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与“追求”的神话
黄梅 [中华读书报]
如果说，浮士德式的不满和追求是最被鼓吹的现代生活态度（21世纪初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作男”“作女”正发现新大陆般地沉溺于“不断活动、不断拼搏”的“作”的魅力），那么，对这种追求的不断的反省、修正以至某种程度的扬弃或许也就成了我们无法逃避的宿命？
文艺复兴时期以降，在西方有关浮士德的作品层出不穷。
尽管有耐心从头至尾细细品读歌德的传世名作的读者恐怕不太多，但是浮士德的名字及其人生故事却广为人知，影响深远。
史料与传说
浮士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16世纪头40年里有个叫乔治·浮士德的江湖术士活跃于德国各地，有人称他浮士德博士。他大约于1480年出生在符滕堡北部地区，1540年前后去世。约有13条当时的记录提到此人。其中，《齐默里希编年纪事》（Zimmerische Chronicle）在一“记于1539年之后”的条目中提到“臭名昭著的巫师浮士德”的死亡，还说他曾因某修道院不肯留他过夜而招来鬼魅骚扰该院。那则招神弄鬼的奇闻表明，当年浮士德在民间游走四方，算命治病变戏法儿，还是很有名气的。的确，文献中另有三条记载了对他的酬谢或称颂——因为他为某主教算命讨得欢心；还曾灵验地预言了某城的陷落和年景的好坏。
当然，浮士德也有敌人。最早的记录就出自对头之手。1507年有个名叫特里特海姆（Johannes Tritheim）的教会人士用拉丁文写信给海德堡大学的一位数学家或星象家说，有人自称是“小浮士德，头牌巫师，星象家，第二大法师，手相家和通灵者”，“当众吹嘘他能行所有基督行过的神迹”，还号称“精通古希腊罗马所有的传统文化”；其实他是“流浪汉，信口开河的家伙外加流氓无赖”。“小浮士德”、“第二大法师”一类标榜是有所指的，古代的老〖圣〗浮士德斯曾被圣奥古斯丁称为异教徒，所谓法师（Magus）也源于东方异教传统，而“巫师”在当时的欧洲是指弄妖术（black magic）的通灵者。因此，浮士德如此自报门派并大吹大擂，决定了他一方面与专攻古典文学的人文学者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与基督教各派水火不容。1572年在路德派主导的维滕贝格市曾有一名据说是卖身给魔鬼的巫师被烧死，在反宗教改革浪潮里天主教教会也通过宗教裁判迫害巫师。有关浮士德的传说开始变成神话，始作俑者就是宗教人士。浮士德的同时代人、新教改革鼻祖马丁·路德（1483－1546）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路德把人生看作是与魔鬼撒旦的永恒的战斗，曾在《席间漫谈》中说浮士德“把魔鬼称作自己的姻亲”云云。经路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演义，浮士德渐渐和撒旦挂上了钩。
在萨克森的一个小城图书馆里至今存着一份成于1587年前的手稿。它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浮士德的生平，并首次讲述了他如何与魔鬼订下24年之约、最后又如何暴死。不过，最重要的资料还是由施皮斯（Johann Spies）出版的未署作者名的《浮士德书》（Faustbuch，1587）。在那本书里浮士德被描述为魏玛贫苦农家之子，由有钱的叔父送进维滕贝格大学读书，最终成为神学博士。可是他却“着了魔道，拦都拦不住”，一心想“发现天上人间的一切奥秘”。于是他与魔鬼靡非斯托谈判并约定：在他生前魔鬼为他做仆从，帮助他实现所有的愿望；24年期满后他将听凭魔鬼处置，不论是“身躯，灵魂，血肉或财产”。该书集种种民间传说之大成，其中包括不少闹剧式的插曲，但也已经具备了后来的浮士德神话的几大要素：即签约卖身、借助魔鬼满足一己欲望并最后遭天罚下地狱。其中，前所未闻的重要虚构有两条，一是关于“惩罚”的分明的叙事主线，另一是发明了靡非斯托这个人物，使魔鬼人性化了，具备了鲜明的形象甚至个性。
《浮士德书》体现了社会思潮及民间文化对传说的改造。该书在两年内出了约16个不同版本。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识字群体扩大，对宗教读物的需求随之急速增加，印刷术的空前发展与这种需要相辅相成。新教学说淡化教会作用，强调个人责任，宣扬此世纵欲必然导致永恒苦痛等等，而这正是浮士德受罚故事的基本寓意。对“惩罚”的强调也符合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旨。在《浮士德书》里，追求被表述为“贪求”。贪求者（overreacher）的特征就是不知餍足，攀高反跌重，贪得终害己。
马洛的《浮士德》
《浮士德书》英译本问世之际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剧正在勃兴。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极有潜力的题材，大大芟除了其中的滑稽闹剧成分，把它提升到悲剧的高度。在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588）中，传说最终变成了意味深长的“神话”。
全剧高潮是浮士德与靡非斯托签约一段。此前，书斋中的浮士德已经表达了对常规学问的不满。他认为逻辑学于他已无新意，医学不能成就奇迹，法律不过适合“只图拼命挣钱的人”，神学也不过让人懂得死之不可避免。最终，他选择了巫术（在当时这门学问在大学正式传授，主要包括星象学和炼金术），因为君王不过统治一地，而“灵验的术士就是伟大的天神”。他用一连6个“〖我〗要”表达了自己想要上天入地、君临四方并发明威力无穷的新武器新技术的愿望。为此，他决绝地与撒旦的代理人靡非斯托签约卖身，选择了知识，选择了欲望，选择了选择万劫不复的权利。
浮士德的言论时而心浮气躁玩世不恭，时而洋溢着奔放的激情和燃烧的欲求。其中包含的不满和渴望都无比真切。至此，他被表现为力图突破当前知识边界、征服宇宙万物的探求者，形象不失高大。作者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个不安分的主人公充满同情并与之认同。在当时的英国，力图摆脱教皇制约的新教运动增加了对本土神职人员的需要，大学“扩招”，出身工匠家庭的马洛们因而得以进剑桥等名牌学府深造。然而，教育所许诺的希望和社会提供的机会并不对等。从浮士德的话中我们可以分明地听到马洛等一干文艺复兴时代平民大学才子的失望和受挫感，听到青年人决意冲决束缚的涌动的心潮。
耐人寻味的是，浮士德和魔鬼订了约，能够随心所欲了，却并没有成就任何功业。他最有光彩的经验不过是像腰缠万贯的阔佬那样周游了世界并招来鬼神讨论对于宇宙和存在的认识。此后他进一步失去了值得一提的追求目标，局限于玩弄雕虫小技或从事零星小冒险，思想、境界和行动都日见萎缩，连赞颂古希腊美女海伦的夸张词句都不再有当初的生气。
可以说，在马洛笔下，悲剧主要不在浮士德下地狱的恐怖结局，而在于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可怕的对照。如靡非斯托在浮士德纠缠不休要参观地狱时所说：“我们在哪里，哪里就是地狱／地狱在哪里，那儿就必有我们。”
歌德的不朽诗剧
有无神论倾向的马洛沿袭了民间传说的基督教“惩罚”主题，让心比天高的浮士德下了地狱。这未必是作者违心屈从于教会权威，倒很可能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真体验和大怀疑。此后百余年里英国文学中表现此类贪求者悲剧命运的杰作不胜枚举。
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洗礼，在德国“狂飙突进”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歌德用新笔调再谱写了浮士德故事的变奏曲。不论歌德最初动笔时是否读过马洛的剧本，后者已经通过巡游剧团等等民间渠道深刻影响了德国人对浮士德的看法，所以理所当然成为歌德诗剧的“上文”。
《浮士德》的写作贯穿了歌德一生60年的笔墨生涯，其第一部于1808年付梓，第二部到1832年才问世。诗剧沿用了原来的故事框架，当然也有重要的改动。比如，他增加了浮士德和格莉琴的爱情故事并把这段感人的市民阶层家庭悲剧与浮士德和魔鬼签约并列作为第一部中的最重要事件；在诗剧第二部里又进一步增加了许多历史、文化甚至政治经济方面——从纸币的采用到争夺王位的战争到教会人士的贪婪腐败——的内容和议论，从而使作品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庞杂。就浮士德神话本身而言，歌德的主人公与马洛剧中的形象也大有区别。后者对〖广义的〗知识有某种迷恋，而前者在开场之时已厌倦了书本，甚至对法术能带来的权势也不感兴趣。他用一连六个“诅咒”否定了傲慢的思想、不朽的声名、占有欲、财神玛门等等，还觉得不过瘾，又发出一排连珠炮：“诅咒葡萄的甘美汁液！／诅咒爱情的忘我痴迷！／诅咒希望！诅咒信仰！／特别要诅咒忍耐谦让！”这种诅咒一切的冲动并不指向任何具体的追求目标，只是激烈地表达了年轻人骚动的欲望和对现状的不满。在歌德笔下，浮士德所狂热追求的似乎只是更多的经验——“把我自己扩展，包容进全人类的自我。”虽然颇有务实资产者风范的魔鬼靡非斯托（他对契约多么重视！当上帝和天使阻挠了他照约获取浮士德灵魂的企图时，他的表现多么像痛不欲生的蚀本的生意人！）对世事看得很透，以“惯于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警告浮士德其实“到头来你将不过依然如故”，博士却一心要当“真正的男子汉”，要“不断活动，不断拼搏”。他自以为将永不满足。因此他和靡非斯托签订契约，后者保证他心想事成，不过，一旦他表示知足就得把性命、灵魂和一切都交给魔鬼处置——“当我对某一瞬间说出／你真美啊，请停一停！／就随你把我套上锁链，／我心甘情愿走向沉沦！”因为有基督教沉沦观铺垫，浮士德的这番话说得豪迈而悲壮，其实呢，意思和我们某作家的名言“过把瘾就死”差不多。
歌德所做的最大的改变是使浮士德摆脱了下地狱的命运。在他之前，莱辛（1729－1781）曾写过一部未完成的同名剧本，让浮士德最终得到拯救。歌德继承了莱辛的设想。在上帝的“宏观调控”之下，浮士德在咽气后的关键时刻被天使搭救进了天堂——因为他有“永远奋发向上”的美德。这似乎从根本上改写了“惩罚”的寓言。
然而，如我们在讨论马洛时提到的，浮士德的悲剧不在下地狱，而在于其自我想像和具体实践之间的惊人差距。在歌德的诗剧中，这差距不仅是宏伟与琐屑或虚幻之间的对比，有时更体现为私欲对他人或群体的触目惊心的伤害。最突出的例证便是浮士德本人津津乐道的那段初恋。他和靡非斯托签约时已商定，以满足他的欲望为唯一宗旨。靡非斯托自然照章办事。因此，尽管浮士德对格莉琴的喜爱不失真诚，情欲本身也无可责备，但是他的满足却以戕害格莉琴一家为代价，致使她母亲、哥哥、她本人以至浮士德自己的亲生骨肉逐一横死。这一串血腥的记录有力地揭示出浮士德式憧憬和“奋发”的极端自私、盲目而残忍的一面。
浮士德的死也是莫大的反讽。他穿越时空，在缥缈之境享受了王侯的荣华以及与古代佳人海伦结缡的艳福。最后他重返德意志大地，打算“赢得统治权连同财富”。他决心战胜大海这种“狂暴的元素，盲目的力量”。靠靡非斯托帮助，他在一场战事中保皇有功，得了一片海滩做封地，并在双目失明的耄耋之年大兴土木。他听见热热闹闹的舞锹弄镐之声，以为劳工在挖运河，认定为“在自由的土地立足的自由之民”营建新乌托邦的千秋伟业正在顺利推进，一时欣喜若狂，不禁对这“至神至圣的一刻”高声赞美，说出了致命的“你真美啊，请停一停”。但是浮士德所感受的“美”全都是虚幻的，几乎有如吸毒者的欣快体验。事实上，他所倚重的总监工靡非斯托只是弄来了几个小鬼给他本人挖坟。不仅如此，他还借浮士德工程之名圈地烧房，驱赶虐待当地住户，并以殖民霸主的身份派遣手下鹰犬到世界各地劫掠，几乎是无恶不作。设想和真相的反差确实令人悚然。在这里，如在格莉琴故事中，代表“恶”的靡非斯托（他说“被称为恶的一切，／正是我的本性”）乃是浮士德追求的实施者，因而也代表着那追求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歌德的改写本质上是含糊多义的。虽然他没有让浮士德下地狱，却揭示了他的追求的矛盾性及其在实践中的面目。也就是说，歌德的浮士德最终并没有在天堂安住，而仍然如马洛所说，在等待人们的“耐心的裁断”。
正因如此，浮士德如一块磁石吸引着后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李斯特、瓦格纳、柏辽兹和古诺等都曾以他为创作的主题。屠格涅夫晚期的中篇小说《浮士德》和托马斯·曼的长篇《浮士德博士》（1947）再一次不安地表达了对这个人物的怀疑或批判。如果说，浮士德式的不满和追求是最被鼓吹的现代生活态度（21世纪初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作男”“作女”正发现新大陆般地沉溺于“不断活动、不断拼搏”的“作”的魅力），那么，对这种追求的不断的反省、修正以至某种程度的扬弃或许也就成了我们无法逃避的宿命？
（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戴镏龄译，作家出版社，北京，1956。
歌德：《浮士德》，杨武能译，北京燕山，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