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反乌托邦”这个词很常见，但对于究竟什么是“反乌托邦”，以及什么样的小说应归于反乌托邦小说，我以为有不少的认识并不正确。产生以上困惑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乌托邦”小说多属于科幻小说的范畴，对于我国传统的严肃文学研究而言，很难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对于科幻小说而言，这些“反乌托邦”小说又是很特殊的一类“软科幻”类作品。二是“反乌托邦”小说与“意识流”小说类似，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运动，而且在什么是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什么只是具有“反乌托邦”特色的小说，这个界限也并不清晰。因此，把“反乌托邦”小说的产生、特点和影响，以及“反乌托邦”小说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特殊作用加以阐述和界定，无疑是有一定意义的。
说道“反乌托邦”，不能不谈到“乌托邦”的产生。“乌托邦”（Utopia或Eutopia）一词源于十九世纪英国作家莫里斯的同名作品。“乌托邦”一词是希腊文“没有”（Ou）和“地方”（Topos）组成的，是作者理想中社会体制与生活方式所存在的国家。莫里斯的创作和同时代圣西门、傅立叶这些社会活动家的著作同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乌托邦”这个词不仅给后世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乌托邦”一词也已经进入英语之中，成为“空想的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从“乌托邦”诞生时起，它就与英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英国是科幻小说的发源地，而且从公认的第一篇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乃至H·G·威尔斯的小说，英国的科幻小说一向对科技和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持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时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逐渐失去了往昔的“日不落帝国”的荣耀，其作家们对现实社会的悲观和失望一点不亚于那些战败国，因此相比较于美国人的“迷惘和垮掉”，英国作家更多的是“失望和愤怒”。这两方面对英国“反乌托邦”小说在现代主义文学时期达到了高峰树立了条件。
既然“乌托邦”的概念产生于社会学领域，其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从这一点上出发，所谓的“反乌托邦”小说，其必然以人类社会结构的负面发展作为小说的背景和探讨的核心问题。从这个概念上出发，无论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或是捷克作家恰佩克的《鲵鱼之乱》，都不能称之为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因此现在看来，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作品《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反乌托邦”小说，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部作品本身遭到的当时苏联当局的封杀，所以其影响在当时不是很大。真正将“反乌托邦”小说推入高潮的，当数三位英国作家的作品：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和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1962）。
上述三本作品均是销量巨大，反响强烈，然而，激烈的争议也始终伴随这三本书。在这里，我认为有一点必需要加以阐述：这几本小说是否具有“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同扎米亚京的《我们》一样，在这几本书问世的年代，如此的尖锐批评率见于一些文学评论中。其实，不可否认，这几本作品和当时苏联政府实行的极权统治，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肃反运动对西方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不无关系，然而，如果仔细研究过这几位作家的履历不难看出，他们都是思想进步的作家，他们在书中所反对的，不是具体的“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反对极权主义，这才是这几本书在几代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至今行销不衰的原因。试问，一本攻击“社会主义”的卑劣之作能造成如此的影响么？历史的镜子是雪亮的。
这三本“反乌托邦”小说虽均是以未来社会体制的负面发展为背景，但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以他们在这样的社会中的觉醒、反抗和沦丧为主要的内容。除了上面所谈到过的背景之外，叔本华等的现代主义哲学对这些小说的影响是十分直接的，其中《发条橙》的标题中的“发条”这一象征就来自叔本华的著作中。由此可见，无论从“反乌托邦”小说诞生的哲学和社会学背景，还是这些小说脱离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内容和人物塑造上的“反英雄”性，都可以看出它们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是否应该拥有”自由意志”是这三本小说探讨的核心问题，在其所描述的未来社会中，对此均持的是否定的态度。“自由意志”的剥夺是通过文化的扭曲和伦理的消亡来实现的。在《美妙的新世界》中，人被机器克隆出来，分为α，β，γ和δ这样的不同阶层。人生来被施以潜意识教育，历史被抹去了，纵欲和毒品被用来控制社会。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上帝和十字架也被变成了汽车大王福特和他的代表“T”。《发条橙》中的社会则是无知与暴力横行，人们使用纳查奇语言，一种英语和俄语的混合语，音乐和其他种种文化都被曲解和遗忘了。《一九八四》中更为甚，不仅以前所有的书籍都被毁掉或改写，消息被封锁，语言变革为死板的“新话”，连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老大哥”和他的同志们通过“电屏”在监视着。从以上可以看出，这几本“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均反对的是剥夺人类的“自由意志”，他们认为，人类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应该以“自由意志”与人类文化的丧失为代价的。
上述的三本小说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以及约翰·福尔斯的《收藏家》中的“人性恶”与“丑扼杀美”的主题就有“反乌托邦”的倾向。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反乌托邦”小说也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文学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时，后现代主义小说中那种是非界限的模糊和多元化的倾向使得“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其典型例证就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使女的故事》，从许多手法上看，此书均与“反乌托邦”小说类似，但作家在对她笔下的未来“基列共和国”扼杀人的“自由意志”持否定态度的同时，也对现在西方社会放任所谓人权和个性自由的发展持一种忧虑。由此可以看出，“反乌托邦”小说虽然已经不再是主流的文学创作形式，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中，依然发挥着其深远的影响。
注:我的意思是具有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含义的乌托邦,不是词汇意义上的.
乌托邦此词的来源不是那个不幸的托马斯·摩尔吗？另外,我想,在一个象英国这样善于思辩,讲究象多棱镜一样深刻分析人性的民族.乌托邦式的作品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也不会成为主流思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