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的欧洲
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更加激励人心的了。人从创世纪的天堂降落到地上之后，从来没有象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焕发出对自己同类的热情。在基督教统治世界之后，人类从来没有象他们在文艺复兴时那样努力地在神学的阴影中用自己物种的力量寻找阳光。不管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岁月中人类有没有真正实现欧洲先贤们的人本主义理想，但至少人作为这宇宙中存在物开始探索人作为人的生存含义和生命的本质，其中包括寻求永久的和平之道。
漫长的中世纪是教权高于王权的时代，教会的力量笼罩一切。在神权支配下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将“圣战”和灵魂的救赎混为一谈。封建邦国之间征战连绵，僵硬 的社会形态使想象力丰富的希腊罗马式文化生活几乎消失。在欧洲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思想集中在如何完成灵魂的救赎，保住自己在天国的席位，维护教廷的权威和“圣战”是一种荣耀。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谈论人类之间永久和平的想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奢侈。虽然斯多葛派的遗韵犹在，但所有的学术思想都被压制在神学的阴影之下。然而，即使是这样僵化气氛也没有完全桎梏住游牧民族的好动本性和起源与希腊城邦时代的自由与探索精神。所以尽管经院哲学是僵化的，在今天看来令人发笑，(所有的萝卜都往上帝这个筐里装)但是它还是保存了欧洲的学术传统，——思辩、理性和在适当的时候插入的科学（限于数理化）知识。而最为珍贵的是，从基督教“博爱”精神中提炼的人本主义思想一直在对天国之路的追求中摇摇晃晃地幸存了下来。即使是在一个神权统治一切的时代中，在欧洲的思想家那里，人类的印记也没有消失。神学的最终目的，既是要为人们准备天堂的席位，也是要为现世的地上准备好合理的生活秩序。在圣奥古斯丁和圣阿奎那的著作中，对天国历程的探索和追求具体到了地上就是人本身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这是对自亚里士多德起理想社会和政治模式探索的继续。时光流逝，当神学的星光暗淡之时，也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由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类无法企及的神，渐渐转变为一个有丰富情感的，具有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烈士的时候；当圣母肖像的神情由一成不变的呆滞和威严，转变为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笔下那个怀抱着自己的儿子，眼光忧郁的少妇的时候，人类开始再一次审视上帝和自己灵魂之间的关系，开始论证“上帝以什么方式存在”、“他与我们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去认识上帝的存在”。到了中世纪末期，但丁将宗教的力量与在人世间保持永久和平的“世界帝国”联系在一起，新的时代就此开始。
和基督早期的所有探索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思索也是从对《圣经》的注释和再诠释中开始的。人们试图从其中寻找到自己的人世理论的立足的依据。文艺复兴时代和后世的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都象但丁一样，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而且认为人类是需要宗教的。但上帝是什么却不再类同以往。神权的神秘面纱渐落，当人类开始实实在在地用自己的眼睛，从“世界的本身去认识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变得明亮与多彩，在神学和人学探索的终点，上帝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到了启蒙时代，英国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将上帝概括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率。这个信条几乎囊括了所有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探索的精华。当然，在开始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在诸侯分立的德意志，马丁·路德和具有独立精神的几个诸侯相互帮助摆脱了罗马天主教廷的控制，为基督世界的历史开辟了新的时代。看看路德的布道词吧，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叫从迷信到信仰。他对圣物崇拜的嘲弄和针对人本身弱点的教训是多么的入木三分又发人深省。（《这是我的立场》）。不过在路德的时代，上帝还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旧约时代那个不可知的神。人们完全依赖于他，至少路德本人是这样。但是到了狂飙突进时代，到了德国新生的巨人们——歌德等的时代，上帝就变成了一种象征，他的可知性增加了，人们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周围和情感上认识到他，接触到他，换句话说，上帝在人的心中，在人的情感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叫他心、爱、天主”。（《浮士德》）。上帝是人类的主宰，也是人类的朋友。在文艺复兴后的时代中，上帝的后一种角色的比重越来越大。人类保有了自古以来他们对上帝的崇敬，因为上帝的精神体现在人的生活之中，至少应该体现在人的生活当中。灵魂的救赎不光是靠自我禁欲或征服异教徒，而是在现世的生活中认识自然和人本身。上帝是自然的信条传播的如此广泛，以致到了北美新大陆开始繁荣的时代，还有人试图去用亲身经历体会这一点，梭罗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对上帝和天国世界的再认识带动了人类对社会秩序的在思考，随着哲学摆脱了“神学的婢女”地位，政治学的思维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跳跃。中世纪的政治令人伤感。复杂的政治联姻，领土争夺，宗教战争，很少不是在上帝的名义下进行的。人们对宗教的虔诚换来的是罗马天主教廷无所不在的权力。宗教的热情被用来为少数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而服务。这一切在文艺复兴后的时代中发生了变化，在被宗教和政治争斗搞得筋疲力尽的意大利，马基亚维里首先将政治实用地锁定在人用人的手段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上，上帝不再是人类的政治目的，也不是人类治世的借口。政治的目的就不再是空洞的天国世界，而是现实的地上秩序，是维持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手段。斯宾诺莎在荷兰教会的压制下还是喊出了“政治的目的就是自由”。至少在这一点上，人类摆脱了中世纪时代，用上帝的名义干自己私活的现实，终于走向了用自己的方式和目的进行人类政治实践的道路。当然以宗教为名义的战争到了启蒙时期还是不时在欧洲出现，如新旧教徒之间的战争。但实质上它们只是在宗教外衣陪衬下的欧海外殖民帝国之间的争霸战。随着欧洲王权的日渐衰弱，战争的政治实用性和它冠冕堂皇的外衣渐渐分离，从英国的克伦威尔时代起，欧洲的历次革命，包括那个历时经年曾使欧洲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也是在世俗的名义下进行的了。人们不在为战争寻找可笑的宗教借口。在神学之后的时代中，人类对和平与自由的追求与所用的手段基本都是出于人自己对地上世界的认识和价值观，而非上天国等的许诺所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既然宗教不能带来永久的和平，人类就应该从现世的可能性中寻找永久的和平之道。这个课题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被探索到今天。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和他的伟人互相造就、交相辉映。正如人们指出的，十三世纪是世界历史的里程碑时代。原本落后的西方文明开始上升，而先进的东方却在没落。文艺复兴造就了一个向上的欧洲，一个具有新的精神状态的人类社会。它和后来的启蒙时代一样，应该被我们人类永远牢记，因为这个时代启发了我们的想象，使我们看到了我们作为人类这种生物的伟大，同时也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的渺小。这个时代的思想重塑了我们对自己和自己同类的认知，康德说得好，万物一经人手，即使目的良好，其终结也都是愚蠢的。（《万物的终结》）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已经成了愚民的工具和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伟大的文艺复兴使人们逐渐摆脱了这种低俗化的宗教对人精神的控制，使人类开始从自己的内心思考自己生存的价值和对同类的关怀。对自由的追求瓦解了教权和王权对平民的愚弄，将迷信重新调整到比较健康的信仰上。这就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欧洲留给我们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