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人的小说
夏丽娟
德国《明镜》杂志某一期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德国文学是不是衰亡了”，人们就此展开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德国的文学正在无可奈何地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这对于一个出过歌德这样的世界文豪的国家是残忍的。然而，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竟然又有一个人让德国的文学家挺直了腰杆，他就是本哈德·施林克。德国作家在各种场合，端着德国的葡萄酒，热烈而急切地谈论着本哈德·施林克，谈论着他的《生死朗读》和这本德国小说带来的奇迹。这不仅是一本德国人写的小说，它的人物、故事、语言、思维都是德国式的。在它抵达的二十多个国家里，人们也像着了魔似地朗读着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发生着？一个15岁的小男孩在寒冷的冬天里爱上了一个比他大20多岁的女人汉娜，在厨房与门廊之间，小男孩白格的目光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她脱掉了围裙，换上了一件浅绿色衬衣在椅子的扶手上挂着两双长统袜，她拿下来一双，用两手把它卷成圆筒状，用一条腿掌握着平衡，并用这条腿的膝盖支撑着另一条腿的后部，弯下腰，把卷好的长统袜套到脚上，然后把脚放到了椅子上，把长统袜从小腿肚提到膝盖，再从膝盖提到大腿……”这不是他第一次遇见她，却是他第一次感到爱上她。施林克用尽笔墨详尽地记录下汉娜的每个动作，我们就像亲眼所见一样；德语所特有的那种冗长和缜密，即使被译成另一种语言也在字面底下意味深长地透露着。这个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在纳粹时期是集中营女看守。战后，她隐姓埋名，在各个城市更换居住地。小男孩的家乡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八年。也许是他留下了她，但她还是在某个时刻离开了他的家乡，直到两人在法庭上再相遇，汉娜是罪犯，而白格是法学院的旁听生。“我是她的朗读者”，许多年以后，汉娜在即将离开监狱开始新生活的时候自杀死去，面对别人疑惑的询问时，小男孩这样回答，他将和她所有隐秘的关系深深地、饱含着痛苦地埋葬在“朗读者”的名称之下。有些爱情太沉重，让人感到的却是不能承受的轻。所以，汉娜最后留下的那封信中也只是让监狱长代向白格问好，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信息，因此让拒绝承认她的白格永远不能忘记她，永远都会在灵魂深处为她朗读。它是在写爱情吗？是。但是否爱情只是个诱惑人读下去的理由？一位书评人这样写道。德国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和悲剧，有着四四方方下巴的德国人让全世界的人都害怕，战后的德国陷入了反思，德国的下一代青年生下来就背负了从他们父辈那里继承来的罪名，他们在感情上深爱自己的父辈，但在道义上又必须与父辈划清界线；是爱还是背叛，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他们远离战争，冷静地分析着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生的罪恶，但他们一旦面对自己所爱却背负罪责的人时就手足无措，是所爱的人错了还是社会错了？他们希望为所爱的人开脱罪名，有的选择了罪罚，有的选择了背叛，有的选择了逃避，有的选择了守望。如果对白格、汉娜进行解读，白格就像是德国新一代青年的代名词，他是一个“守望者”，当他在法庭上与汉娜重逢时，他希望她能被判入狱，这样他就能和她彻底断绝关系，让她从他的生活中消失，让他与过去的罪恶毫无关系；即便他最后发现汉娜是个文盲，这一点可以帮助她脱罪，但他以尊重汉娜的选择这样的借口放弃了，因为在他的心里已经早在开庭之前就宣判她有罪了。白格和汉娜共同恪守的一个秘密就是：汉娜不识字。因此才有了朗读者。朗读者是一个明智者，他的出现打开了无知的汉娜心中的一扇智慧之窗；这个朗读者具有多种意向，纳粹时期的德国人就像眼前被人蒙上了黑布，独自活在孤独的黑暗中，才造成了残忍和麻木，战后伤痕累累的德国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朗读者”啊，揭开人民眼前的黑布，重新开始这个民族的理智。即使汉娜最终的命运还是死亡，但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学会了写字，自己接触了智慧的世界，她在监狱的床头写下的诗是这样的：“春天让它蓝色的飘带在空中再次飘扬”，这是作者和德国人的希望。这本小说提供了多种阅读的可能，不同的人会从同一部小说里读到不同的意味，好比是一顿丰富的自助餐，各取所需；还有许多美味的甜品被藏起来，需要你的耐心发掘或是蓦然发现。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