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或实现“零的突破”是一个情结。在突破之前，往往是被一种情绪所缠绕，一旦突破，先是欢呼雀跃，而后情结开解。当许海峰在1984年夺得第一枚金牌后，我们的奥运金牌情结就不复存在。
我国平均每天可以生产出三部长篇小说，以此数量来论，可以称为文学的泱泱大国。广袤的中华大地，知名作家与文学大师的并不算少，可没有一人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缺憾形成了一个情结，多年来一直困绕着我们。何时才能实现“零的突破”，我们在期待，在努力。当瑞典文学院10月２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南非小说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荣获２００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出乎世人的预期，也扰动了中国文坛。
有的学者与读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是世界性的文学奖项，得与不得都无关紧要。我不赞同这种“酸葡萄”式的自我安慰。自从诺贝尔立下遗嘱，将文学奖“ 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八位评委没有偏离诺贝尔的本意，力举出一批优秀的世界级的作家。虽然重心偏在欧美，但也能跨洋过海，将目光投向尼日利亚、特里尼达等小国。100多年来，虽然托尔斯泰、易卜生、乔伊斯等大师被遗漏了，但并不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性。
库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可他在世界文学界却是大名鼎鼎。他的写作风格简洁而富于寓言色彩，可与弗兰兹·卡夫卡和塞缪尔·贝克特等巨匠比美。库切是沉寂的，他曾说过：“一生中，我一直颇成功地远离名气”，正是远离名气的沉寂的品格，造就了他的辉煌成绩。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里是这样写的： “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以这样的获奖理由来对照我们的文学界，能够入围的作品有几篇呢？
我们曾经与诺贝尔文学奖近在咫尺。沈从文先生与众不同，他是孤独的漂泊者。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而应当具备启发人生的“向上的信仰”。当别人喜爱意识形态色彩的时候，他选择了对人性的研究与描写。当有的作家忙于为讴歌而讴歌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沈从文先生被世界文学界发现之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马悦然先生及时把他的小说集译成瑞典文，十八位评委很快把他放第一视野之内。据说，在瑞典文学院初步决定把当年的文学奖授予他时候，他却与世长辞。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马悦然非常着急，立即打电话询问中国驻瑞典的使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
沈从文是寂寞的，而金庸是火热的。在网络上有一个调查很有意思。调查的题目是：作为一名读者，你将提名哪一位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在一次有1143人参加的提名中，金庸得425票，名列二十位作家人之首。从这个小样本不仅可以推断出我们的读者群的文学鉴赏走向，也能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出文学的生态环境。金庸的书很畅销，而瑞典文学院向来不喜欢畅销书。
我们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文学，这个神圣殿堂的光辉正在暗淡吗？发行量曾经达到二百万份的《十月》，现在的发行量只有一万份左右，今非昔比，炮换了鸟枪。究其原因，并非受媒体多样化这一单一因素的影响。在商业意识与消费主义的牵引下，我们的文学学会了顺从与迎合，于是，美女作家风光了，小资情调泛滥了，下半身写作张扬起来。走私、凶杀、吸毒、色情、同居成为热门，严肃的内容也要挖空心思地取一个吸引眼球的书名，比如《拯救乳房》、《孔雀的叫喊》等等。如此浮躁，如此煽情，如此媚俗、如此媚恶下去，我们将距离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远。
不能得奖，并不甘寂寞。没有力作，却善于炒作。一出提名闹剧又开始了。由南京现代快报等几家媒体开头，宣称王蒙今年又被“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 第四次提名。众所周知， 诺贝尔文学奖只接受个人提名而不接受团体提名。而冰凌先生的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根本就没有提名的资格。就这样将王蒙从传统媒体炒到网上，沸沸扬扬，留了个话柄，被世人所耻笑。
在当下世俗文化价值迷乱的环境下，意义被消解，崇高与理想被拒绝，人文精神被淡化。而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倾向”所注重的是人类之爱，是心灵的真理，是来自远古的真实情感。为了实现“零的突破”，我们应该拒绝浮躁、浅薄、虚荣与矫情，反思文学的“时尚化”倾向，脚踏实地，提升自身，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