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电视剧《施琅》引发的专题讨论(陈明、蒋庆、皮介行、赵宗来、韩星、羽戈、王达三、石勇、陈壁生、邓曦泽、方非……)
达三按：自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以来，引发了热烈讨论。为了集中话题，深入讨论，本论坛特开此专帖，欢迎大家发表看法并提供相关文章。
陈 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原道》主编。（“诚明”即陈明先生网名。）
蒋 庆，阳明精舍山长。
皮介行，台湾学者，《大爱中华评论》主编。
赵宗来，济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华夏复兴网站总版主。（“云尘子”即赵宗来先生网名）
韩 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羽 戈，自由撰稿人。
王达三，独立学者。
石 勇，独立学者。
陈壁生，中山大学博士生。
邓曦泽，武汉大学博士生。
方 非，中山大学博士生
文章一：陈明就《施琅大将军》电视剧答《新快报》记者问
文章二：蒋庆先生关于《施琅大将军》答网友问
文章三：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也谈施琅评价问题（皮介行）
文章四：关于《施琅》一剧引发的问题之我见（赵宗来）
文章五：民族、民族主义与台海问题（韩星）
文章六：施琅与民族主义（羽戈）
文章七：就施琅问题复某先生书——借答米湾、宗来诸兄及众网友（王达三）
文章八：“民族主义”堕落到宣扬“血统”，离纳粹不远了（石勇）
文章九：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陈壁生）
文章十：施琅就是英雄三论（邓曦泽）
文章十一：《施》剧之争可以休矣（方非）
文章一：陈明就《施琅大将军》电视剧答《新快报》记者问
陈明就《施琅大将军》电视剧答《新快报》记者问
（陈明，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原道》主编，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
记者：听说这个剧本是您最先倡议搞起来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当时倡议搞这个剧本主要是想向公众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陈明：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因为我一直关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在世界海洋年的时候搞过一本《钓鱼岛风云》和一本《不承诺放弃武力》的书，但有关方面不准出版。于是就跟几个朋友出钱，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肖伟中、梅然把马汉的《海权论》翻译出来了。后来在《战略与管理》看到军科院战略部一位研究人员写的关于康熙统一台湾的文章，我就找来了这方面的书刊。施琅就是在这时在我心里扎下根。当广东一家影视公司的朋友到北京来找题材问到我时，我就把颜廷瑞的《威震台海》送给她。她觉得不错，我就联系到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工作的颜先生，把这本书的影视改编权买了下来。但有关方面那里还是批不下来。直到有一天接到福建电影制片厂电视部主任郑文昌的电话，说他们能解决审批问题，希望我能把《威震台海》的影视改编权转让给他们。于是，在两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就在央视看到了《施琅大将军》。
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当然，我相信这个电视剧肯定能够挣钱，因为它本身既有很多的戏剧性因素，又有很多可以“影射”的东西。譬如说，满清由外来政权渐渐认同传统，李登辉由国民党蜕化为台独；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开始选用有才干的汉人出任军事实职等等等等。我曾跟广东老板开玩笑说，要是我来执笔，会看得叫人大呼过瘾的！
记者：因为牵涉到历史上的满汉之争和现实中的台海问题，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经播出，就立即引发各方关注和猜测，随之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对施琅历史定位的激烈争论。引发这么大的争论，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有评论认为这是新儒家与汉族主义者激辩，您认为是这样的吗？为什么？
陈明：现实中的台海问题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造成这一僵局的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民进党及其支持者不认同中国，而美国、日本出于地缘政治和各自战略利益考量在背后撑腰。但我想，在这个涉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不应退也不能退的，必须拿出与挑衅者血战到底的气概。什么正中台独分子下怀云云，纯属胡扯！你怎么知道的？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我听听？我跟不少台湾人有过接触，有的就说，“你不打，我就独”。这种意志的对撞，没什么道理好说――他们难道有什么道理吗？！
满汉之争，下一个问题里说吧。这种争论的出现在最初是没想到过的。但近一年来，看了一些“汉服秀”和一些泥古不化的原教旨主义者看似慷慨激昂实则脑子进水的宣言声明之后，我已经有所预料了。
新儒家和汉族主义者辩论？汉族主义者？头一次听到。他们除了寻章摘句，就是破口大骂，哪有半点主义可言？如果我算是大陆新儒家，我才不会跟他们去辩什么辩呢。在轻蔑嘲笑之余，我只想说，他们的表演现实危害性很大很大，可轻视不得！
记者：有许多人认为施琅是汉奸，您认为他是吗？为什么？
陈明：当然不是！
说他是汉奸，无非是根据两点：1，他反对郑成功；2，他帮助康熙打败“明郑”政权。首先，他与郑氏家族的矛盾是私人性的，不能如此上纲上线；而郑氏后人，不仅不再有兴复之志也无反攻之力，甚至图谋分疆裂土，另立乾坤。不错，皇帝在古代中国相当程度代表着国家认同或者说在经验意义上是国家人通的象征，但理论上国家认同的标志是“社稷”，社稷坛是土地及其所产之物。皇帝与社稷显然不是并列的同一的概念，我们把公忠体国的士大夫叫做“社稷之臣”。其次，投奔清廷；这时的清廷已经全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并且通过执政政绩和文化归化逐渐获得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已经由一个“入侵者”转换成为“统治者”。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是很难纳入某个逻辑架构定性的。西部许多的民族曾经都是佛教徒，对“异教”的入侵做出了拼死抵抗。但在血与火的激逼下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现在已成为虔诚的穆斯林。除了一声叹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如果要把“原罪”无限追溯下去，那吃俸纳粮的全国人民岂不都成汉奸了？所以施琅出仕清廷无可厚非。
记者：反对者认为，《施琅大将军》是“愚蠢的电视剧”，“正中台独分子的下怀”。您是怎么看的？
陈明： 前面已经说过，这纯属胡说八道。台独分子最怕的是全国人民制止台独事变的意志和决心！甚至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意志和决心，能力是可以改变提升的，一次打不下，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就叫血战到底。有了这种气概，别说台独分子，相信就是那些想在台湾问题上占便宜的其他各种分子，也会要三思而后行的！当然，软实力方面，我们也应该作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如政治改革等等，对于广大的中间派来说那是一种感召力。
记者：厦门大学历史系罗耀九教授撰文指出：“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您是怎样看待他的这一论断的？或者说《施琅大将军》是因为公众对台海问题的关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把它作为一大卖点？
陈明：这位教授已经将施琅定性为民族败类，所以跟他讨论没什么意思。但是，他由此推断“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却应该说得明白一点，拿出证据，给出论证。我看他这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表达他个人对施琅的否定――他以为别人也跟他一样讨厌施琅，只是为了拍马屁才把施琅写成好人。这完全不成立。
至于“为当前政治服务”本身，是个歧义性很强的说法。我的“影射”就是“为当前政治服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毛泽东给秦始皇翻案、鲁迅给曹操翻案，各有其立场、根据，你表达你的反对，也亮出你的立场，拿出你的根据就是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嘛！
资本永远追求利润。我向广东老板推荐施琅的时候，既因为我喜欢，也因为我相信它能挣钱。这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好的事，哪找去啊！
记者：罗耀九教授同时也提到，“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争论的问题不仅仅是剧本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历史观、史学方法的问题。您觉得对一个电视剧本的评价用科学的史学方法来作为评价标准，是否妥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您提出：“应该把施郑两家的恩怨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区分开来，把施琅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来，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与满汉的冲突区分开来”，这是否就是您想通过这个剧本向公众传递的信息？您觉得对这些关系做出区分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陈明：剧本是不能传达这么复杂的意义的。书和剧本都与我无关，他们的主题我不是很清楚。我这里的这种区分是为了回应那些对施琅的攻击，因为还有些人扯到了岳飞等等。他们的思维架构太过简单，似乎是在用脚趾头思考。施琅做的无非是维护国家版图的完整，而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有利的。说什么按我这种逻辑也会给汪精卫翻案，他的行径与此挂搭得上吗？
所以说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是理论上的。再补充一点，我在网上跟帖说，政权既已暂失，岂能再容金瓯永阙？为土地而战，并不意味着即是对政治道义性的放弃；二者不在同一层面。也许不太恰当，文革时期在珍宝岛冲突中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孙玉国难道不同样是爱国英雄么？
记者：有人批评您“把历史主义与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完全失去了站在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原则。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可鄙的。”有人甚至斥责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我们看到您对此的回应是“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请问您怎么看待现在网络上对您的这些批评？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您所说“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的用意。
记者：骂我的人和话多了去了，我从来不往心里去。因为我心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他们脑子里缺的是什么。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他们说得清楚么？即使他们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但关键时候也不过是“一死报君王”的可怜虫。
我说历史是生长的，是指那是一个人际、族际间生命力和利益的消长博弈的过程，就像树木发育江河流淌，随形成势随物赋形，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民族是建构的，是指在前一基础上，民族的血缘规定性是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在二者间维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承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智慧，一方面汉族的血缘纯粹性最低的事实也必须承认尊重并以肯定接受的胸怀处之。文化是开放的则以前面这两点为基础，儒家学说具有强烈的“情境主义”特征，即它总是就事论事，而慎作全称判断。它有时强调血缘如称道管仲，有时强调文化如夷狄而进于礼乐则中国之，这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之义大矣哉，我们应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与时俱进。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二：蒋庆先生关于《施琅大将军》答网友问
（蒋庆：阳明精舍山长）
达三、吹剑并点晴：
来函收悉，我未看《施》剧，不便评论。汝等非要我表态，依我对施琅的有限了解，施琅是明之贰臣而非英雄。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何？夫子不与以德报怨，其理正与此同。至于施琅统一台湾，实与文不与而如其仁。虽然，又岂可因之而洗却贰臣污名耶！蒋庆谨复。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三：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也谈施琅评价问题（皮介行）
（皮介行：台湾学者）
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bbs.asp?boardid=2&id=13831&star=1#114232
王守仁困处贵州龙场，在极端苦厄中，忽然大悟自我之良知（灵觉本体），于是他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从而提出「致良知」，成就一代大儒！
一般人既搞不清「致良知」是啥东西，也觉得是无用之空论，却不知道这是极重要的价值本体问题。在一切关系界域里，事物总是流转于因果条件之内的，人生存其中，固然也拌随着价值的选择与判断，但在此现象界域里，人经常只能物于物，被现实事物所限隔，而无法物物，通过天地人的主体性，诠定现实事物之何所是何所非。价值失去主体的安立，于是形上迷失，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托，其后果可能是：一．走向躯体化，以感官快意定价值之何所是，所谓「跟着感觉走」、「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依据肉体之需要来界定价值上的是非，其结果就是末世的物化与沉沦，人与禽兽无多少差异。其二是走向价值相对化，价值失去超越性根抵，成为现实关系世界之一员。人失去挺立之凭依，于是随大流，看利益，有利益就可改其持守，没利益就冷漠拒绝。如此则违法乱权，唯利是图，防不胜防，人权不保，社会功利、短视、低俗，就像当前社会的众生相。其三是走向个我价值公共化．绝对化．简单化，将价值封闭凝固起来，不反思自我立场是否公正，不综合多元角度的合理性，一切依自我的信念为准，将自我的道德坚持投向历史，投向公共场域，强历史以就我之价值信念，把私我之价值判断当成此时此地历史的大是大非，而意气堂堂不容质疑！
王阳明悟自我良知（灵觉本体）之后，所说的：「至是而后如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就非常深刻的说明“悟道”，突破了平日自以为是的心灵积习后，一种大梦初醒，焕然一新的感受。从而认识到，我们在人间生活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与价值观念，不但不能真的刊定是非指引人生，反而因其狭隘与机械化，遮蔽了我们的灵慧，通过自以为是的僵化心理，把人间与历史都看死了。只有突破人心与现象界域的限隔，形上而超越的进入道心的本真界域，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超越见山不是山的限定，而进入见山还是山的开阔流通。有了即天即人，即一即多的超越性依托，才能更好的综合古今，统贯人我，以追寻更深层的历史意含。
从西方史学家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当代人回看历史，无可避免的汇集了此时此地此人的经验．梦想．好恶与意识形态，把自己的观念投向历史，将历史当成一种自我心灵的符码，把自己的爱恨情仇，崇拜与想象填入历史的符码中。将自己阅读的片断资料，通过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建构起自己相信的“历史真相”，但所谓的“真相”，其实只是通过自己观念与信念所界定出来的。经常忽视事物之复杂性．多面性，而用一个逻辑，一个标准，一个思维线索，平面的．封闭的．主观化的方式进行认知与判断，扼杀事物本身的主体性．生命性．整体性。不能反观自省，不能将心比心，不理解历史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空，在特定观念体系，以及特定的社会条件中的互动过程，不尊重这样的多重坐标向度，而以自我价值认知评断之，还更坚持自己的评断是唯一真实。这就为许多无谓的争议，点燃了战火。当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间的争议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若能对历史多一份同情理解，多一份包容敬重，争论也可以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展开，不必一再重复简单的意气之争。
在历史事物中客体不可确知，我们对历史客体的把握来自书本语言，而书本的记录与论说，来自不同作者，不同立场，不同时代，不同的资料剪裁，其中充满矛盾与差异，我们该如何进行判断与取舍呢？说到底历史的认知，离不开我们自己的心智与逻辑结构，认知总是与价值同在，认知架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认知客体，有什么认知架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论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个人之意识我是一种意识形态构成物，认知被论述所困，而论述总是一种以偏盖全的言说，言说并非事实本身，人通过语言认识历史，但语言却也是通向真相的一种障碍。只通过语言，只从语言求历史真相，经常会带来严重的错误，这是我们理解与评论历史所以必须非常慎重的原因。
评论历史还涉及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个人的价值偏好。价值的内函是善，是我们对善的选择与认定，通过价值指引我们的生活，建构我们的意识倾向。因为价值与人的生命同在，因为价值要指引我们人生的云为，所以价值之内函也包括人生的一切方面，包括我们的利益偏好．欲望偏好．性向偏好。而价值是有层次的，有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宗教的．地域的．种群的….。价值也有其时空条件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观念体系，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形态。在君主时代正当的价值观，移到今天就不适当了；在中国视为正当的价值观，移到美国可能就不适当了。而且一个人的价值形态也不是恒定的，它会随着年龄．学识与经验而变动，用一时一地一己的价值观来评事论理，自己总以为是合理而正当，但经常会成为冲突之源。因为他人也是独立个体，有其利益．欲求与价值观，行事如果只考虑自己的价值观，人间的冲突将变得频繁而激烈。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的人，其价值观总会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调整，使自己的价值观更深更广更丰富，以便能很好的与时代．与人群兼容。所以人的价值观也只是人们观念体系之一环，不是不变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历史的评论还涉及政权合法性问题，亦即此一个政权在评论者心中的正当性如何？其统治秩序是否得到评论者的接受？如果此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得到承认，评论者对其错误与罪过将倾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甚至找理由辩解之．肯定之；反之，如果此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得不到承认，评论者会对其错误与罪过夸大解释，甚至将一切罪恶都归罪于此政权。比如将中国之衰弱．不民主．受列强侵略．科学不发达，全部归因于满清政府。将公共界域里的历史褒贬，拉入一己私我的盲目固执中，怎么感觉自己，就怎么判断历史，循着刻薄的心灵导引，可以在光明的地方发现丑恶 。人还有一种自我恭维，自我正义化的倾向。凡与自己相关的就天然具有正当性，凡是自己的判断，就必然具有真理性，凡是自己喜好的．认可的，也都受到自我正当性的辉光照耀。反之，凡是自己不喜欢．不认可的，也就都受到自我正当性的批判与否定。从而在自我心灵的深处，总是否定一切对自己的质疑，抗拒一切对自己的批评。
具体到当前对施琅的评断上，争论双方都各有坚持，各有理据，但依我的看法则也肯定施琅的功绩。其理由是：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无需代古人，代后代子孙发言，我们从我们的需要与价值出发，应该认可统一的必要与价值。郑成功的功德在从荷兰人手上收回台湾，而施琅的功德在使台湾真正的统一入中国的版图。如果当年不通过施琅统一台湾，任令其独立而遥为屏籓，则今日的台湾将不再为中国之领土矣！这就是为什么台独人士讨厌施琅的原因，而中国人如果持守着国家统一的立场，而竟去批判施琅，这就有些颠三倒四，在历史价值的选择上，与台独主义者一鼻孔出气了。
２．华夷之辩的问题。〔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儒家的华夷之辨是文化的，而非血缘的。血缘是天生的，坚硬的，一翻两瞪眼，不可改变不可选择。以血缘评断好坏善恶敌我，总是偏狭的，种族中心的，也总在历史上产生许多血腥残杀。而文化是可以学习的，可以归依．可以融会．可以化敌为友的，也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同中求异，可以以德服人，这就为儒学的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奠定了基础。满族已经入中国而中国之，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分割的血肉，还把满清视为异族政权，还不承认满清统治有其合法性，这就太偏执，太小气，太缺乏儒学的天下观念了。何况268年的满清统治，也是历史上不可抹煞的真实，不承认满清统治的合法性，那无异于说中国亡国268年，无异于要否定满清订定的条约，要否定满清取得的领土……，这未免太荒唐了！历史已过去三百年，时空变易，江山几春秋，今日之中国已非朱明政府治下中国，我们也不是明朝的臣民，把三百年来历史现实拋弃，重新效忠明朝，重新以朱明臣民的观点看满清，这有多少合理性呢？
3.关于杀戮问题。无端的杀戮当然是历史悲剧，历史上权势集团的任性杀戮当然值得痛恨！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24史是一部相砍史，一代又一代流淌着太多血泪，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因为没有和平转移政权的体制与方法，大家为了争夺统治权，都只能出之以杀戮与内战。而在国际与民族的交往中，也因为缺乏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经常只能诉诸武力。在中国土地扩大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血泪也没有少流。依据责人先责己的儒学准则，与其单方面肯定汉族，仇恨满清，不如通透的看历史，也看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屠杀。面对深重的历史血泪，与其割出一段，仇恨满清，不如深刻反思历史杀戮之因由，努力在国内国外建立和平机制，以根本解决人类互相屠杀的悲惨故事。
我想历史有多种诠释可能，任何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与论述，并非天然具有真理性！如果没有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多层次．多角度．多面向，而将个人的认识当成唯一真理，当成一切是非判断的准据。从而在自以为是的信念迷宫中，戴着有色观点，用先入为主的信息．概念．语词看问题，就会越看就越觉得有道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一种封闭环形思考的套套逻辑而已。以先设的前提导引出必然的结论，用信念驱动认识，扭曲历史实相以满足自己的价值偏好，封闭自我心灵，拒绝接受相异的信息，拒绝思考其它的可能性， 一再同义反复的强化原先之观点，绝不相信自己的思维判断会有错误的可能，绝不相信事物还会有其它可能性，这样的思维模式对事理的厘清并无好处，对历史恩怨的化解，人间血泪的减少也没有用处。我们今天读历史谈历史，绝不应该是要持续历史上的对立与敌意，而应该是要记取历史教训，想方设法建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体制，保证国民的自由与人权不受侵犯，保证国家政权的转移能够在和平合法公平的架构下进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我们从历史的阅读中，学会悲悯，学会同情，学会设身处地，哀矜勿喜。大家同心同德，净化心中的杀气，以互相尊重的方式探索历史的意义，共同为世界一家，人间大爱做出我们的奉献。
不知争论中的各方以为然否？
皮介行 写于２５５７年３月３１日 [06]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四：关于《施琅》一剧引发的问题之我见（赵宗来）
（赵宗来：济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华夏复兴网站总版主。）
一周来，由于在下忙于上课（本来课就多，又加上第六周又开设了两门新课，又开办读经会），一有空闲就赶紧在网站上整理四书帖子，没有多来关注此事，更没有空闲去看什么电视剧，后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对历史了解不够，但是，却意识到此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因此，简单做了一下表态。没有想到，此事愈演愈大，在下不能再保持沉没，所以，特作如下表态：
一、从促成此剧的动机来说
其一，宣传的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办法，倡导的是血腥镇压，这是不符合儒学精神的。儒学不放弃战争，但是，绝不渲染战争。台湾问题必须解决，但是，靠武力解决是最后的选择，这是与国家政策一致的。在两年前，陈明就剧中这样的主张，就要宣传血腥镇压的方式，从儒学来讲，这符合“王道”精神吗？从国家政策来讲，符合对台政策吗？从党的主张来说，符合“统一战线”精神吗？从老子学说来讲，符合“哀兵必胜”的主张吗？四者都不符合！这样的“大儒”能叫儒吗？这样的人能叫明智吗？这样的主张能合大道吗？
其二，看到了此剧可以赚钱，可以引发国人的轰动效应。看看陈明最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即用见体”就很明白了。所谓即用见体，就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所有的实用主义必然与投机主义相联系。莫非能赚钱的电视剧就应该拍吗？莫非陈明也主张搞什么轰动效应吗？当初，鞠曦先生曾经花费很大的精力，写了很多帖子反对即用见体，在下也曾引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文字加以批驳，但是，在下一直没有激烈得攻击与反对，因为尊重他对儒学所做的一些事情，照顾到同道之谊，希望能在本来就很少的同道之间保持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但是，现在看来，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非常明显，即用见体就是陈明的指导思想，一旦指导思想出现错误，那么，接着而来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可能把人们引向歧途，甚至是引向深渊！我们不能不坚决反对！
二、从该剧的效果来看
其一，为了一时之用而把人们所应该重视的节操与民族大义歪曲、颠倒，即使有一时之利，也必然导致长期之大害！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曰：“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施某人对于满清来说也许会得到满清的肯定，但是，对于广义的汉民族（实际上不仅仅是汉族，因为明朝正确不仅仅是汉族的）来说，他只能说是“汉奸”！站在华夏民族以及政治的立场来说，施琅当初使台湾划归华夏版图，这是其功劳，此功劳应该肯定，但不应该大肆张扬，也就是说，其事可取而其人则另当别论。站在清政府的立场来说，施琅属于“贰臣”，既已属清，则各忠其主，似乎无可非议；我们可以批判清朝的罪恶，但是，却不能否定清朝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站在明人后裔之一的汉族立场来说，施琅则是明的叛臣、汉族的叛臣、郑氏的叛臣，这又是不能不重视的。我们今天要解决台湾问题，完全可以另做文章，而不必借这样一件事情来“影射”、“发挥”。陈明主张统一中国、收复台湾，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但是，错误在于误用这样一个气节有争议的人物来影射现实，夸大施琅的功劳并加以歌颂，从而伤害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情，扰乱千古是非。
其二，所谓“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观点现在非常盛行，但是，这个观点恰恰是实用主义历史观的一种体现。历史本身就是历史，它不容我们随意评价，更不容我们随意编排；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可以借鉴，避其错而取其正，却不能为了我们的需要而去利用，更不能无视历史的公正而去妄自利用。站在超越历史情境的方面来看，秦桧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好象使历史的进程加快了，但是，历史无论如何总是一年年地演进，谈不到什么加快不加快；站在宋朝的立场来说，秦桧却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功臣。我们可评判的是其心是否公正无私，却永远不能某个时代需要“主和”，然后就借用秦桧而加以美化！如果我们今日为了台湾问题而美化施琅，那么，来日为了其他问题就必然会美化秦桧。要表现统一中国、收复台湾的主张，方法很多，为什么非要借用施琅不可？为了为我所用，为了为“当代”所用，而不顾历史的公正，难道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吗？如此下去，历史岂不成了任人篡改利用的傀儡？！
三、从陈明答记者问的说法来看
其一，在统一与分裂的问题上，陈明的主张并不错，我们也同样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但是，我们是学习孔子、孟子那样坚持原则呢，还是像苏秦、张仪那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呢？《威震台海》的改编问题，本来“有关方面那里还是批不下来”，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解决审批问题”的？陈明说，他为的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事实上，国人对台湾问题一直相当关注，何须再去“唤起”？在大陆，有多少人主张分裂？在台湾，除了那一少数台独分子之外，又有多少人主张分裂？要“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似乎也冠冕堂皇，但是，国家政策需要全面考虑，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即使我们有什么主张，也不能实施，否则无异于揠苗助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应该“出师有名”才对。这是需要理性的，而不能感情用事。
其二，“文以载道”是儒者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如果陈明不是儒者，而只是一个“文学家”，那么，我们似乎无法勉强他遵循这个原则，但是，陈明却被认为是“儒者”。陈明说：“这个电视剧肯定能够挣钱，因为它本身既有很多的戏剧性因素，又有很多可以‘影射’的东西。譬如说，满清由外来政权渐渐认同传统，李登辉由国民党蜕化为台独；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开始选用有才干的汉人出任军事实职等等等等。我曾跟广东老板开玩笑说，要是我来执笔，会看得叫人大呼过瘾的！”这是“文以载道”吗？电视剧固然有商业化的需要，但是，《大汉天子》是否“能够挣钱”？难道为了“能够挣钱”就可以不顾道义吗？难道有“戏剧性因素”就可以拿来乱用吗？所谓“影射”，更是问题很大。从文革之中过来的人，谁不知道“影射”？难道我们国家因为这个“影射”的做法所付出的代价还小吗？陈明所要“影射”的内容是他个人的想法，但是，观众的看法与他所要“影射”的内容一致吗？大陆与台湾的观众会遵循他的“影射”预设来理解此剧吗？有观点主张，正面表达更好，何必要去“影射”？在我们采用“影射”方式的时候，“含沙射影”也就隐伏在其中了！为什么不能正面去表达？因此，“影射”是方法的错误。陈明可以借施琅做文章，台独分子难道不会借此做文章？陈明能从施琅的历史中引申出自己的看法，台独分子难道不能由此引申出发面的东西吗？我们当然应该清楚，陈明是绝对反台独的，但是，此剧一出，便已经使自己失去了“不败之地”！陈明对施琅的个人性解读，不能代替天下人的解读，却能导致天下很多人对施琅的误读。
其三，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陈明把复兴汉服的爱国人士称为“汉服秀”，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违背“文质彬彬”原则的做法。固然，从狭义的角度上，汉服是汉民族的代表性服饰，但是，汉族在世界民族之中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在国内的各民族中也是数量最多的，难道汉族不应该有代表自己文化和身份的服饰衣冠吗？陈明何以只顾其“质”而不顾其“文”？从广义的解毒上，汉服又不仅仅是汉族的服饰，因为汉族之名来自汉朝，汉朝却不是只由汉族构成的。汉服上可以承续汉朝之前的服饰主流，下可以引申出后世两千年的服饰主流，因此，我们说，汉服可以代表华夏民族的服饰主流。堂堂华夏民族，没有自己的服饰，却以西服为美，以西服为时尚，其中反映着什么样的心态？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汉服之中蕴涵着多少华夏文化精神？为什么《礼记》之中会专门有一篇《深衣》？为什么明末的官员百姓们宁死不奉“薙发令”？难道华夏服饰就只是蔽体的服饰那么简单吗？现在，很多爱国人士在为汉服的复兴奉献着自己的精力、钱财、心血，陈明完全不了解他们的那种赤诚之心，却在媒体之上公开地把他们的做法与“时装秀”等同起来，贬斥为“汉服秀”，何其不仁不义之至于此？何其不负责任以至于此？
其四，没有儒学经典，哪里来的儒学？不读儒学经典，怎么了解儒学精神？不懂儒学经典，谈什么弘扬儒学？但是，被人推为“大儒”的陈名，竟然会说出“一些泥古不化的原教旨主义者看似慷慨激昂实则脑子进水”这样的话来，实在令人无法容忍！离开了儒学经典，难道还会有所谓的“新儒学”吗？这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即用见（建）体”了，陈明的说法与做法，恰恰就是从“即用见体”而得出的必然性结论。按照他的说法，“本体”谁也说不清楚，“形而上”的的东西谁也说不清楚，所以，一切本体都是要在应用中显现出来、建立起来。莫非不知道目标就盲目上路吗？怎么避免南辕北辙？从所谓的“即用见体”出发，我们就可以任意地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读儒学以及一切经典或书籍，只要对自己有用的就采取，对自己没用的就抛弃或者肆意改造，这与焚书有何本质不同？这样的方法，将会把儒学引向何处？从施琅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一切为我所用的落实！再者，儒学之路应该怎么走，并非只有陈明的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更不是绝对正确的，有观点的不同可以互相切磋，以资互相印证，但是，陈明在此“唯我独尊”，自以为是，排斥异己，以“泥古不化”、“脑子进水”污蔑其他儒学人士，哪里还有一点“和而不同”、“如切如磋”的影子？
四、从王达三的的观点来看
其一，一直以来，在下对达三弘扬儒学、敢于直言的精神和做法非常敬重，一直引为同道，引为自豪而且大力支持。但是，在下看来，在对待施琅这个问题上，此次达三的观点却无法令在下赞同，而且还坚决反对。“万物各有一太极”，诚然不错。但是，万物之中的每个太极是否等同于综合万物之后的那个太极？月映千江皆是月，但是，千江之中的各个月毕竟不是天上那个月。假如我们只是站在一时一地、某个时期的具体问题上看问题，那么，远离大道的危险也就在其中了。儒者所立的立场应该是道义，而不是利益。道义之中含有利益，但是，利益之中却难说含有道义。儒者应该站在超越具体事件和具体时代的高度来指导、引导具体时间和具体时代，却不能为了具体事件或具体时代而违背道义。利益是短暂的，道义是永恒的。个人的是非观念是可变的，历史的是非却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孔子“毋意，毋必，毋我，毋固”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明了什么？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吧？
其二，达三几次引用蒋庆先生，以此证明陈明的做法如何正当，其实，蒋庆先生的角度与陈明的角度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蒋庆先生的话不是直接针对施琅事件而发，所以，两者不能混淆。承认清朝是华夏民族历史中的一个朝代，这是一回事。清朝当初得天下以及后来的政治手段却是另一回事。历史无法重来，因此，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清朝的存在也是徒然，所以，清朝政权在世俗政治上可以说具有合法性，但是，在道义方面来说却不具有合理性。从文化上来说，清朝执政者似乎真的接受了儒学主张，而且大力推行儒学，但是，当初的血腥屠杀，后来的文字狱，所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使儒学之中的“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以道抗政”精神被阉割了，使“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的儒学主张被壅塞了，因此才有“乾嘉学派”的昌盛，因此才有“莫谈国事”的流行。我们还能说清朝的政治符合华夏文化、符合儒学原则吗？从服饰来说，清朝是用强制的办法，改变了我们历代相传的服饰，而不是百姓的自愿、自觉选择，这是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截然不同的，因此，旗袍、满装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不能代表华夏民族的主流和正宗。
其三，蒋庆先生所说的“华夷之辩”是站在“公羊学”的儒学原典高度来解释的，是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来解释的，虽然说蒋庆先生的观点我们不会完全接受，但是，这个高度，却是应该肯定而且倡导的。这与陈明站在当前时代的角度，站在实用主义角度，站在利益的角度，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从华夏文化复兴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是立足于“六经”而兼容儒、道、法、墨诸家之说，立足于华夏文化而兼采佛、耶、伊之长，不能失去自我，更不能失去制高点。历代真正的儒者，都是以前贤往圣来观察当时，以纠当时之弊端偏颇，而不是以当时的需要来歪曲、篡改、利用前贤往圣之说。为当时而谋，当然必要，但是，这样的人才不乏其人，所缺乏的是超越时代而从长远考虑的人才。作为儒者，理应是“补察时政，泄导民情”的人，理应是“义之与比”、“自知知人”的人。
当前，儒学同道本来稀少，本应“和而不同”、“忠恕诚信”，因此，在下说出自己的看法，供达三以及各位朋友参考，希望不要因为一时之过而致使儒学阵营自乱阵脚、自我分裂。
五、从众网友的观点来看
其一，施琅电视剧事件是一次偶然事件，同时也是一次必然事件。所谓偶然事件，是说此事只不过是一部电视剧，是千千万万的电视剧中的一个，这样篡改历史或者戏说历史的电视剧很多很多，施剧只是某位儒学人士的一时观点主张的反映而已。所谓必然事件，是说此事的出现，与当前到处泛滥的实用主义观念相一致的，是与陈明的“即用见体”主张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要反对，应该把矛头指向实用主义和“即用见体”，而不是指向中央电视台和陈明本人，尤其不能把观念性的错误与人格联系在一起。批判一个人所犯的错误，远不如使之改变错误更好；树立一个敌人，远不如化敌为友更好；通过某一件事或某一个观点而否定一个人，远不如分析指出事情或观点错在何处，然后使人自觉、警醒更好。
其二，我们应该把清朝与满族分开，应该把“推己及人”以及“王道精神”应用到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上。清朝作为华夏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我们已无法把它从历史上抹去，就像我们痛恨桀纣而不能消灭他的存在，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曾经是夏朝、商朝的一个天子。我们应该指出清朝的弊端、暴政，然后引以为戒，使之永不再现于世。满族作为华夏56民族之一，虽然人数不如汉族多，但是，就像君、臣、民在本质上都是“人”一样，人的“人格”应该受到尊重，民族的“族格”也应当受到尊重。汉族本应自重、自尊、自爱、自信，更应该因此而敢于承担责任，勇于实践仁爱精神。
其三，施琅是汉族的汉奸，是明朝以及郑氏的叛臣，这个定性不能否定，这是民族气节和人品的问题。但是，施琅作为清朝的官员，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他在统一中国方面的功劳，我们不能一笔抹杀，这是民族统一和政治策略的问题。这两种问题不能不加以区分。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提倡，更不能夸大，但是，我们也不能彻底否定他的一切。毕竟施琅与秦桧不同。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五：
民族、民族主义与台海问题（韩星）
（韩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由正在热播的《施琅》引起的争论正在网络上展开。本人对这一段历史没有研究，对施琅是否为汉奸？电视剧的描写是否真实不敢妄作评论，这里只就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略作陈言。
这次争论的根源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这几年在民族、民族主义上的认识分歧有关。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无论台前还是幕后，都不乏这方面的言论和行动。这从历史原因说是接着近代以来的救亡运动而发展来的，是对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所受侵略、欺凌的正当反应；从现实原因上，则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强大，国力上升的民族自信心恢复。这是正面说，其实这一思潮是非常复杂的，也出现了许多负面的倾向，如由历史而来的扬眉吐气而推向极端的民族自大，大汉族主义的复活，以及由现实中华民族复兴而推向极端的民族自我膨胀。
当今民族主义很大的一股倾向是试图恢复明代以前的所谓汉族文化，这是视蒙满人为异族，元清为汉族被征服，因而质疑其合法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其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元融会而成。首先，中华民族的原体汉族就是古代中原地区华夏部族融合周边少数部族的结果。起初是炎黄集团和犬戎之间的融合，接着又与东夷集团融合，形成夏王朝；商代八迁，周武王联合八百诸侯共伐殷纣王，也是大范围的民族融合；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华夏与四周的楚、吴、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融合，形成了华夏族，这一融合到汉代完成，形成了汉族。
其次，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又与其它少数民族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大夏、前燕、成汉、后秦等16国，并逐步汉化，最后融入汉民族之中。
第三次是五代两宋期间，北方契丹、党项、女真各族在中国北部相继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与北方汉族融合起来。同时，南宋政权的南迁，与南方各少数民族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融合。
第四次是蒙古人统一中国，吸收汉文化，使一部分蒙古族融入汉族；同时内地汉人迁往蒙古、西北、东北、云南等地，并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另外，蒙藏之间、汉与契丹、女真、维吾尔、藏族的融合很突出。
第五次是满族入主中原，满汉融合，乃至几乎没了民族界线。同时，满、蒙、藏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础上也进行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10余万汉人跨海定居台湾，与当地高山等少数民族融合，使台湾成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从以上简单的勾勒可以看出，长期以来，经过不同民族的迁徙、融合，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这种格局的形成，各民族在交流中寻求生存，在斗争中走向和谐，在团结中共同发展，在保持各民族丰富多样性前提下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和现状，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大不相同，所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今天我们常说的所谓民族主义，而有的是文化民族主义。
今天我们一般的民族思想是受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在西方近代民族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有单一民族倾向。西方后来更进一步发展种族观念，演变成今天的种族主义，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既继承了历史上多元民族融会的经验，又吸收了西方近代民族含义所界定的。所以，我们处理今天的民族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回到历史上以所谓的汉族来界定，这样既是狭隘的，又是非历史的。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民族主义，这本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而孔子儒家不断进行发挥，后来成为中国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政治、种族意义上的，那么中国传统上就是以文化的高下为标志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具体理论是夏夷之辨，这是在中华文化高于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境中适用的理论模式，但是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西力东侵，中华民族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全面侵略，他们的文化也显然高于我们，这就使历史发生了千古奇变，中国人文化自信被轰毁，由此国人发出了“保种、保教、保国”的呼吁，由此激发出来的也就是复杂多样的反应，如种族意识的觉醒，文化路线的选择，国家意识的形成，等等，这些都曾经笼统地以爱国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爱国主义也就成了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扑朔迷离的状况。
由国共两党导致的台海分治，大陆成为政治正统，台湾为文化正统，这样政治与文化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又进一步交织起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政治道路而主导了两边在1949 年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政治割裂造成了至今两边全面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台海两边还是同大于异。这“同”有历史上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而形成的血肉相连，有为同一民族的血脉相通，有为同一文化的心理相容。“异”则主要是由分裂以后各自在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社会进步上的距离，如经济上台湾奉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走在了大陆前头，而大陆则是社会主义，曾经很僵化，失去了许多机遇，现在也不断吸收资本主义的东西。政治上台湾是曾经三民主义，后来走向了民主、自由，而大陆是马克思主义，一党专制，多党辅助，没有实行民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两边距离在缩小。相应地在文化上，台湾以传统文化为主，也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而大陆则以马列主义、毛思想为主导，在文化上曾经比较单一，对传统文化破坏甚巨，现在越来越复兴传统文化，所以两边在这方面正在日益融为一体。
但是，民进党在台的执政，向台独方向的发展，使台湾出现了离心力，这不但撕裂了台岛民众，在大陆这边也激发了两种观点：主战与主和。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但不排除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武力。由于两岸已经有的全面差异，以及正在日益融合的趋势，和平统一可能有待新时机成熟（在这之前，80年代中期，蒋（经国）邓时代错过了最佳的统一时间），特别是大陆政治民主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政治清明，社会全面进步，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施琅》以历史剧的形式表达主战派的观点，我以为多有不宜：
一、虽然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这仅为西方近代史学观点之一，不能是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研究历史肯定是为了当代借鉴历史，但简单化的类比、影射，特别是不惜歪曲历史，以表达现代人的观点和看法，是不宜的。这方面过去的经验教训够多了，此不再赘述。
二、施琅作为历史人物，可以有重新的评价，但应该是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首先由学者经过讨论来进行，而以大众传媒、以文学家的简单理解处理，特别是报有商业动机的操作，就可能画虎不成，弄巧成拙。
三、即使施琅真的象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以之作为统一台湾的宣传，也可能带来另外的更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统一台湾不能与今之两边统一进行简单的类比：其一，清廷与当时的台湾，除了疆域的分割，更有前朝与后朝、汉族与满族的对立，而今之台海就不能用前朝与后朝类比，更无民族之间的对立，有的主要是政治的分歧。其二，今天的台湾，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大陆早发展几年，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正可以为大陆现在和将来所借鉴，而台湾非偏安一隅的垂死王朝可以类比。第三，大陆社会政治发展还有变数，自身有许多方面还有待调整，现在武力解决不但在外部引起一些问题，而且可能引起内部的矛盾激化，如某些政治集团和力量的非正常变化，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可能未必是佳音。
四、在全球化的当代，处理类似问题仅以某种主义或传统文化中的某一观念，如以文化民族主义或狭隘的汉族主义均可能走向两极端，应该在传统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上结合现代局势有所创新，以整合多元文化（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广义文化），以综合的思路寻求解决之道，切忌简单化、绝对化、片面化。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六：
施琅与民族主义（羽戈）
（羽戈，自由撰稿人）
中央电视台开播的连续剧《施琅大将军》，以及引发的喧嚣争论，再次将我们的目光拉回三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不过我对这位大名鼎鼎的靖海侯的了解，却非来自堂皇的正史，而是受益于真正的野狐禅：一个是幼时收听的单田芳先生主讲的评书《施公案》，其主角施世纶，正是施琅之子，儿子是著名的清官，老子的德行想必不会太差——当然，那时还不晓得施琅创下的一番功业；另一个则是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其中对施琅的描绘，虽然算不上浓墨重彩，起码也是棱角分明的三号配角，尤其是他与韦小宝在通吃岛的斗智斗力，读来令人忍俊不禁。而我对施琅的印象，便定格于《鹿鼎记》中的那位际遇坎坷的将军：起先是遭遇大难的末路英雄；最终诸事顺遂，却有些小人得志，因此活该被韦大人戏耍。
这虽是不足为凭的小说家言，但亦很能代表一部分人对施琅的看法。历史中的施琅是什么样子呢？我只读过柯劭忞所著的《清史稿》及其它一些二手的评论，所记所感如下：施琅之所以投降开国不久的清朝，并非如《鹿鼎记》中说的那样，他是为了严明军纪而处罚一个犯法的部下，得罪了郑成功的夫人董氏，以至被投入监狱，最后固然侥幸逃脱，全家却不幸罹难；《清史稿》记载的情形是，做老子的郑芝龙归顺清朝，做儿子的郑成功却割据台湾自成一国，施琅原是郑芝龙的老部下，郑成功到台湾之后：“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这里将施琅美化得大义凛然，不知是否可信？而依此来看，作为大清朝的耿耿忠臣，施琅攻打台湾，不仅是出于私仇，更是出于公义。
柯劭忞的施琅列传写到最后，来了一笔漂亮的首尾呼应。当施琅收复台湾，有人推测他必定为报家仇而毒杀郑成功的后人，施琅回答：“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这话说的很微妙，表示他不忘私，亦不至因私废公——这正是人之常情，比那些号称“大公无私”的假道学先生坦诚百倍。不过施琅为台湾之公，真做了一件大好事。台湾归附之初，朝中有官员建议“迁其人、弃其地”，让台湾成为荒凉的不毛之地，从此自生自灭。施琅上疏反对，认为台湾已有雄厚的民生基础，“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而且趁这一间隙，被赶走的荷兰人可能去而复返，再来荼毒生灵，“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鉴于这两点困难，不如就此设立政府，为民休养生息。显然，这番道理打动了康熙，最后，批准施琅的建言，“设县三、府一、巡道一”。评价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施琅打回台湾之时，一直被当地人骂为“汉奸”、“叛徒”，几乎是恶名昭彰，而他能在如此非议的情境公正处事——并不是图谋报复，顺势主张舍弃宝岛——可见是有些气象的。
历史变幻无常，没料想三百年之后，施琅重新被扣上“汉奸”的帽子，而且来势汹汹，不减当年。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共和国建立以来，人们对施琅的重视，肯定比不上他的同时代人，同样收复过台湾的郑成功，后者的荣耀，相当于进入历史教科书圈定的先贤祠。而今《施琅大将军》的播放，却有反拨与正名之嫌，正如要剥夺岳飞“民族英雄”的桂冠，让秦桧下跪的雕像起立，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施琅先事明朝及郑家父子，然后投降清朝，在政治伦理，是为不忠；施琅是汉族人，却剃发留辫，为满族人服务，在民族伦理，是为不忠；而其最大的不忠，是代表满族人统治的清朝政府，反咬汉族人统治的明朝与台湾郑氏政府一口，这种恶徒，难道不该永世不得翻身？
我先声明，我不打算为施琅翻案，只是力图驱散蒙蔽这段历史的烟雾，还局中人一个公道——当然，这个公道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先说施琅的两不忠，第一点，叛明（郑）投清，原本是朝代更替之时最为平常的事情，依照现代人的历史观，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全民之天下，哪个朝代对民众好，便是有德者，圣人们都说，天下，为有德者居之，这是千古不变的恒常真理，而死抱着无德者那棵大树——或许只是一根稻草——是为“愚忠”，这个定论亦很微妙。对施琅而言，照《鹿鼎记》的说法，他连尽“愚忠”都没有可能，郑成功冲冠一怒为夫人，不仅杀他的头，而且还会扣上“叛将”的罪名：只愚，但不忠。因此，施琅降清是最好的出路。而照《清史稿》的说法，施琅是跟随老上级郑芝龙一同叛朝投降的，加以“不忠”之罪，可能要将矛盾扩大化。况且真的要论不忠，郑成功放着明朝的宗室不立，却自立为王，正是最大的不忠。所以，以一家一姓的标准衡量忠与不忠，实在是文人的捣糨糊游戏。施琅的忠诚与否，则要看他先后侍奉的两个朝代哪个好，哪个坏，哪个更得民心。三百年前的先人之思维冲不出传统礼法的桎梏，难道今日的我们没一点长进？
第二点，种族之争，汉族与满族，或者其它民族的争斗。这该是历史悠久，但我以为这是最为无聊之事。如果将民族主义分为三层，那么以血缘为界限的民族主义可谓最低的层次，远远不如以政治为界限的民族主义与以文化为界限的民族主义功力深厚。不过血缘民族主义一直很有市场，或许是因为它的直观，很容易激荡人心的好恶。而论及满族人统治的清朝，后人的同仇敌忾，一者是因为清朝开国之时的扬州、嘉定等屠城，我想凡是正常理智之人，都会仇恨屠城者，不是因为他们的满族人身份，而是因为他们胡乱杀人，无论是杀市民，还是杀学生；二者，是清朝所开创的“辫子”传统，这确实是很混帐的做法，正如当年某些人劝女同胞裹小脚、创设太监制度一样影响恶劣——实在是有损身体的美观和健康（留辫子容易积累头皮屑），却不至于上升到庄严的民族大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呢？即便孙中山的“驱逐鞑虏”，后来也换成“五族共和”，即从“民族革命”进步到“民主革命”。而这一重革命纲领的跳跃，枉费了多少人的鲜血与多少年的光阴。对照之下，施琅在民族正义上的不忠，是否还能够成立呢？
施琅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收复台湾：论身份，那是他的故土，引狼入室，不忠不孝；论势力，清朝强而台湾弱，恃强凌弱，不仁不义。因为这一常识性的罪过，施琅蒙受何等汹涌的骂名，都在想象之中。因此，后人若企图以施琅为榜样，来张扬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大义，可谓不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为什么这样说呢？用民族主义来诠释施琅的行为，恐怕无法得以完满的合拢——与其说这是施琅自身的分裂，不如说是民族主义自身的分裂。从血缘民族主义上讲，施琅背叛了所归属的民族；从政治民族主义上讲，施琅因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而成为效忠者：在这里，民族主义出现了内耗的危机。自顾尚且不暇，何能及于他人？《施琅大将军》的创诣者理当考虑到这一步败着以及化解之道，不然还不如将施琅的儿子大清官施世纶塑造成先进性教育的典型——对于中国的政治家们，反腐败才是永不过时的政治正确。
那么，如何化解民族主义的内在危机？我想起了《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我是极佩服这厮的，不止因为他娶了七个老婆，睡过清朝皇帝的妹妹，还上了俄罗斯女王的象牙床——这可是中华民族外交史上的大胜利——而且，当韦大人遭遇到某些重大难题，譬如说，满汉之争，朝野之争等，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利弊参半的两难抉择，当然，韦大人也烦恼过，但依他的聪明，转身就给出解决的法子：“老子不干了”，不做选择——为什么要把自己放进民族主义的囚笼中呢？为什么一定要争个种族的优胜劣汰呢？为什么要披挂那么多“主义”枷锁上阵厮杀呢？……韦小宝一记虚无主义的云手，就挥断万千烦恼丝。依他的聪明，自然不肯充当意识形态之争的无谓炮灰，他要做维权运动的急先锋：为维护自己的金银财宝、宝马香车的所有权奋斗不止、生生不息。而觉悟到这一精神高度，实在难比登天。中国少的是韦小宝，多的是时常被他的三言两语糊弄得满头大汗的施琅，以及更加等而下之的东西——他们宁可关注远在天涯的台湾岛，而不是近若咫尺的太石村。也许，这正是在一个后极权主义时代，《施琅大将军》能够激起一坛混水，民族主义思潮长盛不衰，维权运动却举步维艰的最大原因。
2006年4月1日于宁波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七：就施琅问题复某先生书——借答米湾、宗来诸兄及众网友（王达三）
（王达三，独立学者）
先生道鉴：
来信拜阅。
关于施琅问题之争论，达三确有若干发言，主要认为施氏是民族英雄，而拒绝对施氏一概否定之言说。今见先生敦责，乃汗颜惊惧而有所反省。虽然，达三也有若干想法陈述于先生下：
其一，达三入儒门甚晚，且禀性不颖，故于儒家义理确有甚多不明之处，至于体认躬行，欠缺也是多多，网上之不逊，即是例也。先生此番之当头棒喝，可谓惊醒梦中之达三也。今达三已决意进一步淡出网络是非之地，退而勤读往圣先贤之书，明我儒家之义理，以图假以时日而有所积累，方后或许能做得少许儒家之功业。
其二，达三目前之基本主张，是在儒家（义理）和民族（利益）之间寻求一种有机之统一和内在之平衡。二者兼顾为上，二者取一为中，二者皆失为下。达三之做法，是求上用中而拒下。同时，达三也希望能把儒家和民族之历史、之现实、之未来做一场景性、历史性、动态性之把握，而非仅仅以理想（义理）或现实（民族）来论定是非。
其三，因其二，达三同意先生对施氏之看法，但稍觉先生似对施氏肯定略有不足。依达三之意见，公羊义之华夷之辩，于彼时之历史有大意义，然不能全然转化为当下之真实论说而为民族所取用。又者，有功有德，一人若是既有功又有德，此固是大可赞赏者。然有功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功。又者，有个人之功德，有民族之功德；有一时之功德，有历世之功德；有彼时之功德，有此时之功德。施氏彼时于汉明郑氏之个人之德污，然于今之中华民族有功。古云祖有功而宗有德，施氏去之已久，取其功而非其德，是客观之论。若非其德而非其功（网上诸言论），或是其功而是其德（央视电视剧），则是达三尚不能全然接受者。此即是达三云施氏是民族英雄之初衷。
此上是达三之个人愚见，诚望先生指教。荀子有云：粹而王，驳而霸。达三不能纯，若让先生失望，尚请见谅。
此复，顺颂先生大安。
王达三拜上
西历2006-4-2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八：
“民族主义”堕落到宣扬“血统”，离纳粹不远了
石勇（独立学者）
看到这段时间一些赤裸裸的“汉族主义者”的野蛮叫骂，及对“血统”的狂热，让我想起几个“关健词”：“粪青”、“单面人”、“爱国贼”、“红卫兵”、“纳粹”。
说这些人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真是侮辱了民族主义，也侮辱了中国的一些支持民主、鄙弃血统、强调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从文化-国家认同上理解“民族主义”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需要想像，这些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会羞于与只会单向反射的此辈为伍。
这些所谓的“汉族主义者”口口声声“文化”、“汉族”，可知汉族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可知汉族在中国历史变迁中置身于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是封闭系统？可知中国文化的历史延续与民族融合不是区隔，而是交融？
当今世界，以“血统”这样的生物属性来认“民族”(种族)，并将其作为“身份认定”的标准，将其在价值上无限拨高，以至弄成将自己设定为“高贵血统”，并将其余民族贬为“劣等民族”这样的种族主义，这只能是一种动物的价值观，而不是人的价值观。这些种族主义者(“汉族主义者”)也不是人，因为人并不是这样来看问题。
人类生存的社会性不是动物的群居，除了“血统”这样不可避免的生物属性外，确认一个“人”的存在属性，从而证明他是一个“人”并具有“人”的尊严的更多是社会属性，是使人获得安身立命、保障存在权利和尊严并使人能友好相处的各种东西：文化、宗教信仰、自由民主理念、宽容，等等。剥去这些东西，返回动物状态去捡起“血统论”这样可笑的已被丢到臭水沟里的垃圾，与纳粹如出一撤。想证明自己“高贵”，倒先证明了自己是动物。
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是“爱国贼”的攻击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用在这些投奔到最野蛮的种族主义旗下的“汉族主义者”来说，再适合不过。这些希特勒的中国信徒骨子里可能认为自己是最“爱国”的，却无视中国有56个民族，并且对有些领土的有效统治(如内蒙、西藏、新疆)并不仅仅是文化与民族的原因，还有超越于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这样的事实。按他们的“汉族主义”逻辑，疆独、藏独就是完全合法的--既然是以“血统”来切入对民族和国家的判断，血统和文化都和你不一样的别人凭什么和要你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如此，其它在文化上早已汉化或虽汉化不严重但国家认同早已成为“无意识”的少数民族--中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理由独立--既然大家不是一个血统，而你在大家共同的这个国家里又因血统自认那么牛，那你牛吧，各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得了，没人有兴趣陪你玩。
而既然蒙元、满清历史上对中国的统治从未视为合法过，蒙古人、满洲人除了屠杀、奴役汉人以外，没干别的，他们不能作为一种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那么现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就不能统治蒙古族、满族，现在的中国领土也没资格继承元和清的遗产。至少，出于逻辑上的自洽，这些“汉族主义者”应该拒绝承认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种逻辑的险恶由此可见一斑，更不用说“血统论”的逻辑隐隐让人想到种族屠杀这样决非“人”所为的可怕后果。
在当今中国，要迈向民主、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必须界定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清除任何“血统论”。与“疆独”、“藏独”形成逻辑上的呼应的“汉族主义者”的最好归宿也应该是在疯人院里，而不是在公共领域。
(补白：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师来说，患者越发泄，对分析越是作出反弹，症状暴露得越彻底，越能让他看清病症背后的病因。当患者对此作出“阻抗”，对他进行谩骂时，他有的只是看一个疯子表演、窥见他内心世界时的怜悯。对于非精神分析师来说，同样如此。)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九：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陈壁生（中山大学博士生）
1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民族与民族主义》，该书以这样一个想象的故事作为开头：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一位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接到地球毁灭于核战之后，横渡银河来到满目疮痍的地球，探索地球毁灭的原因。他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将会发现，“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这一故事本身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它把“民族”放在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核心位置，凸现了民族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但是直至今天，对“民族”的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情绪，早已登上历史的舞台，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现代民族观念迟至晚清才正式出现。古代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当我们今天开口说出“中国”这一词汇，并且头脑中呈现对中国版图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历史预设了一个主观的“民族”定义作为前提。以“中国”这一名词指称现在的版图，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兴起，政治建制确立之后的事情。古代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与“天下”的观念和今天所说的大致相同，而“国”的观念则与今天完全不同。古代的“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朝廷。古代人并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们在称呼前面，从来就是加上籍贯、朝代，而籍贯、朝代都和民族无关。只是到了晚清，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人们才第一次面对异族的民族国家，从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正如李斯特所说的，似乎只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晚清之后，面对自己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人们在强烈的生存危机中激发出一种政治认同感，这种政治认同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而最后则归结为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认同。
孙中山在缔造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从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认为中国人“太自由”，他说：“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孙中山的意见，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崛起，而民族国家还没有真正建立，民族认同更未产生的状况。而孙中山的批评，则暴露出民族主义思想萌发之后，如何去通过政治整合去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的问题。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上，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先定地认为所谓“中华民族”，“中国”自古存在，并且传承文明五千年。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由于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有了民族主义才有民族。民族乃是民族主义思想崛起之后的产物。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有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带着寻求身份认同的眼光去返观历史，把历史想象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于是把历史的变迁化成一个民族的变迁。通过这种预设的、想象的“民族”去书写历史，把历史描述成为一个民族从诞生到发展的线性过程。这种把“民族”确立为历史主体的书写，用语言文字构建起了一个民族的沿革，于是一个民族便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以今天的“中国”的眼光去书写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国史，竟成为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
2
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溯源，必须首先考察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状况，考察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因子，这些影子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再返过去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特辟一章为“中国是否一国家”，用现代的国家观念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不像国家”。实际上，传统也有“国”，但是它指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而是指朝代，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这一国家，在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罗素当年在上海演讲的时候就说：“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非国家。”历史学家雷海宗也说：“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国，决然不同。”连国家都没有，当然更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更没有一个“中华民族”。
那么，是什么东西维系着历史的传承发展，维系着古代文明不至于像古希腊、古埃及文明一样中断消失的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没有民族、国家认同，但是，传统社会有坚定的文化认同与王朝认同。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在《日知录》“正始”条中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顾炎武走出朝代观念，旋即陷入天下观念，在王朝与天下之间，始终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在还不存在民族的时代，顾炎武面临着他所绝对不认同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于是只有超越王朝认同而归于文化，把文化视为价值皈依的命脉——吊诡的是，当清王朝经历了一个“野蛮的征服者反过来被先进文明所征服”的过程，做出认同中原文化的姿态，前明遗老们便在拥抱传统文化的同时，顺理成章地认同了这一异族的统治，甚至即使并不认同这种统治，也难以找到反对的正当理由。
3
中国古代的原始民族感情——也就是汉族民族感情，主要通过王朝认同表现出来。儒家经典《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国”，在战国时期指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样的诸侯列国，在秦之后则指朝代。我们对古人的误解，往往缘于语言的差异，缘于同一个词语在历史演变中意义的变化。古人也说“中国”，今人也说“中国”，只不过在古为橘，在今为枳。就汉代而论，汉人眼里，中国跟匈奴，是一种国际关系。司马迁自述作《匈奴列传》的原因道：“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匈奴地窜河套一带，已经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之内，而当时则是独立政治国家。司马迁把匈奴国史写成“列传”，恰如今天修史，在国史中写“美国列传”、“英国列传”一样。归根到底，当时的人们只认王朝，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
西汉时，甘延寿与陈汤击杀匈奴，而后在上疏中留下一句至今仍然激奋着民族情绪的豪言壮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当我们今天通过历史想象把汉朝想象为“中国”的正统，并且把现在的中国看作汉代的后裔，这句话便由对汉朝廷的效忠，转化为对我们今天的民族的效忠了。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效忠，即使最优秀最有骨气的儒家文人，在面临最危急的时候，也把他们的一切希望寄托在王朝上，把他们的生命价值维系在王朝的兴亡上。文天祥被捕之后，元朝统治者进行了长达近四年的劝降，文天祥不为所动，他的理由是：“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所忠者，只是忠于宗庙社稷，因为除了宗庙社稷，确是已经找不到一个更加合适的献身的理由。
我们今天怀着对“中国”的感情，带着语言的眼镜去看历史，于是司马迁的“中国”变成了我们的祖先的中国，甘延寿陈汤的击杀匈奴变成了为我们今天的“民族”驱除外敌。更加吊诡的是，无论是甘延寿陈汤的王朝认同，还是顾炎武的天下观念，在现代民族主义崛起之后，都被转化为民族主义思想的表达。“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被改造为“明犯中华民族者，虽远必诛”，亡国亡天下的说法，本意是“仁义兴亡，匹夫有责”，却被改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无论是汉代的甘延寿陈汤，还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没有“国家”的概念，更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经过现代民族主义的改造，王朝认同立刻滑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也立刻滑入民族认同。最冤枉的是顾炎武，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显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简直有点世界主义的味道，但是民族主义者平添一个“国家”，虽然起到了宣扬民族主义的作用，但是已经跟顾炎武的原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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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朝认同失效之后，文化认同的功能就凸现出来了。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含有原始的民族主义因素，那就是“夷夏之辨”。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这是先定好的。于是中国文化圈的人们，总是把文化圈以外视为蛮夷之地，甚至不把非中国文化圈内的人当人看。最突出的例子，是晚清时候，对入侵的西方列强表现得方寸大乱，对“夷情”毫不了解。林则徐在到广州接触洋人之前，甚至看到西方军队的正步走中，便认为洋人的腿是不会打弯的。
而文化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元、清占领中原的时候，只要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考证出“圣教同源”，都是轩辕皇帝的子孙，汉族人便会对异族统治完全接受。清兵入关之后，面对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抗，清政府在政治上建立专制体制，在文化上便向传统文化靠拢。为了收买立志做遗老，甚至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的文人，康熙皇帝实行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政策，那就是由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康熙皇帝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项文化政策，让那些以传统文化为价值皈依的儒生们看到了文化不失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清政府的统治。通过这种考试，清政府录用了一批儒生，同时网罗了一大帮儒生的心。但是，这种利禄的诱惑只能对那些梦想着通过十年寒窗得到功名的儒生有效，却仍然无法改变第一流的学者的志向。真正让第一流的学者们坐不住的是修《明史》。“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之辨，第一流的学者们如顾炎武、黄宗羲，他们的钟情所在，并不在一朝一姓，不在灭亡的明王朝，而在文化，这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修《明史》本身，便意味着文化正统的最终传承。当清政府决定修《明史》的时候，那些用生命去拥抱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纷纷走出山林田园，投入到承续文化命脉的工作中去。就是连反清最坚定的黄宗羲也逐渐认同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康熙开科祭孔后，他的政治不合作主义也软化了。黄宗羲在《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中对修《明史》一事评价道：“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在这里黄宗羲用了“今天子”之词，说明文化认同已经开始转化为政治认同。而后黄宗羲写《周节妇传》又说：“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从“今天子”转化为“今圣天子”。基于“纲常名教”的文化认同最终总于完全转向王朝认同，并且开始尊“圣天子”了。清王朝主持修《明史》，意味着异族朝廷对汉民族“正统”的继承。这种继承通过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的目的。把《明史》列入二十二史之中，作为二十二史的延续，这是清政府的一张文化牌，打出这张牌子，一方面是网络儒生的心，另一方面，是展示一种承续历史传统的姿态，由此汉族人便在文化认同之中不知不觉地滑向政治认同。因此便出现了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所说的，“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
有人将古代这种文化认同表述为“文化民族主义”，实在是一大误解。因为古代的人们根本没有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也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汉族的纯正，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遭遇巨大的挑战，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带来的后果是已经不存在纯正的汉族血统，不存在一个纯正的汉族。而人们认同文化，几乎就意味着认同所有做出承续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国”等同于王朝，到了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国”已经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了，王朝统治被政党政治取代，而从传统沿袭下来的把国等同于王朝的观念，一转而成为政党，甚至是一党领袖等同与“国家”，于是出现了蒋介石宣扬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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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强势威胁中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民族主义者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寻找自己民族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对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家而言，只要建立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便可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寻找到民族的根，从历史的发展论证民族的合法性，带着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民族”的历史。正因为“民族”的观念是先定的，因此，才会有雷南的那句名言：“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当第一代的民族主义文史学家面对历史寻找民族的时候，遭遇多大的困惑与尴尬！前面说到，梁漱溟的第一个发现，竟然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最早的尴尬却是梁启超。当梁启超带着寻找民族根系的企图，把视野投放到浩瀚史料中的传统中国的时候，他立刻陷入无穷的尴尬之中：西方的民族国家中，有政府，有国家，而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历来只有朝廷，没有国家——甚至，我们除了“明朝”、“清朝”之外，连一个西方国家那样的“国名”都没有！梁启超第一次指出这种尴尬与焦虑：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代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诬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万无得以，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嫌骄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621页）
向来的史学著作，仅仅以朝代、地域为名，即使是通史，也主要记载王朝的更迭，根本上没有一个持续的一贯的“民族”或者“国家”，更加没有一个名称可以指称梁启超心目中这个民族共同体。梁启超这一在今天看来不无可笑之处的困惑揭示出，在中国传统上并不存在一个持续的民族主体——甚至我们现在用“中国传统”这一术语来指称古代生活在现在的中国版图内的人们及其文化生活，也带有先入为主的偏颇——不存在一个“国家”或者“中华民族”。同时，当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无国名”，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必须有一个国名的时候，也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因为当西方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强势的姿态进入这片土地之后，如果没有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就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史学开始了一个转型的过程。民初出现了大量历史、文化、政治通史著作，这些著作是在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寻求民族的身份认同，把历史想象成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的线性过程，由此寻找“中华民族”的历史根系，“中华民族”便在这种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揭示了这种民族主义形态下国家史观的本质：“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现代中国通史的写法，在空间上把古代同一时期各个松散的政治实体统一到“中国”的范围之内，在时间上把各个更迭的朝代统一到民族史的主线之中，从而缔造出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历史。于是历史便不再是客观现象的历史，而是为了论证民族形成的必然性的历史。杜赞奇在他的书中梳理了这种想象民族历史的过程，并且揭示出其背后进化论的、启蒙式的历史观。我在这里仅仅从传统断代史、通史的写法，与梁启超之后现代史学通史的写法的差异，来看一个统一民族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形成。
无论是二十四史这种断代史，还是《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叙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政治实体的活动。二十四史以王朝来划分历史，每一个朝代为前朝立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本朝视为前朝失天命之后的正统承续，从而为本朝的统治提供历史合法性。在这种写作框架之中，每一个朝代都是断裂的，我们从二十四史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大小不一，套在一起的环，这些环之所以能够套在一起，缘于它们背后有一根文化的线，文化的承续性把中国断裂的朝代紧紧纠结在一起。因而传统的人们在寻求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只会认同于他们的朝代。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民族主义史学家发现，他们在断裂的朝代中找不到民族，找不到国家，找不到一个延续的统一体。因此，为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他们把这套从空间上各自松散的政治实体纳入整合成为一个系统，从时间上串起来成为一条承续性的线，也就是把断裂的环揉成一套以时间发展为主线的线性系统。梁启超的史学建构，是中国历史书写由王朝认同。文化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的关键转折点。梁启超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在这种写法中，历史已经不再是一人一姓的政治实体的历史，而是转向“民族”了——而这个民族，在古代从没有真实存在过，现在从古代历史中想象出“民族”来，目的在于完成当下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构建。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并且主张写“国名的历史”，就是把历史书写的立足点，从朝代的传承转移到想象中的“民族”的发展上来。由此他提出以西方史学划分方式为标准，把朝代历史打乱，重新整合成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这一划分方式的革命，意味着以朝代历史为主线的历史观的终结，同时意味着经过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后新的历史观的形成。因为新的划分标准，早已预设了一个民族统一体的存在，把传统的朝代更迭纳入这一想象的民族统一体之中，视之为这一民族统一体内部的政治演化。通过历史的重新书写，史学家们终于构建了一个“中国”的历史，并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寻找到了中国的根。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史学家构建了一个历史外壳，这个历史外壳就是今天的“民族”，再填充进历史内容，由此写成了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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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立刻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近现代的改革、革命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任何一种政治势力的兴起，都与民族主义宣传密切相关，民族主义的威力，就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现代三次政权转移的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但是，中国民族主义存在一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传统忠君爱国思想延续下来的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紧张。
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政治民主化紧密相连。霍布斯鲍姆就说过：“政治民主化的两大成效：一是选举权（男性）的日益扩大，另一则是公民动员对近代国家的影响日益明显，都有助于将‘民族’问题，也就是一般人民对‘民族’的归属感和效忠问题，变成首要的政治议题。”只有当国王的全体子民转化为独立的“公民”，他们拥有选举权，才能真实地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对国家负起责任。政治民主化的后果，是权力制衡，国家和政府是分开的，由此，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得以分开。一个认同民族身份的人可以不认同某一届政府，反对政府也不意味着反对国家。
而对中国而言，近代崛起的民族国家却是一个畸形的产物。一方面，是古代赖以凝聚人心的传统文化几乎被彻底摧毁，五四之后，文化认同产生了极大的危机，只有极少数研究传统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认同文化。另一方面，是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纠缠与紧张。
古代的“国”（王朝）经过了现代民族主义的过滤变成了现代的“国家”，古代的皇帝集团统治经过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变成了政党统治。因此，古代人那种对王朝的认同与对皇帝的认同的合一——也就是“忠君爱国”的合一，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政党的认同的合一。正因如此，蒋介石才敢于公开宣扬“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把忠君爱国变成忠党爱国，实质上是把忠于国家与忠于政党，最后是忠于领袖结合起来。孙中山在论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就说到：“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孙中山在这里强调了从忠于君主到忠于国家、人民，就是从王朝认同到民族认同。但是，蒋介石却完整地确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对于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的实质，林贤治先生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评论道：“夺去政权之后，一党专政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消灭异己之后，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在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中，认同国家是民族认同，认同主义是文化认同，认同党和领袖是政治认同——三者被合为一体了，这是旧专制中的旧心理发展出来的新名词包装中的新独裁。
事实上，民族主义只有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才是真正健康的。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可以一时一地的为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去呐喊去牺牲，但是，如果这个民族抛弃了它的人民，人民还是处于国王的“子民”的地位，那么人民决不可能有坚定的效忠。真正的民族情感，只有建立在民族中的每一个分子确确实实的主人翁意识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一整套政治运作让每一个分子参与到政治实践之中，享受他们的权利并且履行他们的义务，才能够激发坚定并且健康的民族情感。
同时，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在多元价值的社会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容许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爱国方式——即使这种爱国是以不爱国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民族主义不可能压倒一切认同，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民族观。杜赞奇就举到这样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1990年7月4日登载了一个美洲印第安人在独立日谈他的感受：“我常常在独立日的狂欢节上玩得格外痛快，但这跟做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毫不相干……我自己不记得曾有过仅仅由于自己是美国人就盲目骄傲和慷慨激昂的经历。我的少数民族身份和部落成员身份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一直就是压倒一切的。”一个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应该尊重公民的多元选择。只有专制政体中的国家才会要求国民把自己看作小我把家视为大我，把“国”无穷放大并且去覆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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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攻击性。中国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种原始的族群情感，仅仅体现文化排他性而已，而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天生就有排他倾向，一旦有了敌人甚至是假想敌人，民族主义就会表现出暴戾的攻击性。对极权主义有深刻洞察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中写道，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走火入魔”（OBSESSION），这种走火入魔表现为：“除了自己这边的优越性之外，民族主义者没有考虑、谈论或论述任何别的东西的兴致。要让一个民族主义掩饰自己的这种忠贞不渝，简直就不可能的事。对他所在群体的哪怕是最小的不敬，或者是对对立组织的哪怕是再含蓄的赞扬，都会令他极不舒服，只有作出最强烈的反击，才能平息他的愤怒。”在这里，民族主义由一种思想虚化为一种情绪，一种宣泄道德激情，表达对想象的民族、国家乃至统治者的效忠的情绪，一种占据道德高点的道德立场。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长期不懈播种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种子，收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果实。在今天，一股充满攻击性的民族情绪正在青年之中流行，主要表现为盲目排外，表现为“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同，敌人赞同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立场至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极端民族主义者仍然不断在寻找假想敌人，而网络这一虚拟空间的兴起，则让键盘与网线成为他们刺杀这些假想敌人的道德长矛。1999年的五八反美浪潮点燃了青年大学生的激情之火，2001年9月11号，当国际恐怖组织炸毁了美国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双塔”之后，互联网几乎被各种为大灾难而喝彩叫好、幸灾乐祸的声音淹没。“美国人该死”、“我们有理由幸灾乐祸”等声音随处可见，歌颂恐怖分子的“圣战”、向恐怖分子顶礼膜拜的声音随处可闻。2003年，在西北大学排日事件中，一个城市中的一所大学的一个学院，由于日本留学生几分钟的戏谐的表演，便被无限上纲上线，最终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直至国家最高政治机构直接出面处理。
一个健康的民族，根本的支柱在于每一个成员都以公民的角色理性地参与到政治事物之中，而不是虚幻的道德宣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最可怕的地方，便在于这是一股毫无理性的道德激情。民族主义情绪的表层涂上一层爱国主义的光环，便变成一种道德激情，充满了暴戾的攻击性。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是如果把这一共同体神化，就可能极大程度地膨胀国家政权的力量。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爱国本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但是爱国的基础在于理性的判断，而不是盲目的鼓噪。一个民族被神化了的国家，如果其国民不断被暗示该国曾受的历史侮辱与正在承受的外来威胁，便会不断激发国民的民粹意识与沙文主义的爱国热情。但是，在那些为恐怖主义叫好的人那里，在那些为几个日本留学生的戏谐表演而狂暴地走上街头地人那里，爱国热情已经变成虚妄的反理性的情绪躁动，爱国已经从纯粹的民族感情异化为一种高尚道德，一个道德制高点。当他们在宣泄他们的爱国热情的时候，实质上已经不是张扬他们对民族的赤诚，而是在释放心中积郁的道德感。并且，这种道德发泄带有极其暴戾的攻击性。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民族自卑生出盲目排外，热爱国家变成仇视假想敌国，不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阻碍中国的发展，甚至可能给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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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尚处在一个建构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主要体现在没有一致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上。举一个例子来说，这几年来，我们常常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争论，比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争论。尽管这些争论都是小范围低层次的，但是却能够准确地反映一般人的民族心理。
如果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那是每个人都会认同的，因为无论是戚继光打击的倭寇，还是郑成功轰跑的荷兰，都在今天的中国范围之外。但是岳飞、文天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今天的语境中，岳飞所属的宋王朝，被想象为中国国家的主体与正统，而岳飞所抗击的金国，由于是少数民族而且外于中华文明之外，并非正统所在。但是，无论是宋国还是金国，活动的范围都在今天的“中国”的版图之内。在现代民族主义视野中，为了寻找我们的民族历史，当时的王朝与王朝之间的“国际问题”，必须合理的转化为今天同一个国家内部两个政治实体的斗争问题。岳飞无疑是当时汉族的民族英雄，而在金国人的后裔和汉族人的后裔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成为“中国人”的今天，到底要遵从历史把岳飞描述为民族英雄，还是要曲就现实把岳飞从民族英雄的神龛上请下来？这种争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由于民族界定标准的模糊性与不统一导致的思想分歧。它昭示出这样一种困境：到底是要还原历史，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历史，还是应该以今天的“民族”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为标准去评价历史。
同时，传统文化的完全失落是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最深刻的不利因素。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强调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注重本土文化的现代化。但是五四之后，传统价值崩溃了，一次次的革命更是一次次时间的断裂，正如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革命意味着历史的进程突然出现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绵延不息，并且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开创出伟大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主要缘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从心灵结构上契合这样的文化形态，由此产生坚定的文化认同，并且一代代的人们都把自己视为这种文明的传承者，在这种文化中安身立命，安憩自己的心灵。五四之后，传统的价值崩溃了，固有的文化认同已经失去，固有的价值被打倒在地，新的文化却没有被创造出来。在这种文化认同的真空里，民族主义完全是一种无根的状态。在现代史上之所以谁利用好了民族主义谁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当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变成一种情绪化的狂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有了民族国家，却没有了民族文化。认同了民族国家，失落了民族文化，于是失去了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这种标准来自理性，或者来自历史，于是道德口号便主宰了一切，革命的道德激情，可以激励人们为了民族去战斗，去赴死，爱国的道德激情，可以让人们把恐怖主义美化成圣战。
对中国这一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而言，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在文化上对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有起码的共识。如果没有文化认同，即使到了民主社会，民族主义也只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道德符号。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十
施琅就是英雄三论（邓曦泽）
邓曦泽（武汉大学博士生）
施琅就是英雄！——论“施琅降清”与“施琅统台”这两件事之关系（以此参与关于施琅的争论）
施琅就是英雄！——论“施琅降清”与“施琅统台”这两件事之关系（以此参与关于施琅的争论）
邓曦泽（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于如何评价施琅，我想如下切入。
一、原则
第一，一切主义之斗争，让位于爱国主义。【“主义”一词可以不要，仅仅为了表述方便而使用之。】
第二，爱国主义蕴含的一个必要内容：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
第三，根据第二，凡是反对国家领土之统一的，都不是爱国主义者，并且都是卖国主义者。
第四，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可以、应该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在能够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的诸种手段之中，选择代价最小的手段。
第五，凡是不克尽职守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之政府、政党、政治集团，都是事实上的卖国贼。凡是不履行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之命令而临危而退之个人都是事实上的卖国贼。凡是能为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而作力所能及之工作而懈怠或逃遁者，均不是爱国者。
二、解释
（1）爱国必须有其实现方式。当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遭遇危险时，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爱国群体（包括政府、政党、政治集团等）证明自己爱国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必须的方式。否则就是不爱国乃至卖国的。
如果否定“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这一条，那么，国家就会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借口而无限分裂，成为碎片，则吾国吾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中必定沦为被蚕食鲸吞的对象，则吾国吾民吾中华不复存在。
（2）当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遭遇危险时，一切主义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政治分歧之争、集团利益之争都必须让位于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这一首要使命。凡是以个人私利或者集团私利凌驾于维护国家领土之完整和主权之独立之崇高使命之上者，都是事实上的卖国贼。
【以上原则不是为了评价施琅而提出的，而是经常发生在吾国历史上的原则，这里不过是以自己的行文方式将之提取出来而已。以下直接对施琅进行评价。注意，施琅是英雄，不仅可以通过上述原则作出，而且可以就事论事地作出：“施琅降清”与“施琅统台”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
三、施琅就是英雄
在对施琅的争论中，有一个关键就是：如何看待施琅降清与施琅统台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评价施琅的方法非常简单。关于施琅，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施琅降清”与“施琅统台”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为什么要把两件不同的事情看成一回事并纳入一种评价体系中看呢？
施琅降清与施琅统台这两件事涉及的（行为）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实现方式都不相同，如何揉成一块？
（一）施琅降清该作如何评价，在明王朝以及它的坚定遗民看来，施琅肯定是贰臣。（在隋朝看来，降唐的人何尝不是贰臣？）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因为这是事实，即：明王朝当时已经完全不能正德利用厚生而丧失了政治合法性，而清王朝无论如何强于明王朝，并逐步建立的政治合法性。【合法性乃是一个变迁过程。一个政权、政府或者政党，乃至一个人的行为的合法性都是变迁的。任一主体在彼时彼地的彼种行为可能不合法，但在此时此地的此种行为却是合法的。在明末的许多遗民眼里，满清的确是不合法的；但很快，清朝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的合法性。在六国遗民眼里，秦朝是不合法的，同样，秦朝很快建立的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施琅是不是贰臣乃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集团的评价体系作出的不同评价。
（二）由于清朝已经建立了合法性，成为了中华之正统，所以，施琅统台已经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而是解决国家分裂的问题，即统一问题也即解决领土完整的问题。当贰臣问题与统一问题同时发生，二者发生冲突时，贰臣问题让位于统一问题，统一问题优先于贰臣问题。而在史实上，施琅降清与施琅统台乃是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情，故二者没有冲突。因此，根本不能用对施琅降清的评价来评价施琅统台，也不能用对施琅统台的评价来评价施琅降清。【原则：第一至第四】
施琅代表清朝统台，乃是新兴王朝重新统一国家的行动，即正统政权对偏安政权的统一。除了清王朝是满族人做皇帝外，施琅代表清朝统一台湾跟今天我们的反台独促统一完全一样。如果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后能够稳扎稳打，李自成王朝也就成为新的正统，他同样可能授命施琅统一台湾。【同样，对于明王朝而言，投降李自成也是贰臣。对于明王朝而言，不论投降谁，只要背叛明王朝而投降，都是贰臣。】
（三）因此，不论施琅是不是贰臣，施琅都是英雄。是不是需要在“英雄”前面加上“民族”，这里可以不讨论，我采用另一个更基于事实的评价——施琅是统一祖国的英雄或者施琅是统一台湾的英雄。既然施琅是统一祖国的英雄或者施琅是统一台湾的英雄，那么，施琅就是英雄。
（四）若说施琅与郑氏有这种恩怨，这完全不重要。无论施琅与郑氏有无恩怨，统一台湾都是应该的，施琅都是英雄。当家仇与国恨并存时，只要没有以私害公，就不能指责施琅与郑氏有恩怨。而且，儒家并不反对甚至主张家仇国恨一起报。回头看看，有多少人是因为家仇而走上抗日的道路的，难道能够因此而否定那些抗日英雄的壮烈举动？儒家讲身、家、国、天下在分殊处看是多，在理一处看是一，根本就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把家仇国恨分开。从正面讲，如果袁隆平心想如果发明了某种水稻种子既能利国利民，又能给自己涨工资，于是就努力科研，这难道不可以吗？就算是有些人出于利己的目的，但他的行动在事实上是利国利民的，也要支持——前提是：不能以私害公。这个前提乃是底线。只要在底线之上，都不反对。利国利民利己之事，不但没有害公，而且利公，故不但不能反对，还应该支持。
（五）佐证。不论共产党人杀了多少国民党人，也不论国民党人杀了多少共产党人，这都只是内部斗争。这种斗争让位于内外斗争，让位于维护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这一首要使命。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爱国的，都是英雄，或者都是民族英雄。
在内部的贰臣问题看来，对于国民党而言，投降共产党的国民党人就是贰臣；对于共产党而言，投降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都是贰臣。但是，不论是投降了共产党的国民党人还是投降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不论是谁投降谁，谁是谁的贰臣），只要他在抗日战争中是抗日的，就是抗日英雄或者民族英雄；只要他反台独，就是统一祖国的英雄或者民族英雄。【民族英雄这个概念可以指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中为本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也可以指在民族的正常发展中为本民族的繁荣富强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前者如文天祥、岳飞、苏武、张自忠、刘湘等；后者如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王选等。施琅是民族英雄，但不是在民族斗争中战胜另一民族那个意义的英雄，而是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因此对中国或者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如果觉得“民族英雄”这个词语有歧义，完全可以用“国家英雄”这个词语。】
关于夷夏正统问题的一点看法（以此参与关于施琅的争论）
邓曦泽
第一，如果取消满清的正统地位，满清又该视作什么？如果取消满清的合法性，就会取消中国，这是大大的要害。
第二，夷夏之变化的。满清曾经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了殷代，认为自己的殷人的后裔。这是他自愿归于正统。
第三，若清代不是正统，秦朝也不是。因为秦国在周王朝以及齐鲁等看来就是夷狄。
第四，《左传》中，楚吴起初也是被视作夷狄的，诸夏不曾与之聘问。后来楚吴强大了，诸夏才与之相互聘问。按理说，楚为颛顼之后，吴为太伯之后，怎么就是夷狄了呢？——夷狄是个历史地生成和变迁的概念。
有一个事情在处理夷夏关系时被忽略了，就是文武周公制礼作乐，推行天下。在周代推行自己的典章制度礼仪之前，还有夏礼和殷礼，周王朝损益之而成为自己的礼。我们知道，太伯奔吴是制礼作乐之前的事。后来周代推行自己的礼乐后，诸夏的礼乐发生了变化，到春秋时已经好几百年了，而吴楚等地仍旧不变，故诸夏之礼乐与其他地区差异极大，诸夏把自己看作夏，看作正，把吴楚看作夷狄。夷狄一词，并无什么贬义，常常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
并且，古人有许多仍为夷狄优于华夏的论述。程树德《论语集释》在《八佾》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下就引用了不少相关史料（中华书局版第149－150页）。程树德引用《四书辨疑》说：“盖谓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为有其君矣。诸夏蔑弃君命，而无上下之分，是为亡其君矣。此夫子伤时乱而叹之也。又‘如’字作‘似’字说，意为易见。”程树德评论说：“此说较皇邢二疏均长，似可从。”【引者按：我也认为《四书辨疑》之解释更好。】程树德又引用顾炎武《日知录》说：“历九州之风俗，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
蒙元、满清为正统，不亦可乎？
如果满清为绝统，之后就是民国、五四，那么，试问：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西化甚重的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统以及国朝？这算不算绝统呢？如果不算，西化都不算绝统，满清如何能够算绝统？如果算绝统，我们如何看来我们的历史的延续性呢？我们的历史是否是断裂了的呢？
我的态度和方法都是：因时而论！如果我生活在明末，我既反明（明王朝实在太糟糕了），也反清（反入侵），也反李自成（李自成也实在太糟糕了），建立更好之中国。如果我生活在康熙之世，我顺应清朝。如果我生活在清末，我反清——合法性是变迁的。假定我们的爷爷辈生活在国民党时代，他们反共，难道我们也要继续反共？
坚决反对清算历史旧账和所谓的“汉族主义”
邓曦泽
一
蒙古、满族曾经入主中国，成为中国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统治者，也就是当了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汉人的皇帝。辛亥革命后，汉人重新当“皇帝”了，所以有人开始清算历史旧账了。【关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当“皇帝”，而主要的思想资源都来自于西方，因此西方人当“太上皇”，这里不作讨论。】
我直截了当对清算者们提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清算旧账？为什么包括“因为什么”和“为了什么”两个问题。
对蒙元满清的旧账清算者列举了蒙元满清入主中国时犯下的许多罪行。在历史事实上，我完全承认，这些史实都是事实，当时的蒙元满清都是错的。但是，时过境迁，清算旧账究竟为了什么？为了讨个历史公道吗？这个问题非常好办！——当时的蒙元满清的残暴是错误的，我们从来不会认为他们是对的。
为了追究责任，追回历史的损失吗？好，这并不是办不到！但是，要他们赔钱，他们能赔吗？要他们赔命，好，杀人吧！你们蒙人满人的先人杀了我们的那么多先人，我们今天要你们这些子孙还债，杀了你们！好，结果是什么？民族分裂，国土分裂，中国陷入动乱，外国趁机入侵，中国完蛋。
重新追问：为什么要清算旧账？答案只能是：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斯文兴盛，人民安居乐业。问题是：无论你们有多么崇高的目的（“文革”也有崇高的目的），你们采取的方式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吗？我承认你们可能有的崇高目的，我只问你们的方式。毫无疑问，采取清算历史旧账的方式只能背离我们的目的。
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斯文兴盛，人民安居乐业，我们不但不能清算旧账，反而必须团结各个民族，平等相待，和睦共处，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奋勇前进。
二
如果要清算蒙满，为什么不清算“文革”中的违法分子。即使到了今天，还有许多曾经在文革中做了坏事的人活着，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在今天已经成为实权派，是我们国家的中坚力量的重要部分。那么，是不是需要把那些曾经是做过坏事（如参加“红卫兵”造反）的人重新纠出来清算清算，或罚或杀？
如果我们没有遗忘，就应该记得：文革及其以前的一段时间，清算旧账伤了多少弃暗投明的人的心？伤了多少放弃外国的舒适生活而归国报效祖国的志士仁人的心？从而在多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感召力、向心力、推动力？
如果要清算旧账，为什么不清算参与“六四”的分子？要知道，“六四”是反共的。但是，今天的共产党并没有继续清算，大体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我们要尽量放弃前嫌，团结一切力量，实现民族复兴！
如果要清算旧账，为什么不清算国民党？国民党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是，如果清算，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说你们也知道。
如果要清算旧账，为什么不清算秦始皇？秦始皇灭掉六国，杀了多少人？今天的姓周的，大概都是周代姬姓的后裔，他们是否也应该清算秦始皇呢？
如果要清算旧账，为什么不清算黄帝尧舜文武周公等？他们又灭掉了多少当时的异族人民？黄帝战蚩尤不就是例子吗？
如果要清算旧账，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的在今天已经汉化的后裔是否应该清算汉族的旧账？如果某人能够考证出他是匈奴族后裔，他是否就可以因此揭竿而起？我们知道，今天姓元、慕、尉的，就是鲜卑族后裔，他们是否应该造反复国？
三
是否一切历史清算都是不对的？也不是。
凡是不再是敌人的，都不必清算。今天的蒙族、满族等是我们的敌人吗？不是。（孙中山后来都不提“驱除鞑虏”了！）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中华民族！【尽管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起源甚晚，但它是适用的。】冤家宜解不宜结，能够和睦共处，为什么要怒目相视呢？
但是，对于那种历史上曾经侵我中华而且至今不悔过，仍然这样那样地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民族或者集团，就应该清算。
清算的前提是：被清算者仍然不悔过因此仍然构成吾国之威胁。
但是，清算要基于实力，如果实力不够，不但不能清算别人，反而可能重新遭到侵略。
四
那些欲图对已经相互和睦共处的异族进行历史清算的人，完全不识大体、不知要害！——不知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乃是团结一致，实现民族复兴！
如果那些历史旧账清算者具有良好用心，则是思想糊涂，其采取的实现目标的方式可谓南辕北辙，用心良苦，适得其反！
如果那些历史旧账清算者居心叵测，那么，他们实在聪明得很。如果清算历史旧账，中国就立马陷入动乱，陷入民族斗争，以至四分五裂，甚至彻底灭亡。
无论其用心如何，只要清算这些不该清算的历史旧账，结果都是中国就立马陷入动乱，陷入民族斗争，甚至彻底灭亡。
——所以，坚决反对清算历史旧账！
五（附论）
欲图清算蒙满者，大概有个旗号就是所谓的汉族主义。说一说“汉族主义”也许未尝不可，主义一词本来就是外来词，在西方各种主义多得很。似乎可以说，只要“汉族主义”一词不蕴含以汉族凌驾于其他各族的含义，那么，“汉族主义”就是中性词。但是，如果清算历史旧账者使用“汉族主义”，那么，“汉族主义”就决不是中性词，而具有惟汉族独尊，排斥、打击其他各族的含义。由于这个名词具有必须反对的歧义，所以我反对“汉族主义”这个概念。
无论“汉族主义”的用心如何，它都将导致中国民族分裂的局面，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甚至彻底灭亡。
——所以，坚决反对“汉族主义”！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文章十一：
《施》剧之争可以休矣（方非）
方非（中山大学博士生）
围绕《施》剧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论，这其中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意义，以及反映出传统文化阵营内部什么样的问题，应该进行一下反思。
既然争论各方都是打着华夏文明的名号，那么就在这个前提下检讨一下有关争论。争论因施琅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起，而争论的背后却完全可以撇开这个人物来谈。首先，台湾问题对于华夏文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国人固然应当关注台湾问题，在华夏文明的框架内也是决不能容忍台湾分裂的。然而，这仅仅是就分裂的事实而言，而就统一的事实而言，不惜以武力让台湾就范，就意味着华夏文明的复兴了吗？难道还是台湾问题造成华夏文明的衰微，或者成为了华夏文明复兴的绊脚石？否则，作为传统文化的支持者，何以要在这种时候表明“血战到底”的决心？众所周知，台湾的分离状态其实是历史的遗留问题遇上了现实的政治瓶颈，台湾问题的现状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分离，两岸的文化却从来就是血脉相通的。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很多时候都发生在政治层面上，而且主要是为某些政客所一手炮制。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政治上的技术和胆识，而作为文化人，主要还是在于充分地推动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依托民间的力量恢复和整合传统文化，而不是幻想走政治上的捷径。对于华夏文明的复兴而言，武力统一台湾比维持现状要糟糕得多。
其次，汉族统治与蒙满异族统治之辨对于华夏文明的复兴又有多大的意义？难道果真是如某些所谓汉族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竟然是满清统治造成了华夏文明的衰微？既然明末的腐朽统治抵挡不了满族旗兵的铁骑入侵，难道还能阻挡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汉族主义者们难道连这点常识都不懂，莫非他们会认为若换了汉族人统治了那个两三百年，华夏文明就会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可笑的是，汉族主义者们居然将帝王政治下的野蛮性和残酷性统统归结为蒙满异族的特征，仿佛这一切都会因汉族人的统治而消失。蒙满统治固然会带上种族本身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但这更多地是依附在帝王专制统治下造成的。现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剥掉政权的种族特征，而不是努力确立一个最“英明”的种族。汉族主义者们难道不明了现代政治的这种趋势，而一定要去清算种族统治的旧帐？即便汉族主义者充分挖掘历史材料论证出，满清统治者接受华夏文明只是其实施统治的一种策略，这也丝毫不能给他们的立场带来助益。怎么，自古以来，难道意识形态的本质不是一种权力上的策略？难道汉族统治者们一个个都是孔孟之道的忠诚信徒？我并非不知道蒙满异族与汉族之间的统治在对待华夏文明上的距离，但他们却在帝王专制的政权性质上接近得多。作为一种统治的策略而接受华夏文明，这种意义难道还不够大吗？这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恰恰意味着它的强大生命力而没有导致灭亡。在异族统治过程当中，不管统治者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华夏文明，但至少是强大的华夏文明一直在制约和塑造着它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支持者而言，最具意义的一点是，华夏文明终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走过来了，当政权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华夏文明的生命力却依然存在。然而，当华夏文明在20世纪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衰败景象时，却反过头去清算种族统治的旧帐，这可不可以算是吃错药了？
既然是打着华夏文明的名号卷入争论，就得问清楚当前复兴华夏文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划清汉族统治与异族统治之间的界限以获得所谓正统的华夏文明，还是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取得政治上的统一以显示华夏文明的凝聚力？我认为两者都不是，基于两种立场上的争论对于华夏文明的复兴而言都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如果具体到《施》剧的争论上来，我个人认为，在两岸的这种现状中，拿施琅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来宣扬确实有失明智。而且，作为传统文化的支持者，基于上面所提到的理由，我个人反对文化人借《施》剧来在台湾问题上表达一种高姿态。但在对施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定位问题上，与蒙满异族统治的定位一样，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去考察和论证。站在哪种立场上都并不代表涉及到了民族大义，而只是学理上的差异。实际上，《施》剧主要还是一个官方的举动，政权可是不讲学理的。陈明先生作为一介学人，他的介入有他自身的学理，他的表态也表明了他个人的看法。大家可以对《施》剧进行指责，对陈明先生的表态进行评价，但不要将两者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