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而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中国学术研究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学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因而也是每个国家的学术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问题。
但是，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在当下这个复杂的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会涉及中国学术研究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是学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在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论者们在研究中往往未经批判性的审视，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
但是，首先，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
这种实践的展开，还会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一如我们所知，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都规定有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设置甚至是与聘用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对这种制度安排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比如说，第一，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因为批准项目的人员主要来自这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第二，项目的获得意味着项目承担者肯定能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
因此，第三，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更容易发表或出版他们的论著。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一方面，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大大超出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而另一方面，获得项目的研究者也往往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只得“对付”这些项目，进而致使研究水平下降。
可见，那种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当的程度上经由在中国未加批判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此，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知识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学术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这个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回应。
或许我们的回应不会很有效，但只要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我们的这种努力便能够标示出我们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意识，已然确立起来了。
(摘自《新京报》)
“文化霸权”难道不存在吗
程亚文（北京学者）
邓正来先生提出应反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文化霸权”（2月26日《新京报》），薛涌先生以《学术就是学术》一文表示了反对（2月28日《新京报》）。两人的争论，使人不能不再次正视中国未来的学术创新与知识生产问题。
本文倾向于认为邓正来先生所说的“文化霸权”问题，在中国未必如薛涌先生所说的不存在，是堂吉诃德眼中的风车。且不说国家交往中，强势国家秘而不宣但有意识有组织地消灭弱势国家的宗教信仰、知识传统、文明特性这一事实存在，仅从可以感知的事实而论，西方世界的对外征服历程，充满了行使“文化霸权”的实例。近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记载着两河流域文明史的巴格达博物馆的破坏，其用心不难体会。再举中国近代史，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向来是两种力量的同时施用，一边是传教士的“布道”，一边是商人来华“货通四海”。削弱落后国家的文化传统，建立相对为优的思想知识权力，从而为经济和军事权力作开道先锋，这样的历史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一点也不遥远。
从笔者所从事的国际政治研究工作来看，这方面的感触更良以深也。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也接二连三出笼。支撑这些声浪的知识资源，便在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一般认识，即认为一国在经济“富强”后，会增强军事能力，提升政治影响力，进而冲击现有国际秩序，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引发对抗甚至战争。
然而，细心的人们却发现，这些年来，“中国威胁论”在亚洲世界越来越没有市场。那些鼓吹此论的人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场景：中国与邻国，尤其是周围的东亚国家，建立起了越来越良好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问题恐怕就出在单纯以西方知识来看待中国问题，在某些时候并不有效。
西方社会的历史经历与经验做法，是与东亚世界大不相同的。由西方内部交往史而形成的国际政治学知识，在理解和处理西方世界的关系时，基本有效，但套用到东亚世界的交往，则文不对题。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知识在世界流布，不是“文化霸权”又是什么呢？
但是，指出西方知识的不完全普适性，本文又并不想认为，要反对外来知识。实际上，应该承认，西方知识在有着因自身经历而产生的殊异性的同时，也因为人性与人类生活的一些共同面，而存在着普遍性的要素。
应该将“文化霸权”与外来知识区分开来。外来知识肯定是要吸收的，而且要大大地吸收。现代中国赖以建立起来的，其中的知识谱系，一大部分便是来自外域。诸如“主权”“民族”“公民”“宪法”等概念和思想，都是西方知识移植到了中国。盲目地以反对“文化霸权”的名义，进而反对一切外来知识，此种态度自然不足取，这样的话，将丧失掉许多中国文明更新的重要资源。
不过，在此过程中，又的确要有一种反思的态度，要思考所吸收来的外来知识，与具体语境有没有可对应性，在“大胆引入”的同时，还要“小心应用”，防止以外来知识强奸中国具体境况。薛涌先生觉得不存在“文化霸权”，那是因为他身在美国，美国占有着文化和知识优势，当然无须反对什么“文化霸权”。可是中国不是美国，所处位势全然不同，又怎么能用同样的知识准则一以概之呢？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