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ythomas - 2005-12-17 13:11:00
片名：《帝国陷落》（《陨落》《帝国的毁灭》）
国家：德国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 Oliver Hirschbiegel
主演：布鲁诺·冈茨 Bruno Ganz
朱利娅·鲍尔 Julia Bauer
克里斯顿·伯克 Christian Berkel
片长：150分钟
战争与生命
——《帝国陷落》评析
战争与生命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陈旧话题，不过从电影《帝国陷落》中，却可以开启崭新的思考。影片根据德国历史小说家阿希姆·费斯特2002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垮台》和希特勒女秘书荣格的回忆录《最后时刻》改编而成，以荣格的视角讲述了纳粹德国灭亡前夕，即1945年4月20日至5月2日间，发生在纳粹德国元首指挥部地堡里的故事。
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作为《帝国陷落》编剧和制作人的奥利弗·西斯贝格一直强调：“希特勒不是魔鬼，他也是个人。”影片正是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向观众描绘了作为普通人的阿道夫·希特勒——既不是普遍范围中一直被夸张的魔鬼式人物，也不是少数人心目中的英雄领袖，而是一个同样充当了权力意志和英雄主义精神替罪羊的人，同样是这些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殉葬品，因此把一切战争罪责放到一个人身上，并不利于肃清战争的遗毒。
在对影片中演员们出色、逼真的表演表示赞赏的同时，德国媒体和公众也在思考：是否可以将纳粹德国时期的历史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是否有必要把希特勒人性化？希特勒禁忌的冲破会给德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说：“如果艺术史上存在禁区，那么这个禁区早晚有一天会被打破。打破禁区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禁区不会阻挡什么，而只会遮掩什么。《帝国陷落》让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死去，这样表现才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如果只是将某些单独的人作为战争的罪魁祸首，人们就往往会忽略或者忘掉更大的战争根源——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来源和人性中的暴虐。
影片由两条线索组成：主线是希特勒、教育宣传部长戈培尔和戈培尔夫人，另一条是医生申克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男孩彼德。这两条线索两相对应，焦点集中在希特勒。影片向我们呈现的希特勒是一个高度矛盾的个体。容格打字跟不上希特勒的速度时，他会很温和地对她说：“我建议我们重新来一遍。”但是在面对部下的动摇和叛变他却是毫不手软；在容格请求赐给她一颗毒药的时候，希特勒说：“我倒是宁愿给你一个更好的其他礼物。”但是当斯佩尔认为他的“焦土计划”将剥夺人民继续生存的权利时，他却说：“如果战争失败，人民也损失些算什么呢？”；他命令手下毒死他的狗，然而他又不忍心地转过了头，但是当阿尔伯特提醒他想想人民的时候，他却说：“如果我的人民不能忍受这种折磨，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他残存的人性是与他的纳粹思想相悖的，只是最后他选择了狂热的“权力意志”，而放弃了自己的和所有人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希特勒和爱娃准备自杀，戈培尔夫人哀求他离开柏林，他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明天，我将被上百万人诅咒，那又有什么呢？”也许到了最后，他意识到了自己必须承担由他一手策划的战争悲剧的后果。
医生申克是在另一条贯穿始终、与主线相交、对应的情节线上。他从一位医生的角度出发，出于对生命的理解，救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即使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执行医生的职责——拯救生命。他的奋不顾身、坚定无私，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和所谓的英雄式的荣耀，而是出于对生命的珍爱。但是他试图救出被“战场纠察队”追杀的逃生的人，却又不得不看着这些老人死在“战场纠察队”的枪下；他劝外交官海维尔不要为了狂热的思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最后的结果还是海维尔“以死效忠”。入目而来的种种情况，与他对生命的态度无疑是相悖的，所以当一个队长说“俄国人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投降，我们对他们射完所有的子弹，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们自己”的时候，申克发出了他愤慨的疑问：“这种堂而皇之的谋杀和自杀难道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一位父亲到战场寻找儿子彼德，因为他想让儿子活着，但是儿子不愿意回去，他想“为荣誉而战”，就像女孩英格所说：“我们将坚守这个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在战争中失去左臂的父亲愤怒了，他回答道：“哪个阵地？这不是一个阵地，这是个陷阱！”父亲对战争含义的理解，无疑比孩子们更深刻，他看到的不是忽略了残酷的荣耀，而是狂热思想的荒谬和生命的珍贵。后来经历了血的洗礼，儿子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父亲在点着一盏煤油灯的楼梯上等待儿子的归来。妻子告诉他，儿子发烧了，父亲说：“是啊，不过他还活着。”此时，两个疲惫悲苦的人露出了微笑。但是最后彼德的父母还是选择了用自杀告别道德与生存的困境。
作为民族的未来的彼德也经历了精神成长的痛苦过程：从小以战争玩具为伴，侵淫在军国主义纳粹思想中，以少年的满腔热血为了“元首和国家”而战，在受到父亲阻挠的时候，痛骂父亲是懦夫。在得到十字勋章的荣誉的同时，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一个个同伴惨死在身边，他动摇了，回到了家。而父母的自杀则让他彻底醒悟过来，决心走出战争，寻找新的生活。
历史悲剧的作用，应该不是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看清引起悲剧和仇恨的那些思想精神源头。尼采的“上帝死了”，宣布了神性世界的覆灭，也意味着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将无所依傍。此时，自诩为正义与完美的精神体就趁虚而入，成为人们继续皈依的对象，而纳粹思想，正是这么一种精神体。表面上，它标明自己公正严谨，实际上，它推行的却是暴力、强权、侵略和种族主义。纳粹精神主要来源于德国唯心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尼采的思想——“权力意志”。这种思想认为：发挥权力，征服一切妨碍“自我扩张”的东西，统治一切的意志是宇宙的本原，也是最高的生活原则和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宣称战争就是“权力意志”最高的实现。于是，在他们的“权力意志高于生命”的概念中，生命的意义被藐视，因为在他们看来，生命和其他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服从于“统治一切”的目的，并为“权力意志”的实现服务，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正是以无限牺牲个体生命为基础的。纳粹思想通过“自然法则”理论来维护这种反生命反人性的思想，“自然法则”理论就是希特勒所说的：“人性是宗教的呓语，同情是一种恒罪，去怜悯弱者，是对自然法则的背叛。” 和教育宣传部长、狂热的纳粹分子戈培尔所说的：“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被消灭”。这种思想否决了生命存在的普遍价值和人的生存权利，从而成为他们抛弃人性、蔑视生命的借口，因此所有的无辜牺牲也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亦如希特勒所说：“如果我的人民不能忍受这种折磨，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他们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在纳粹精神引导下，即使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希特勒仍不忘记炫耀自己的功绩：“我唯一骄傲的是公开与犹太人斗争，并肃清了犹太流毒”。临死之前，戈培尔仍然认为自己是“纯洁而清白”的人，而戈培尔夫人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后代生活在“没有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世界，而决心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
戈培尔夫人毒死孩子的那段情节，大可看作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隐喻：大多数的孩子听从了她编造的谎言，喝下了迷药，然而即使是这盲从的大多数，也并非无知无觉，最小的女孩说：“地堡里不潮湿。”很轻易地，谎言就被戳穿了。最大的女儿海尔达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她拒绝喝药，但是最后还是被强迫就范。真实是无法掩盖的，无论是被欺骗还是自欺欺人，或者是被迫，人们受到了蒙蔽后都只有面对现实。无论是相信了纳粹的煽动和承诺、笃信那些光荣与梦想的人，还是在暴力下被迫顺从纳粹精神的人，结局都只有一个——死亡，而且是为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思想去牺牲生命。
人们为了追随纳粹思想，不断忽略生命、损害生命，并且这些狂热思想的目标、过程和结果，不是和平与生命的勃发，而是战争和生命的毁灭。但是，假如仅仅从善恶上去判断和区分历史现实是不确切的，对所有这些陷入狂热思想的人来说，恶行只是在遵循一种“时代道德”，他们只感觉自己是在为“光荣与梦想”执行任务，而无限忽略给自己行为对象带来的痛苦和毁灭。使他们做到这点的，正是“权力意志”及“种族主义”等反人性和反人类的思想。这些思想使他们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视为异类和无意识无感情的非人类，然而他们的“和平”都是建立在战争和侵略的基础上，他们的“组织性”都是以牺牲生命和反人性为代价的。被狂热思想鼓惑的民众信任、崇拜和效忠于纳粹集团，为他们而战，但人们不过是他们地图上的一面小旗、战场上的一颗子弹，或者只是坦克下的一块石头。
人民在作为狂热思想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成为从犯，他们的罪名就是：助纣为虐。容格说：“年轻不是借口，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事情的真相。”这句话代表了德国民众怀有的普遍的面对现实的态度：他们既然选择了希特勒和“复兴”德国的希望，于是他们就应该承担第三帝国陨落后的一切惨痛结果。随之那些“年轻的追随者”和普通民众开始反思：如何看待历史，如何面对自己和其他遭受创伤的国家和人民，如何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影片结尾，容格与彼德手牵着手穿过苏联红军的队伍，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宁静的郊区。他们坐在残垣断壁之中，眼望着远方，茫然而惶惑。忽然彼德发现了桥下小河里有一辆完好的自行车，看着他将车拖出水面，容格露出了笑容。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容格载着彼德无声地穿行在寂静的林间小路，也许他们并不知道方向在哪儿，但是他们无疑是朝着远离战场的方向前进。劫难过后的种种复杂情愫都以无声的方式展现在他们的脸上——茫然、困惑、悲痛、庆幸，最后都归于平静的沉思。夕阳透过茂密的树叶倾泻而出，撒在他们身上，也映照着他们的脸，可以看到，他们眼底的泪水在闪亮。这似乎就是战后德国民众的写照：坦然面对历史与现实，通过对战争和生命的反思，努力远离战争和战争的源头，无限接近自然和生命。
对战争的反思和对生命价值的审视是影片耀眼的光点。同时，《帝国陷落》表现出德国在对待二战历史的心态上的日趋成熟，在对那段历史的艺术文化表现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自信。美国《综艺》杂志评价《帝国陷落》说：“作为一部有思想的娱乐片，充满深远和长久的影响力，是部优雅的高阶产品。”作为一部反思战争的影片，《帝国陷落》已经做到了足够的深刻。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无论到哪一天，只要人们还将征服和控制他人、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的荣耀，战争就不会消失，就会有蔑视、伤害和仇恨存在，对生命的忽略和损害也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帝国陷落》上映的同一年，被禁止70年之久的德国女导演莱妮·雷芬斯塔尔拍摄的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重新发行了DVD并在电视上公映。不久前联合国刚举行了纪念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特别会议，这些事件次第展开着对二战的全面回忆和重新审视。这些审视和回忆是永远必要的，因为只有随时保持对历史的反思精神和对人性的自省，并真诚地展望未来，人类才能真正远离战争，拥抱和平。
获奖纪录
第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第29届多伦多电影节参展影片
德国巴伐利亚电影观众选择奖
国家：德国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 Oliver Hirschbiegel
主演：布鲁诺·冈茨 Bruno Ganz
朱利娅·鲍尔 Julia Bauer
克里斯顿·伯克 Christian Berkel
片长：150分钟
战争与生命
——《帝国陷落》评析
战争与生命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陈旧话题，不过从电影《帝国陷落》中，却可以开启崭新的思考。影片根据德国历史小说家阿希姆·费斯特2002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垮台》和希特勒女秘书荣格的回忆录《最后时刻》改编而成，以荣格的视角讲述了纳粹德国灭亡前夕，即1945年4月20日至5月2日间，发生在纳粹德国元首指挥部地堡里的故事。
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作为《帝国陷落》编剧和制作人的奥利弗·西斯贝格一直强调：“希特勒不是魔鬼，他也是个人。”影片正是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向观众描绘了作为普通人的阿道夫·希特勒——既不是普遍范围中一直被夸张的魔鬼式人物，也不是少数人心目中的英雄领袖，而是一个同样充当了权力意志和英雄主义精神替罪羊的人，同样是这些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殉葬品，因此把一切战争罪责放到一个人身上，并不利于肃清战争的遗毒。
在对影片中演员们出色、逼真的表演表示赞赏的同时，德国媒体和公众也在思考：是否可以将纳粹德国时期的历史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是否有必要把希特勒人性化？希特勒禁忌的冲破会给德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说：“如果艺术史上存在禁区，那么这个禁区早晚有一天会被打破。打破禁区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禁区不会阻挡什么，而只会遮掩什么。《帝国陷落》让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死去，这样表现才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如果只是将某些单独的人作为战争的罪魁祸首，人们就往往会忽略或者忘掉更大的战争根源——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来源和人性中的暴虐。
影片由两条线索组成：主线是希特勒、教育宣传部长戈培尔和戈培尔夫人，另一条是医生申克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男孩彼德。这两条线索两相对应，焦点集中在希特勒。影片向我们呈现的希特勒是一个高度矛盾的个体。容格打字跟不上希特勒的速度时，他会很温和地对她说：“我建议我们重新来一遍。”但是在面对部下的动摇和叛变他却是毫不手软；在容格请求赐给她一颗毒药的时候，希特勒说：“我倒是宁愿给你一个更好的其他礼物。”但是当斯佩尔认为他的“焦土计划”将剥夺人民继续生存的权利时，他却说：“如果战争失败，人民也损失些算什么呢？”；他命令手下毒死他的狗，然而他又不忍心地转过了头，但是当阿尔伯特提醒他想想人民的时候，他却说：“如果我的人民不能忍受这种折磨，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他残存的人性是与他的纳粹思想相悖的，只是最后他选择了狂热的“权力意志”，而放弃了自己的和所有人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希特勒和爱娃准备自杀，戈培尔夫人哀求他离开柏林，他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明天，我将被上百万人诅咒，那又有什么呢？”也许到了最后，他意识到了自己必须承担由他一手策划的战争悲剧的后果。
医生申克是在另一条贯穿始终、与主线相交、对应的情节线上。他从一位医生的角度出发，出于对生命的理解，救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即使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执行医生的职责——拯救生命。他的奋不顾身、坚定无私，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和所谓的英雄式的荣耀，而是出于对生命的珍爱。但是他试图救出被“战场纠察队”追杀的逃生的人，却又不得不看着这些老人死在“战场纠察队”的枪下；他劝外交官海维尔不要为了狂热的思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最后的结果还是海维尔“以死效忠”。入目而来的种种情况，与他对生命的态度无疑是相悖的，所以当一个队长说“俄国人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投降，我们对他们射完所有的子弹，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们自己”的时候，申克发出了他愤慨的疑问：“这种堂而皇之的谋杀和自杀难道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一位父亲到战场寻找儿子彼德，因为他想让儿子活着，但是儿子不愿意回去，他想“为荣誉而战”，就像女孩英格所说：“我们将坚守这个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在战争中失去左臂的父亲愤怒了，他回答道：“哪个阵地？这不是一个阵地，这是个陷阱！”父亲对战争含义的理解，无疑比孩子们更深刻，他看到的不是忽略了残酷的荣耀，而是狂热思想的荒谬和生命的珍贵。后来经历了血的洗礼，儿子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父亲在点着一盏煤油灯的楼梯上等待儿子的归来。妻子告诉他，儿子发烧了，父亲说：“是啊，不过他还活着。”此时，两个疲惫悲苦的人露出了微笑。但是最后彼德的父母还是选择了用自杀告别道德与生存的困境。
作为民族的未来的彼德也经历了精神成长的痛苦过程：从小以战争玩具为伴，侵淫在军国主义纳粹思想中，以少年的满腔热血为了“元首和国家”而战，在受到父亲阻挠的时候，痛骂父亲是懦夫。在得到十字勋章的荣誉的同时，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一个个同伴惨死在身边，他动摇了，回到了家。而父母的自杀则让他彻底醒悟过来，决心走出战争，寻找新的生活。
历史悲剧的作用，应该不是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看清引起悲剧和仇恨的那些思想精神源头。尼采的“上帝死了”，宣布了神性世界的覆灭，也意味着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将无所依傍。此时，自诩为正义与完美的精神体就趁虚而入，成为人们继续皈依的对象，而纳粹思想，正是这么一种精神体。表面上，它标明自己公正严谨，实际上，它推行的却是暴力、强权、侵略和种族主义。纳粹精神主要来源于德国唯心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尼采的思想——“权力意志”。这种思想认为：发挥权力，征服一切妨碍“自我扩张”的东西，统治一切的意志是宇宙的本原，也是最高的生活原则和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宣称战争就是“权力意志”最高的实现。于是，在他们的“权力意志高于生命”的概念中，生命的意义被藐视，因为在他们看来，生命和其他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服从于“统治一切”的目的，并为“权力意志”的实现服务，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正是以无限牺牲个体生命为基础的。纳粹思想通过“自然法则”理论来维护这种反生命反人性的思想，“自然法则”理论就是希特勒所说的：“人性是宗教的呓语，同情是一种恒罪，去怜悯弱者，是对自然法则的背叛。” 和教育宣传部长、狂热的纳粹分子戈培尔所说的：“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被消灭”。这种思想否决了生命存在的普遍价值和人的生存权利，从而成为他们抛弃人性、蔑视生命的借口，因此所有的无辜牺牲也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亦如希特勒所说：“如果我的人民不能忍受这种折磨，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他们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在纳粹精神引导下，即使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希特勒仍不忘记炫耀自己的功绩：“我唯一骄傲的是公开与犹太人斗争，并肃清了犹太流毒”。临死之前，戈培尔仍然认为自己是“纯洁而清白”的人，而戈培尔夫人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后代生活在“没有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世界，而决心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
戈培尔夫人毒死孩子的那段情节，大可看作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隐喻：大多数的孩子听从了她编造的谎言，喝下了迷药，然而即使是这盲从的大多数，也并非无知无觉，最小的女孩说：“地堡里不潮湿。”很轻易地，谎言就被戳穿了。最大的女儿海尔达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她拒绝喝药，但是最后还是被强迫就范。真实是无法掩盖的，无论是被欺骗还是自欺欺人，或者是被迫，人们受到了蒙蔽后都只有面对现实。无论是相信了纳粹的煽动和承诺、笃信那些光荣与梦想的人，还是在暴力下被迫顺从纳粹精神的人，结局都只有一个——死亡，而且是为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思想去牺牲生命。
人们为了追随纳粹思想，不断忽略生命、损害生命，并且这些狂热思想的目标、过程和结果，不是和平与生命的勃发，而是战争和生命的毁灭。但是，假如仅仅从善恶上去判断和区分历史现实是不确切的，对所有这些陷入狂热思想的人来说，恶行只是在遵循一种“时代道德”，他们只感觉自己是在为“光荣与梦想”执行任务，而无限忽略给自己行为对象带来的痛苦和毁灭。使他们做到这点的，正是“权力意志”及“种族主义”等反人性和反人类的思想。这些思想使他们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视为异类和无意识无感情的非人类，然而他们的“和平”都是建立在战争和侵略的基础上，他们的“组织性”都是以牺牲生命和反人性为代价的。被狂热思想鼓惑的民众信任、崇拜和效忠于纳粹集团，为他们而战，但人们不过是他们地图上的一面小旗、战场上的一颗子弹，或者只是坦克下的一块石头。
人民在作为狂热思想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成为从犯，他们的罪名就是：助纣为虐。容格说：“年轻不是借口，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事情的真相。”这句话代表了德国民众怀有的普遍的面对现实的态度：他们既然选择了希特勒和“复兴”德国的希望，于是他们就应该承担第三帝国陨落后的一切惨痛结果。随之那些“年轻的追随者”和普通民众开始反思：如何看待历史，如何面对自己和其他遭受创伤的国家和人民，如何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影片结尾，容格与彼德手牵着手穿过苏联红军的队伍，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宁静的郊区。他们坐在残垣断壁之中，眼望着远方，茫然而惶惑。忽然彼德发现了桥下小河里有一辆完好的自行车，看着他将车拖出水面，容格露出了笑容。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容格载着彼德无声地穿行在寂静的林间小路，也许他们并不知道方向在哪儿，但是他们无疑是朝着远离战场的方向前进。劫难过后的种种复杂情愫都以无声的方式展现在他们的脸上——茫然、困惑、悲痛、庆幸，最后都归于平静的沉思。夕阳透过茂密的树叶倾泻而出，撒在他们身上，也映照着他们的脸，可以看到，他们眼底的泪水在闪亮。这似乎就是战后德国民众的写照：坦然面对历史与现实，通过对战争和生命的反思，努力远离战争和战争的源头，无限接近自然和生命。
对战争的反思和对生命价值的审视是影片耀眼的光点。同时，《帝国陷落》表现出德国在对待二战历史的心态上的日趋成熟，在对那段历史的艺术文化表现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自信。美国《综艺》杂志评价《帝国陷落》说：“作为一部有思想的娱乐片，充满深远和长久的影响力，是部优雅的高阶产品。”作为一部反思战争的影片，《帝国陷落》已经做到了足够的深刻。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无论到哪一天，只要人们还将征服和控制他人、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的荣耀，战争就不会消失，就会有蔑视、伤害和仇恨存在，对生命的忽略和损害也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帝国陷落》上映的同一年，被禁止70年之久的德国女导演莱妮·雷芬斯塔尔拍摄的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重新发行了DVD并在电视上公映。不久前联合国刚举行了纪念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特别会议，这些事件次第展开着对二战的全面回忆和重新审视。这些审视和回忆是永远必要的，因为只有随时保持对历史的反思精神和对人性的自省，并真诚地展望未来，人类才能真正远离战争，拥抱和平。
获奖纪录
第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第29届多伦多电影节参展影片
德国巴伐利亚电影观众选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