Nobel statement had, in fact, developed much before I managed to do any formal work in these areas.

It was not long after Kenneth Arrow's path-breaking study of social choice,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was published in New York in 1951, that my brilliant co-student Sukhamoy Chakravarty drew my attention to the book and to Arrow's stunning "impossibility theorem" (this must have been in the early months of 1952). Sukhamoy too was broadly attracted by the left, but also worried about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and we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s of Arrow's demonstration that no non-dictatorial social choice mechanism may yield consistent social decisions. Did it really give any excuse for authoritarianism (of the left, or of the right)? I particularly remember one long afternoon in the College Street Coffee House, with Sukhamoy explaining his own reading of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formal results, sitting next to a window, with his deeply intelligent face glowing in the mild winter sun of Calcutta (a haunting memory that would invade me again and again when he died suddenly of a heart attack a few years ago).

Cambridge as a battleground
In 1953, I moved from Calcutta to Cambridge, to study at Trinity College. Though I had already obtained a B.A. from Calcutta University (with economics major and mathematics minor), Cambridge enroled me for another B.A. (in pure economics) to be quickly done in two years (this was fair enough since I was still in my late teens when I arrived at Cambridge). The style of economics at the-then Cambridge was much less mathematical than in Calcutta. Also, it was generally less concerned with some of the foundational issues that had agitated me earlier. I had, however, some wonderful fellow students (including Samuel Brittan, Mahbub ul Haq, Rehman Sobhan, Michael Nicholson, Lal Jayawardena, Luigi Pasinetti, Pierangelo Garegnani, Charles Feinstein, among others) who were quite involved with foundational assessment of the ends and means of economics as a discipline.

However, the major debates in political economy in Cambridge were rather firmly geared to the pros and con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diverse contributions of Keynes's followers at Cambridge (Richard Kahn, Nicholas Kaldor, Joan Robinson, among them), on the one hand, and of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sceptical of Keynes, on the other (including, in different ways, Dennis Robertson, Harry Johnson, Peter Bauer, Michael Farrell, among others). I was lucky to have close relations with economists on both sides of the divide. The debates centred on macroeconomics dealing with economic aggregates for the economy as a whole, but later moved to capital theory, with the neo-Keynesians dead set against any use of "aggregate capital" in economic modelling (some of my fellow students, including Pasinetti and Garegnani, mad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to this debate).

Even though there were a number of fine teachers who did not get very involved in these intense fights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such as Richard Stone, Brian Reddaway, Robin Matthews, Kenneth Berrill, Aubrey Silberston, Robin Marris), the political lines were, in general, very firmly - and rather bizarrely - drawn. In an obvious sense, the Keynesians were to the "left" of the neo-classicists, but this was very much in the spirit of "this far but no further". Also, there was no way in which the different economists could be nicely ordered in just one dimension. Maurice Dobb, who was an astute Marxist economist, was often thought by Keynesians and neo-Keynesians to be "quite soft" o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e was one of the few who, to my delight, took welfare economics seriously (and indeed taught a regular course on it), just as the intensely "neo-classical" A.C. Pigou had done (while continuing to debate Keynes in macroeconomics). Not surprisingly, when the Marxist Dobb defeated Kaldor in an election to the Faculty Board, Kaldor declared it to be a victory of the perfidiou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n disguis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has won," Kaldor told Sraffa that evening, in commenting on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a Marxist economist!)

However, Kaldor was, in fact, much the most tolerant of the neo-Keynesians at Cambridge. If Richard Kahn was in general the most bellicose, the stern reproach that I received often for not being quite true to the new orthodoxy of neo-Keynesianism came mostly from my thesis supervisor - the totally brilliant but vigorously intolerant Joan Robinson.

In this desert of constant feuding, my own college, Trinity, was a bit of an oasis. I suppose I was lucky to be there, but it was not entirely luck, since I had chosen to apply to Trinity after noticing, in the handbook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that three remarkable economists of very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coexisted there. The Marxist Maurice Dobb and the conservative neo-classicist Dennis Robertson did joint seminars, and Trinity also had Piero Sraffa, a model of scepticism of nearly all the standard schools of thought. I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working with all of them and learning greatly from each.

The peaceful - indeed warm - co-existence of Dobb, Robertson and Sraffa was quite remarkable, given the feuding in the rest of the University. Sraffa told me, later on, a nice anecdote about Dobb's joining of Trinity, on the invitation of Robertson. When asked by Robertson whether he would like to teach at Trinity, Dobb said yes enthusiastically, but he suffered later from a deep sense of guilt in not having given Robertson "the full facts. " So he wrote a letter to Robertson apologizing for not having mentioned earlier that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upplemented by the statement - I think a rather "English" statement - that he would understand perfectly if in view of that Robertson were to decide that he, Dobb, was not a fit person to teach Trinity undergraduates. Robertson wrote a one-sentence reply: "Dear Dobb, so long as you give us a fortnight's notice before blowing up the Chapel, it will be all right."

So there did exist, to some extent, a nice "practice" of democratic and tolerant social choice at Trinity, my own college. But I fear I could not get anyone in Trinity, or in Cambridge, very excited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I had to choose quite a different subject for my research thesis, after completing my B.A. The thesis was on "the choice of techniques," which interested Joan Robinson as well as Maurice Dobb.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of research, I was bumptious enough to think that I had some results that would make a thesis, and so I applied to go to India on a two-years leave from Cambridge, since I could not - given the regulation then in force - submit my Ph.D. thesis for a degree until I had been registered for research for three years. I was excitedly impatient in wanting to find out what was going on back at home, and when leave was granted to me, I flew off immediately to Calcutta. Cambridge University insisted on my having a "supervisor" in India, and I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having the great economic methodologist, A.K. Dasgupta, who was then teaching in Benares. With him I had frequent - and always enlightening - conversations on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occasionally on my thesis as well).

In Calcutta, I was also appointed to a chair in economics at the newly created Jadavpur University, where I was asked to set up a new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ince I was not yet even 23, this caused a predictable - and entirely understandable - storm of protest. But I enjoyed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challenge (even though several graffitis on the University walls displayed the "new professor" as having been just snatched from the cradle). Jadavpur was quite an exciting place intellectually (my colleagues included Paramesh Ray, Mrinal Datta Chaudhuri, Anita Banerji, Ajit Dasgupta, and others in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The University also had, among other luminaries, the immensely innovative historian, Ranajit Guha, who later initiated the "subaltern studies" - a highly influential school of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y. I particularly enjoyed getting back to some of the foundational issues that I had to neglect somewhat at Cambridge.

While my thesis was quietly "maturing" with the mere passage of time (to be worthy of the 3-year rule), I took the liberty of submitting it for a competitive Prize Fellowship at Trinity College. Since, luckily, I also got elected, I then had to choose between continuing in Calcutta and going back to Cambridge. I split the time, and returned to Cambridge somewhat earlier than I had planned. The Prize Fellowship gave me four years of freedom to do anything I liked (no questions asked), and I took the radical decision of studying philosophy in that period. I had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logic and in epistemology, but soon got involved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well (they related closely to my older concerns about democracy and equity).

The broadening of my studies into philosophy was important for me not just because some of my main areas of interest in economics relate quite closely to philosophical disciplines (for example, social choice theory makes intense use of mathematical logic and also draws on moral philosophy, and so does the study of inequality and deprivation), but also because I fou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very rewarding on their own. Indeed, I went on to write a number of papers in philosophy, particularly in epistemology, eth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le I am interested both in economics and in philosophy, the union of my interests in the two fields far exceeds their intersection. When, many years later, I had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with some major philosophers (such as John Rawls, Isaiah Berlin, Bernard Williams, Ronald Dworkin, Derek Parfit, Thomas Scanlon, Robert Nozick, and others), I felt very grateful to Trinity for having given me the opportunity as well as the courage to get into exacting philosophy.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During 1960-61, I visited M.I.T., on leave from Trinity College, and found it a great relief to get away from the rather sterile debates that the contending armies were fighting in Cambridge. I benefited greatly from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Paul Samuelson, Robert Solow, Franco Modigliani, Norbert Wiener, and others that made M.I.T such an inspiring place. A summer visit to Stanford added to my sense of breadth of economics as a subject. In 1963, I decided to leave Cambridge altogether, and went to Delhi, a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Delhi. I taught in Delhi until 1971. In many ways this was the most intellectually challenging period of my academic lif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K.N. Raj, a remarkable applied economist who was already in Delhi, we made an attempt to build an advanced school of economics there. The Delhi School was already a good centre for economic study (drawing on the work of V.K.R.V. Rao, B.N. Ganguli, P.N. Dhar, Khaleq Naqvi, Dharm Narain, and many others, in addition to Raj), and a number of new economists joined, including Sukhamoy Chakravarty, Jagdish Bhagwati, A.L. Nagar, Manmohan Singh, Mrinal Datta Chaudhuri, Dharma Kumar, Raj Krishna, Ajit Biswas, K.L. Krishna, Suresh Tendulkar, and others.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also had some leading social anthropologists, such as M.N. Srinivas, Andre Beteille, Baviskar, Veena Das, and major historians such as Tapan Ray Chaudhuri, whose work enriche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general.) By the time I left Delhi in 1971 to joi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e had jointly succeeded in making the Delhi School the pre-eminent centre of education in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India.

Regarding research, I plunged myself full steam into social choice theory in the dynamic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of Delhi University. My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was consolidated during a one-year visit to Berkeley in 1964-65, where I not only had the chance to study and teach some social choice theory, but also had the unique opportunity of observing some practical social choice in the form of student activism in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An initial difficulty in pursuing social choice at the Delhi School was that while I ha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I liked, I did not, at first, have anyone who was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as a formal discipline. The solution, of course, was to have students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This happened with a bang with the arrival of a brilliant student, Prasanta Pattanaik, who did a splendid thesis on voting theory, and later on, also did joint work with me (adding substantially to the reach of what I was trying to do). Gradually, a sizeable and technically excellent group of economists interested in social choice theory emerged at the Delhi School.

Social choice theory related importantly to a more widespread interest in aggregation in economic assessment and policy making (related to poverty, inequality, unemployment, real national income, living standards). There was a great reason for satisfaction in the fact that a number of leading social choice theorists (in addition to Prasanta Pattanaik) emanated from the Delhi School, including Kaushik Basu and Rajat Deb (who also studied with me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fter I moved there), and Bhaskar Dutta and Manimay Sengupta, among others. There were other students who were primarily working in other areas (this applies to Basu as well), but whose work and interest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strong current of social choice theory at the Delhi School (Nanak Kakwani is a good example of this).

In my book,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published in 1970, I made an effort to take on overall view of social choice theory. There were a number of analytical findings to report, but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many "trees" (in the form of particular technical results), I could not help looking anxiously for the forest. I had to come back again to the old general question that had moved me so much in my teenage years at Presidency College: Is reasonable social choice at all possible giv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ne person's preferences (including interests and judgments) and another's (indeed, as Horace noted a long time ago, there may be "as many preferences as there are people")?

The work underlying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was mostly completed in Delhi, but I was much helped in giving it a final shape by a joint course on "social justice" I taught at Harvard with Kenneth Arrow and John Rawls, both of whom were wonderfully helpful in giving me their assessments and suggestions. The joint course was, in fact, quite a success both in getting many important issues discussed, and also in involving a remarkable circle of participants (who were sitting in as "auditors"), drawn from the established economists and philosophers in the Harvard region. (It was also quite well-known outside the campus: I was asked by a neighbour in a plane journey to San Francisco whether, as a teacher at Harvard, I had heard of an "apparently interesting" course taught by "Kenneth Arrow, John Rawls, and some unknown guy.")

There was another course I taught jointly, with Stephen Marglin and Prasanta Pattanaik (who too had come to Harvard), which was concerned with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olicy making. This nicely supplemented my involvements in pure social choice theory (in fact, Marglin and Pattanaik were both very interested in exami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choice theory and other areas in economics).

From Delhi to London and Oxford

I left Delhi, in 1971, shortly after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was published in 1970. My wife, Nabaneeta Dev, with whom I have two children (Antara and Nandana), had constant trouble with her health in Delhi (mainly from asthma). London might have suited her better, but, as it happens, the marriage broke up shortly after we went to London.

Nabaneeta is a remarkably successful poet, literary critic and writer of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authors in contemporary Bengali literature), which she has combined, since our divorce, with being a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Jadavpur University in Calcutta. I learned many things from her, including the appreciation of poetry from an "internal" perspective. She had worked earlier on the distinctive style and composition of epic poetry, including the Sanskrit epics (particularly the Ramayana), and this I had got very involved in. Nabaneeta's parents were very well-known poets as well, and she seems to have borne her celebrity status - and the great many recognitions that have come her way - with unaffected approachability and warmth. She had visits from an unending stream of literary fans, and I understand, still does. (On one occasion, arrived a poet with a hundred new poems, with the declared intention of reading them aloud to her, to get her critical judgement, but since she was out, he said that he would instead settle for reading them to me. When I pleaded that I lacked literary sophistication, I was assured by the determined poet: "That is just right; I would like to know how the common man may react to my poetry." The common man, I am proud to say, reacted with appropriate dignity and self-control.)

When we moved to London, I was also going through some serious medical problems. In early 1952, at the age of 18 (when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Presidency College), I had cancer of the mouth, and it had been dealt with by a severe dose of radiation in a rather primitive Calcutta hospital. This was only seven years after Hiroshima and Nagasaki, and the long-run effects of radiation were not much understood. The dose of radiation I got may have cured the cancer, but it also killed the bones in my hard palate. By 1971, it appeared that I had either a recurrence of the cancer, or a severe case of bone necrosis. The first thing I had to do on returning to England was to have a serious operation, without knowing whether it would be merely plastic surgery to compensate for the necrosis (a long and complicated operation in the mouth, but no real threat to survival), or much more demandingly, a fresh round of efforts at cancer eradication.

After the long operation (it had lasted nearly seven hours) when I woke up from the heavy anaesthesia, it was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As a person with much impatience, I wanted to know what the surgeon had found. The nurse on duty said she was not allowed to tell me anything: "You must wait for the doctors to come at nine." This created some tension (I wanted to know what had emerged), which the nurse noticed. I could see that she was itching to tell me something: indeed (as I would know later) to tell me that no recurrence of cancer had been detected in the frozen-section biopsy that had been performed, and that the long operation was mainly one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l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necrosis. She ultimately gave in, and chose an interesting form of communication, which I found quite striking (as well as kind). "You know," she said, "they were praising you very much!" It then dawned on me that not having cancer can be a subject for praise. Indeed lulled by praise, I went quietly back to my post-operative sleep. In later years, when I would try to work on judging the goodness of a society by the qualit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 her endorsement of my praiseworthiness for being cancer-free would serve as a good reference point!

The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at the LSE in particular and in London in general was most gratifying, with a dazzling array of historians, economists, sociologists and others. It was wonderful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seeing Eric Hobsbawm (the great historian) and his wife Marlene very frequently and to interact regularly with Frank and Dorothy Hahn, Terence and Dorinda Gorman, and many others. Our small neighbourhood in London (Bartholomew estate, within the Kentish Town) itself offered wonderful company of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Even after I took an Oxford job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77-80, Drummo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87) later on, I could not be budged from living in London.

As I settled down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1971, I resumed my work on social choice theory. Again, I had excellent students at LSE, and later on at Oxford. In addition to Kaushik Basu and Rajat Deb (who had come from Dehli), other students such as Siddiq Osmani, Ben Fine, Ravi Kanbur, Carl Hamilton, John Wriglesworth, David Kelsey, Yasumi Matsumoto, Jonathan Riley, produced distinguished Ph.D. theses on a variet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oice problems. It made me very proud that many of the results that became standard in social choice theory and welfare economics had first emerged in these Ph.D. theses.

I was also fortunate to have colleagues who were working on serious social choice problems, including Peter Hammond, Charles Blackorby, Kotaro Suzumura, Geoffrey Heal, Gracieda Chichilnisky, Ken Binmore, Wulf Gaertner, Eric Maskin, John Muellbauer, Kevin Roberts, Susan Hurley, at LSE or Oxford, or neighbouring British universities. (I also learned greatly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who were in other fields, but whose works were of great interest to me, including Sudhir Anand, Tony Atkinson, Christopher Bliss, Meghnad Desai, Terence Gorman, Frank Hahn, David Hendry, Richard Layard, James Mirrlees, John Muellbauer, Steve Nickel, among others.) I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of collaboration with social choice theorists elsewhere, such as Claude d'Aspremont and Louis Gevers in Belgium, Koichi Hamada and Ken-ichi Inada in Japan (joined later by Suzumura when he returned there), and many others in America, Canada, Israel, Australia, Russia, and elsewhere). There were many new formal results and informal understandings that emerged in these works, and the gloom of "impossibility results" ceased to be the only prominent theme in the field. The 1970s were probably the golden years of social choice theory across the world. Personally, I had the sense of having a ball.

From social choice to inequality and poverty
The constructive possibilities that the new literature on social choice produced directed us immediately to making use of available statistics for a variet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ppraisals: measuring economic inequality, judging poverty, evaluating projects, analyzing unemployment, investigating the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of liberty and rights, assessing gender inequality, and so on. My work on inequality was much inspired and stimulated by that of Tony Atkinson. I also worked for a while with Partha Dasgupta and David Starrett on measuring inequality (after having worked with Dasgupta and Stephen Marglin on project evaluation), and later, more extensively, with Sudhir Anand and James Foster.

My own interest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pur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to more "practical" problems. But I could not have taken them on without having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practical exercises to be undertaken were also foundationally secure (rather than implicitly harbouring incongruities and impossibilities that could be exposed on deeper analytical probing). The progress of the pur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with an expanded informational base was, in this sense, quite crucial for my applied work as well.

In the reorientation of my research, I benefited greatly from discussions with my wife, Eva Colorni, with whom I lived from 1973 onwards. Her critical standards were extremely exacting, but she also wanted to encourage me to work on issues of practical moment. Her personal background involved a fine mixtur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an Italian Jewish father (Eugenio Colorni was an academic philosopher and a hero of the Italian resistance who was killed by the fascists in Rome shortly before the Americans got there), a Berlinite Jewish mother (Ursula Hirschman was herself a writer and the brother of the great development economist, Albert Hirschman), and a stepfather who as a statesman had been a prime mover in uniting Europe (Altiero Spinelli was the founder of the "European Federalist movement," wrote its "Manifesto" from prison in 1941, and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new movement, in the company of Eugenio Colorni, in Milan in 1943). Eva herself had studied law,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in Pavia and in Delhi), and lectured at the City of London Polytechnic (now London Guildhall University). She was deeply humane (with a great passion for social justice) as well as fiercely rational (taking no theory for granted, subjecting each to reasoned assessment and scrutiny). She exercis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andards and reach that I attempted to achieve in my work (often without adequate success).

Eva was very supportive of my attempt to use a broadened framework of social choice theory in a variety of applied problems: to assess poverty; to evaluate inequality;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o develop distribution-adjusted national income measures; to clarify the penalty of unemployment; to analyze violations of personal liberties and basic rights; and to characterize gender disparities and women's relative disadvantage. The results were mostly published in journals in the 1970s and early 1980s, but gathered together in two collections of articles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and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published, respectively, in 1982 and 1984).

The work on gender inequality was initially confined to analyzing available statistics on the male-female differential in India (I had a joint paper with Jocelyn Kynch on "Indian Women: Well-being and Survival" in 1982), but gradually moved to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1985) and also to some general theory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 1990). The theory drew both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ublished statistics across the world, but also of data I freshly collected in India in the spring of 1983, in collaboration with Sunil Sengupta, comparing boys and girls from birth to age 5. (We weighed and studied every child in two largish villages in West Bengal; I developed some expertise in weighing protesting children, and felt quite proud of my accomplishment when, one day, my research assistant phoned me with a request to take over from her the job of weighing a child "who bites every hand within the reach of her teeth." I developed some vanity in being able to meet the challenge at the "biting end" of social choice research.)

Poverty, famines and deprivation
From the mid-1970s, I also started work on the causation and prevention of famines. This was initially done for the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for which my 1981 book Poverty and Famines was written. (Louis Emmerij who led the programme took much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work I was trying to do on famines.) I attempted to see famines as broad "economic" problems (concentrating on how people can buy food, or otherwise get entitled to it), rather than in terms of the grossly undifferentiated picture of aggregate food supply for the economy as a whole. The work was carried on later (from the middle of 1980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orl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WIDER) in Helsinki, which was imaginatively directed by Lal Jayawardena (an old friend who, as I noted earlier, had also been a contemporary of mine at Cambridge in the 1950s). Siddiq Osmani, my ex-student, ably led the programme on hunger and deprivation at WIDER. I also worked closely with Martha Nussbaum on the cultural side of the programme, during 1987-89.

By the mid-1980s, I was collaborating extensively with Jean Drèze, a young Belgian economist of extraordinary skill and remarkable dedication. My understanding of hunger and deprivation owes a great deal to his insights and investigations, and so does my recent work on development, which has been mostly done jointly with him. Indeed, my collaboration with Jean has been extremely fruitful for me, not only because I have learned so much from his, imaginative initiatives and insistent thoroughness, but also because it is hard to beat an arrangement for joint work whereby Jean does most of the work whereas I get a lot of the credit.

While these were intensely practical matters, I also got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individual advantage in terms of the substantive freedoms that different persons respectively enjoy, in the form of the capability to achieve valuable things. If my work in social choice theory was initially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overcome Arrow's pessimistic picture by going beyond his limited informational base, my work on social justice based on individual freedoms and capabilities was similarly motivated by an aspiration to learn from, but go beyond, John Rawls's elegant theory of justice, through a broader use of available information. My intellectual life has been much influenced by the contributions as well as the wonderful helpfulness of both Arrow and Rawls.

Harvard and beyond
In the late 1980s, I had reason to move again from where I was. My wife, Eva, developed a difficult kind of cancer (of the stomach), and died quite suddenly in 1985. We had young children (Indrani and Kabir - then 10 and 8 respectively), and I wanted to take them away to another country, where they would not miss their mother constantly. The liveliness of America appealed to us as an alternative location, and I took the children with me to "taste" the prospects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at made me an offer.

Indrani and Kabir rapidly became familiar with several campuses (Stanford, Berkeley, Yale, Princeton, Harvard, UCLA,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mong them), even though their knowledge of America outside academia remained rather limited. (They particularly enjoyed visiting their grand uncle and aunt, Albert and Sarah Hirschman,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as a Trustee of the Institute, visits to Princeton were also very pleasurable occasions for me.) I guess I was, to some extent, imposing my preference for the academic climate on the children, by confining the choice to universities only, but I did not really know what else to do. However, I must confess that I worried a little when I overheard my son Kabir, then nine years old, responding to a friendly American's question during a plane journey as to whether he knew Washington, D.C.. "Is that city," I heard Kabir say, "closer to Palo Alto or to New Haven?"

We jointly chose Harvard, and it worked out extremely well. My colleagues i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were just superb, some of whom I knew well from earlier on (including John Rawls and Tim Scanlon in philosophy, and Zvi Griliches, Dale Jorgenson, Janos Kornai, Stephen Marglin in economics), but there were also others whom I came to know after arriving at Harvard. I greatly enjoyed teaching regular joint courses with Robert Nozick and Eric Maskin, and also on occasions, with John Rawls and Thomas Scanlon (in philosophy) and with Jerry Green, Stephen Marglin and David Bloom (in economics). I could learn also from academics in many other fields as well, not least at the Society of Fellows where I served as a Senior Fellow for nearly a decade. Also, I was again blessed with wonderful students in economics, philosophy, public health and government, who did excellent theses, including Andreas Papandreou (who moved with me from Oxford to Harvard, and did a major book on externa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Tony Laden (who, among many other things, clarified the game-theoretic structure of Rawlsian theory of justice), Stephan Klasen (whose work on gender inequality in survival is possibly the most definitive work in this area), Felicia Knaul (who worked on street children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hallenges they face), Jennifer Ruger (who substantially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as a public policy concern), and indeed many others with whom I greatly enjoyed working.

The social choice problems that had bothered me earlier on were by now more analyzed and understood, and I did have, I thought,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mands of fairness, liberty and equality. To get firmer understanding of all this, it was necessary to pursue further the search for an adequate characterization of individual advantage. This had been the subject of my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at Stanford in 1979 (published as a paper, "Equality of What?" in 1980) and in a more empirical form, in a second set of Tanner Lectures at Cambridge in 1985 (published in 1987 as a volume of essays, edited by Geoffrey Hawthorne, with contributions by Bernard Williams, Ravi Kanbur, John Muellbauer, and Keith Hart). The approach explored sees individual advantage not merely as opulence or utility, but primarily in terms of the lives people manage to live and the freedom they have to choose the kind of life they have reason to value. The basic idea here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capabilities" that people end up having. The capabilities depend both on our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on social opportunities and influences (and can thus serve as the basis not only of assessment of personal advantage but also of efficiency and equity of social policies). I was trying to explore this approach since my Tanner Lectures in 1979; there was a reasonably ambitious attempt at linking theory to empirical exercises in my book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ublished in 1985. In my first few years at Harvard, I was much concerned with developing this perspective further.

The idea of capabilities has strong Aristotelian connections, which I came to understand more fully with the help of Martha Nussbaum, a scholar with a remarkably extensive command over classical philosophy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ethics and literary studies. I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her, and we also collaborated in a number of studies during 1987-89, including i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that pursued this approach in terms of philosophical as well as economic reasoning (Quality of Life was published in 1993, but the essays were from a conference at WIDER in Helsinki in 1988).

During my Harvard years up to about 1991, I was much involved in analyzing the overall implications of this perspective on welf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s is reported in my book, Inequality Reexamined, published in 1992). But it was also very nice to get involved in some new problem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rationality, the demands of objectivit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facts and values. I used the old technique of offering courses on them (sometimes jointly with Robert Nozick) and through that learning as much as I taught. I started taking an interest also in health equity (and in public health in particular,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Sudhir Anand), a challenging field of application for concepts of equity and justice. Harvard's ample strength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bjects gives one scope for much freedom in the choice of work and of colleagues to talk to, and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was a total delight as well. My work on inequality in terms of variables other than incomes was also helped by the collaboration of Angus Deaton and James Foster.

It was during my early years at Harvard that my old friend, Mahbub ul Haq, who had been a fellow student at Cambridge (and along with his wife, Bani, a very old and close friend), returned back into my life in a big way. Mahbub's professional life had taken him from Cambridge to Yale, then back to his native Pakistan, with intermediate years at the World Bank. In 1989 he was put in charge,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of the newly planne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Mahbub insisted that I work with him to help develop a broader informational approach to the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 This I did with great delight, partly because of the exciting nature of the work,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opportunity of working closely with such an old and wonderful frien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seem to have received a good deal of attention in international circles, and Mahbub was very successful in broadening the informational basis of the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 His sudden death in 1998 has robbed the world of one of the leading practical reasoners in the world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India and Bangladesh
What about India? While I have worked abroad since 1971, I have constantly retaine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Indian universities, I have, of course, a special relation with Delhi University, where I have been an honorary professor since leaving my full-time job there in 1971, and I use this excuse to subject Delhi students to lectures whenever I get a chance. For various reasons - personal as well as academic - the peripatetic life seems to suit me, in this respect. After my student days in Cambridge in 1953-56, I guess I have never been away from India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at a time. This - combined with my remaining exclusively an Indian citizen - gives me, I think, some entitlement to speak on Indian public affairs, and this remains a constant involvement.

It is also very engaging - and a delight - to go back to Bangladesh as often as I can, which is not only my old home, but also where some of my closest friends and collaborators live and work. This includes Rehman Sobhan to whom I have been very close from my student days (he remains as sceptical of formal economics and its reach as he was in the early 1950s), and also Anisur Rehman (who is even more sceptical), Kamal Hossain, Jamal Islam, Mushairaf Hussain, among many others, who are all in Bangladesh.

When the Nobel award came my way, it also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immediate and practical about my old obsessions, including literacy, basic health care and gender equity, aimed specifically at India and Bangladesh. The Pratichi Trust, which I have set up with the help of some of the prize money, is, of course, a small effort compared with the magnitude of these problems. But it is nice to re-experience something of the old excitement of running evening schools,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in villages near Santiniketan.

From campus to campus
As far as my principal location is concerned, now that my children have grown up, I c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ove back to my old Cambridge college, Trinity. I accepted the offer of becoming Master of the College from January 1998 (though I have not cut my connections with Harvard altogether). The reasoning was not independent of the fact that Trinity is not only my old college where my academic life really began, but it also happens to be next door to King's, where my wife, Emma Rothschild, is a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History and Economics. Her forthcoming book on Adam Smith also takes on the hard task of reinterpreting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It so happens that one principal character in this study is Condorcet,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originators of social choice theory, which is very pleasing (and rather useful as well).

Emma too is a convinced academic (a historian and an economist), and both her parents had long connections with Cambridge and with the University. Between my four children, and the two of us, the universities that the Sen family has encountered include Calcutta Univers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Jadavpur University, Delhi University, L.S.E., Oxfo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M.I.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Stanford University, Cornell University, Smith College, Wesleyan University, among others. Perhaps one day we can jointly write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universities.

I end this essay where I began - at a university campus. It is not quite the same at 65 as it was at 5. But it is not so bad even at an older age (especially, as Maurice Chevalier has observed, "considering the alternative" ). Nor are university campuses quite as far removed from life as is often presumed. Robert Goheen has remarked, "if you feel that you have both feet planted on level ground, then the university has failed you." Right on. But then who wants to be planted on ground? There are places to go.

From Les Prix Nobel. The Nobel Prizes 1998, Editor Tore Frängsmyr, [Nobel Foundation], Stockholm, 1999

This autobiography/biography was written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and later published in the book series Les Prix Nobel/Nobel Lectures. The information is sometimes updated with an addendum submitted by the Laureate. To cite this document, always state the source as shown above.

 

1
查看完整版本: 阿玛蒂亚·森:当代“经济学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