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7月16日10:04 证券时报 吴向宏 |
|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抚今思昔，令我华夏子孙不尽唏嘘。当我大明王朝辉煌的船队雄壮地遨游于三大洋之时，西方的远洋航海业还处在踟蹰学步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6年。而船队的规模更远超欧洲后辈。三位欧洲航海家们的船只不过三四艘，最大的载重量只有120吨，人数仅为一二百人。而郑和的船队超过两百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七千多人。如此灿烂的华夏海洋文明，却在短短几十年之后消亡殆尽。以至于仅仅150年后，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把世界地图带到中国时，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地球是圆的”这一航海知识。300多年后鸦片战争时，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在海洋上的抵抗能力。 |
哥伦布实施他那雄心勃勃的计划，为什么开着三只船的小小船队，就踏上了大洋？固然当时欧洲的财力无法和中国相比，但搞个十来条船总不是什么难事吧？答案很简单：哥伦布必须精打细算，考虑成本！哥伦布的航行虽然依靠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但他和国王之间乃是平等的商业关系。类似哥伦布、达·伽马这样的冒险家，和今天的高科技创业者有点类似。只不过，当年并没有风险投资商，他们只能找当时最大的资本家———王室———去寻求投资。就像创业者往往要跑多家投资商一样，哥伦布在找到西班牙国王之前也尝试过葡萄牙国王。接触到西班牙国王后，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几度破裂，最后终于达成了一份合同。其中规定：凡哥伦布西行所发现之地，取得的财富中，十分之九归于王室，十分之一归哥伦布本人。很明显，假若哥伦布像郑和一样，打造一支超大规模的船队出海，则风险固然大大降低，成本也会成百倍地上升，结果必定是亏本买卖。
因为这个原因，哥伦布向王室开口要钱时，必然也经过仔细计算，决不会信口开河。而中国的郑和，就不会有这层考虑。皇帝只要肯给他钱，当然是越多越好。钱越多，宝船就可以造得越大，船队也就越浩浩荡荡、威风八面。反正花再多的钱，也不需要他郑和来付账。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国有经济的特点：一方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又根深蒂固地倾向于挥霍浪费，缺乏效率。国有经济适合于从事那些福利性、公共性和求稳不求变的事业，但却无法适应远洋探险、开辟海外殖民地这样具有明显商业特色、而且需要高度创新精神的事业。
郑和下西洋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明朝以赏赐品换取海外各国的朝贡品，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跨国易货贸易行为。只不过，这场贸易一开始就不关任何个人的利益，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操心是赔是赚，注定了是一场经济上毫无效率的买卖。比如说，只要是外国奉上的香料贡品，郑和便照单全收，回赠瓷器、丝绸等赏赐，全然不管那些外国贡品是否适合中国国内的需求。据说其中一次，郑和船队带回了太多胡椒，朱棣皇帝国库里都放不下，只好赏赐给每个大臣，京城全城都弥漫着胡椒味。
事实上，郑和六下西洋只是朱棣皇帝的众多大型国家工程之一。其它包括：重修长城，兴建故宫，疏通大运河，等等。这些大型国家工程无不耗费大量财力，除大运河一项外，其它都不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朱棣晚年，国家财政已经濒于破产。朝廷上下早就充满了指责郑和船队劳民伤财的声音。朱棣去世后，明朝的后继者们不但果断停止了远洋行动，以后再也没有动过一丝念头再从事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业，最终甚至走向了全面海禁。
从商业角度看，哥伦布的美洲之行也是失败的。但是哥伦布的失败只是其个人的失败。在哥伦布之后，欧洲仍然陆续不断有冒险家站出来，向远洋进发。这些冒险家把国家的资助和个人的逐利欲望结合在一起，在一次次个人的失败中，终于创造了一个个的个人一夜致富的神话。欧洲文明的强盛，它在全球范围的殖民体系，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充满个人主义精神的民营机制而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