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研究历史。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或战略家通常本身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学家，甚至是语言学家， 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综合思想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历史学是人文科学的王后，正如数学是自然科学中的王者。经常被中国人挂在口头上的“以史为镜”也体现了这种心态。
可是，在波普尔（Popper）那里，历史变得毫无价值，以历史线索为重的研究模式备受嘲弄。波普尔是一个高举反历史主义研究的自由主义旗手，他的逻辑就是“历史没有意义！”在他的宏篇大著《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他狠狠地嘲弄了所谓的历史主义研究者们， 尤其是黑格尔。
波普尔认为，历史是个多棱镜，而能写在书里的只是我们人类能截取的某个角度，或某种思维观。更糟糕的是，这个角度和思维往往是围绕着政治权力史展开的。他的这个观点倒并不新鲜，因为我们基本上都知道，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历史。史书的主角也往往就是那么几个人。黑格尔之所以受到了波普尔的特别关照，是因为他太具典型性。波普尔认为，这个作为德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之一的人物是受到了普鲁士当局的大力资助才立住了脚，而他反过来，又用自己想象力丰富的脑子为前者提供统治上的，甚至是发展上的依据。黑格尔的文明发展是建立在强烈要求英雄崇拜、统治和服从的伦理学情感基础上的。有鉴于德国人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他很系统地将德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也就是集体主义思想发挥了一番， 他诱使人们相信个体为整体牺牲的无比重要，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黑格尔，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波普尔借克尔凯歌尔的话讥讽道：“一个如此可恶的小教授，他竟看透了一切事物和一切事物的必然性……”其实，波普尔完全不必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生气，德国人对集体主义的热情是有传统的，只不过有人更狂热，或者实际地说，喜欢利用这种传统罢了，比如大脑有点问题的黑格尔和希特勒等德国历史上的历代狂人。正是这些人线条简单，但迷迷糊糊的理论以及他们理论中含有的强烈的目的性，使德国的历史变成了那种模样，也引起了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怀疑。
波普尔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让我们进一步去琢磨那句我们经常听到，经常使用，但又经常忽略的话，“让时间去告诉一切吧。”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也许，它反映了存在于所有人心中的对权力的渴望，或者说得更委婉些， 是对别人认同自己的渴望。将对人本性的真知灼见融会到复杂的专业废话中，一向是昂格鲁-撒克逊学者和作家们的专长。波普尔也不例外，他用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历史主义为自己预置了合理的前提和结果，但历史的发展并不见得能证实所有这些预置物的合理性。在基督教的发展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悖论，基督教到底是一种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理念。如果说它是成功的，那在基督活着的时候丝毫没有体现出来，而在他死后的数百年直至现在，也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基督教之所以在世上能立住脚，完全是当时政治妥协的产物（这种现象也可以延伸到其他被汤因比称为高级宗教在世间立足的原因中去）。这显然有悖基督的初衷。更糟糕的是，在这种妥协达成之后，基督教立即由一个受迫害的角色转变成一个迫害者，想想那些圣物崇拜、圣战和宗教裁判所吧，那么，波普尔问：“哪一种教会更纯洁地体现了基督教的精神？是受难的教会，还是得势的宗教裁判所？”在波普尔看来，基督教会的发展史决不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成功范例，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它充分地体现了“让时间去告诉一切吧”的语义中人类所共有的对自己在未来能成为强权的设想，及其所产生的后果，而历史的进程及其后人们对它的记录就存在于这样人为的设想之中。
最后，波普尔很现实地的出结论，合理的历史发展应该是一种具体地、有鉴别地处理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同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更不能只对权力政治史感兴趣，而这样做的立足点则是淡化权力观念和行动目的性。需要指出的是，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看到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与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理论的真知灼见，并强调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不能跳跃过其雄厚的经济前提而发展的思想的正确性。而我们这里要补充的则是，社会既不能跳跃过其雄厚的经济前提而发展，也不能跳跃过其深厚的人文底蕴而发展。在这一点上历史还是不停地显示出它的经验和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