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政治人生与性格缺陷—读《我的生活》
任东来
（一）
克林顿《我的生活》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回忆录，仅出版商预付的版税就在千万美元以上，创有史以来自传类的最高记录。《我的生活》英文版尚未出版，其网上定购就超过了200万册。海外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也纷纷抢购该书在本国的出版权。究竟是什么给了读者们和出版商这么大的信心？答案也许仅仅是因为它是世界最强大国家首脑的回忆，而且，这位明星首脑的裤子被其政敌和媒体扒得一干二净！
对于一个想猎奇的读者来说，《我的生活》多少令人失望：一千多页的篇幅太臃长了，无数的外国人名，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即使对像我这样研究美国的学者，其大部分内容也相当乏味。像所有名人的自传一样，《我的生活》充满了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流水账似的起居注，纷乱复杂的政治内幕。即使是竞选总统这样的大事（克林顿为此耗费了78页的篇幅），与莱温斯基偷鸡摸狗这样的性丑闻，对中国读者也未必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或者太琐碎，或者太含糊。即使如此，这本书依然值得一读，特别值得公职人员读，因为这是探究美国政治运作内幕，认识美国社会奇特本质，体验媒体舆论超凡力量，感受政治人生喜怒哀乐的绝好读本。读者看到的将不仅仅是权势集团复杂的关系网，人性人格可悲的缺陷，党派政治的肮脏不堪，政客间的尔虞我诈，大国外交的纵横捭阖，还有小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政客与选民的坦诚互动，法律宪政的铁面无私，媒体舆论的无所不在，白宫与国会的斗智斗勇。
政治家的回忆录总是集中在他们过五关斩六将的成功上，即便提到走麦城，也总是百般辩解，归咎他人。克林顿的回忆录也不能免俗。对自己的国内政策，诸如8年总统任上消灭4万亿美元赤字，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关心下层民众疾苦，推动社会福利和医疗改革，改善美国公共教育，加强枪械管制，保护自然环境，他是津津乐道；对自己的外交努力，诸如推动中东和平，扶助叶利钦政权，制止波黑内战，参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打击伊拉克和恐怖主义，轰炸南联盟，倡导国际合作应对全球化问题，他更是不惜笔墨。这些“表扬和自我表扬”除了为研究者提供了某些决策内幕外，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因为这些“宏大叙事”也可以从学者的研究中获得，而且其视野可能更为开阔，叙事可能更为客观。回忆录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提供了一个让人有现场感、亲切感甚至是震撼感的“个体叙事”，克林顿回忆录中最具色彩和魅力的就是这一部分，这也是本文为什么舍弃克林顿任上的重要公务和主要政绩，专注于其人格特性的原因。
（二）
就家庭背景而言，20世纪美国总统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平民和政治世家。罗斯福、肯尼迪和布什属于后者，这些人门第高贵，生来就被家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接受“领导就是责任”的精英教育，从小就有一脑门子出人头地的想法。杜鲁门、尼克松、里根和克林顿则属于前者，他们往往是穷人孩子早当家，很早就自食其力，一步一个脚印，成就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梦想。虽然其他几位总统家境平平，但都有一个还算幸福的家庭。相比较而言，克林顿可以说是苦孩子一个。生下来就是一个遗腹子，为生活所迫，27岁的寡母家给了一个卖汽车的小老板。这位姓克林顿的小老板，已经年愈40，离过两次婚，而且是个酒鬼。在《我的生活》中，克林顿三次记载了自己亲眼目睹的继父对母亲施暴的情景：一次开枪，一次拳打脚踢，一次剪刀威胁，时间跨度从克林顿9岁一直到他上大学一年级。因为家庭暴力，克林顿的母亲一度离婚，但因为生活所迫，后又复婚。克林顿承认，这样父母关系，耗费了其初中毕业到高中2年级的“大量的情感能量。”
克林顿的生父是个二战老兵，1946年死于车祸，年仅28岁。克林顿当选总统后，经过记者的追根溯源，才揭露出他在与克林顿母亲结婚前，已经结过三次婚，至少有两个孩子。可见，此公也非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克林顿母亲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作为一个护士，在克林顿刚一岁时，她便把孩子甩给外公外婆，离开阿肯色的小镇，去南方著名的浪漫之城新奥尔良寻找新的机会和生活，一年多以后才回来。克林顿对母亲颇为理解，他写道：“我觉得，对于一位漂亮的小寡妇而言，要忘却丧偶的痛苦，新奥尔良还真是不错的地方。”1967年第二任丈夫病逝后不久，她又有了新的男友杰夫，并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第二年就嫁给了这个因股票欺诈蹲过大狱的杰夫。她与杰夫才过了5年，杰夫便病逝。1980年她第4次披嫁衣时，克林顿已经是州长。在中国人看来，她实在是克夫的命，但在美国人看来，却是个永不向命运低头、永远与生活赌博的强者。因此，“在她看来，拉斯维加斯是她见过的最像天堂的地方。如果她发现死后，没有赌博和有趣的娱乐生活，我不知道她会咋样。”（629）
除了母亲（1994年70岁时过世）外，克林顿的其他亲人都不长寿。有养育之恩的外公外婆分别活到58和66岁，三个父亲分别活到28、57和58岁。为此，克林顿感慨道：“我知道也许自己寿命不长，因此要尽量过好每一天。”（169）。这样的观念，鼓励着克林顿努力工作，出人头地。但同时，也可能养成游戏人生的习性。在州长任上，他就与一个酒吧歌女珍妮弗有过“不应该有的关系”（435），但他并没有引以为鉴。最荒唐的是，在琼斯诉克林顿性骚扰案以及特别检察官调查白水案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时，他居然与可以做他女儿的莱温斯基在白宫办公室胡搞，这简直是往政敌的枪口上撞。事后，克林顿追悔莫及，“但我还是不能完全明白自己这么会犯如此愚蠢得错误。”（875）他当然不明白，因为这是他的本性所致。如果考虑到克林顿生父生母浪漫的基因，继父不负责任的行为，克林顿的行为可以说有其内在的心理惯性。在其内心里，克林顿对家庭生活没有太大的向往。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见到希拉里之前，英俊潇洒的克林顿虽然不乏女友，但都没有能够发展为通向婚姻的关系。他自己也承认，“我个人充满激情，有着很强的紧迫感，就我的背景而言，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稳定的婚姻。”（232-33）在结婚之后，克林顿感慨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不会结婚。此刻结了婚，感觉不错，只是我不知道婚姻会将我们引向何处。”（263）由于父母没有在稳定的家庭生活方面做出榜样，克林顿有这样的迷茫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为其以后公职生涯中不光彩的“亮点”留下了伏笔。
当他在总统任上，因为与莱温斯基不正当的性行为而饱受媒体与对手的羞辱、亲朋好友的冷眼时，克林顿最终不得不求助于牧师的心理安慰来赎罪，赶走其灵魂深处的魔鬼。同时，在与希拉里长达一年、定期的推心置腹的交流中，克林顿逐渐认识到自己人格的缺陷。“我的童年和成年以后的生活使一些在别人眼里再自然不过的事对我来说很困难。”“眼下的窘境是毕生困扰我的双重生活给我留下的最新创伤，一方面掩饰内心的气愤与悲伤，一方面迎接我所深爱的、过得很好的外部生活。”（886）
（三）
虽然不稳定的家庭给克林顿的情感生活蒙上了阴影，但是，却没有扼杀其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而且，对政治他似乎有一种本能。1956年，克林顿十岁时，他家终于买了电视。与大部分小孩子沉醉于动画片不同，当时最吸引小克林顿注意的，竟是当年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大会！“我坐在电视正前方的地板上，观看两个大会，完全被吸引住了。这听起来像是瞎扯，可在政治家的世界里，我的却确有一种找到家的感受。”（35）
于是，在高一的时候，他参加了美国军团（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组织的模拟州政治选举的“少年州”活动，并在“竞选”中胜出，作为优胜者代表参观华盛顿的国会山和白宫，并接受肯尼迪总统的接见，留下了那张著名的握手照片。一个美国政客就这样诞生了。他母亲据此认定自己的儿子将来会从政，克林顿自己则想当一个参议员，但他承认“我也许像林肯年轻时写下的那样：‘我要学习，做好准备，我的机会也许会来。”（65-66）。
当一般的富家子弟还纵情于1950-60年代声色犬马的生活时，16岁的克林顿已经自信地认为：“我清楚，在公共服务的领域内我可以出类拔萃。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是政治，是政策，而且，我认为不靠财富，不靠关系，不靠南方所看重的种族或其他根基，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66）。于是，他申请大学时，并没有考虑常春藤大学，而是径直选择了最容易接近政治的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最重要的理由是它位于首都华盛顿。“只要呆在华盛顿就能掌握所有的国内问题。”（70）
一入学，克林顿就成功地击败对手，当选为新生的班长。二大的时候，他利用暑假，回到家乡，为民主党候选人霍尔特法官竞选州长作义工。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方面是学点政治，一方面也能为推动阿肯色走上进步的道路尽绵薄之力。”（87）虽然霍尔特的竞选失败，但克林顿的聪明好学吃苦耐劳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回报，霍尔特推荐克林顿去阿肯色州的联邦参议员富布赖特办公室工作。尽管先前克林顿申请过这个职位，但没有成功。霍尔特的推荐起了作用，克林顿立马获得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兼职带薪职位。要知道，有多少青年才俊羡慕这样的职位。克林顿记下了当时的心情：“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富布赖特领导的外交委员会已成为全国辩论外交政策的中心，···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目睹戏剧来开帷幕，即使是打打下手。”“这一辈子，我都要感谢霍尔特”推荐这个工作。（97）
克林顿的感恩戴德当然有道理。因为为富布赖特工作，克林顿理解了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而当他要申请著名的罗兹奖学金时，富布赖特助他一臂之力，和霍尔特及克林顿的教授一起，为他写了评价很高的推荐信。当他成为1968年全美32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时，克林顿终于跻身于美国的精英行列。他的命运从此改变。因为有罗兹学者的背景，美国最好的法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向他敞开了大门。“我进入法学院去进一步学习有关政策的各种知识。再说万一我在政治上的抱负不能实现的话，我还想选择一个不用担心失业的职业。”（194）。
在耶鲁读书期间，克林顿可以说是读书、政治、谈恋爱三不误，奠定了此后安生立命的基础。通过帮助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竞选，他了解全国性竞选政治的运作，建立了政治关系网；法学博士的头衔帮助他找到了家乡大学的教职，而教授职业的特性使他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参与政治；娶聪明的希拉里同学为妻，不仅让他以后从政时衣食无忧，而且获得了一个终生受用的政治顾问。
与其他夫唱妇随的美国第一夫人不同，希拉里是位成功的律师，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克林顿甚至认为，“我遇到过我们那代人中最能干的人，但我认为在政治潜力方面，她比他们都要略胜一筹。她头脑聪明、心地善良，组织能力比我强，政治技巧与我接近，只不过我的经验更加丰富一些。”（233）希拉里的政治嗅觉最典型地表现在她对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机的选择上。1988年总统大选时，克林顿已经是民主党的热门人选，同时共和党在白宫也已经待了八年，而且还受到伊朗门丑闻的困扰，按理说，是挑战共和党人的绝好机会。但希拉里却认为里根革命尚未结束，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可以乘势当选。而在四年之后，当大部分人认为赢得冷战和海湾战争的老布什不可动摇时，希拉里却认为共和党气数已定，鼓励克林顿参选。克林顿退休前，希拉里再次表现出敏锐的政治嗅觉。这次，她瞄上将要出缺的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位置，随移居纽约。在其近30年的职业政客生涯中，克林顿第一次帮助了自己的贤内助竞选而非相反。如果不是克林顿当时在纽约有高达60%的个人支持率，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竞选的职业妇女，一个刚刚搬到纽约的外来户，是不大可能赢得极为艰巨的联邦参议员的选战。随便提一下，希拉里这个“不一般女人”，很可能还有竞选总统的野心。如果小布什今年赢得连任，那末四年后，希拉里出山的可能性极大，这又将是美国政治的一出好戏。由此看来，克林顿政治人生的铸就，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远大的志向，天资的聪颖，不懈的努力，难得的运气，良好的关系，还有聪明绝顶的老婆！
（四）
在回忆录里，克林顿几次提到了1974年因为水门丑闻黯然辞职的尼克松。其中一处是尼克松在去世前一个月（1994年3月），写给克林顿的“一封长达7页的非常棒的信”。当时，尼克松刚从俄罗斯旅行回来。在信中，他为克林顿的俄罗斯政策出谋划策，要克林顿莫因缠身的官司和国内事务影响优先的外交政策目标：“确保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继续下去。”在尼克松的葬礼上，克林顿赞扬到：“今天，他的家人、朋友和整个国家将因为他一生的总成绩而记住他。但也有人根据与尼克松总统的一生和事业相比微不足道的事情来评价他，但愿这样的日子到此结束。”（660）
说这话时，联邦特别检察官已经开始调查涉及到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投资事件，正是这一调查最终扯出来他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读到克林顿对尼克松的这段评价，突然觉得这或许也应该是对克林顿政治生涯的一个评价标准，进而发现，这两位在政见上尖锐对立的人物，其生活和性格上却有很强的可比性。
与克林顿一样，尼克松自幼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虽然成长的家庭环境比克林顿要和睦，但是，运气却不如克林顿。他以全校第一名成绩从中学毕业后（克林顿是第4名），同时被哈佛和耶鲁大学录取。但因家境窘迫，只得就读家乡（加州）末流学府。大学毕业后，尼克松获得全额奖学金，就读南方名校杜克大学法学院。1937年，他以法学院前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但因为缺少关系，尼克松连联邦调查局的律师职位都申请不到，只好打道回府，屈就老家镇上的一个小律师事务所。尼克松的从政生涯也远不及克林顿顺畅，后者除了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失败和一次连任州长败北外，基本上是少年得志，三十岁不到就竞选上州检察长，接着又是阿肯色最年轻的州长和任期第二长（13年）的州长。最终在1993年爬上权力的巅峰，成为1945年以后，第一位任满两个总统任期的民主党人。而尼克松虽然也曾经是国会最年轻的众议员之一，做过8年默默无闻的副总统，但却连遭1960年竞选总统和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的惨败，并被媒体和政界判处为政治上的死刑。
克林顿和尼克松俩人还是威尔逊总统（任期1913─1921，大学教授出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以来智商最高的美国总统，而且都是靠个人奋斗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对尼克松来说，自由派的媒体时刻都在策划算计他的阴谋。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尼克松对媒体依然是忿忿不平：“水门事件最初是轻微的犯罪，等我卷进去后，就变成重大罪行，等报界和他们那伙人把它抓在手里，就变成国家的问题了。”“报界愿意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掩饰这类罪行，可只要我作点什么，他们就会铺天盖地地攻击我，我早该明白这一点。”（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第439─440页）
对克林顿来说，媒体、社会、国会中的右翼保守派联盟中存在一个要置其于死地的阴谋。在回忆录中，克林顿数次发泄他对右翼的不满和愤怒。在他看来，特别检察官斯塔尔就是这一阴谋的工具，国会对他的弹劾完全是政治迫害，是“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900）借用希拉里之口，他认为自1992年总统竞选起，一直有“右翼大阴谋”要毁掉他们两口子。（851）在他快要结束总统生涯时，一位著名的电视人问克林顿，“假设”他知道有一个想把他赶下台的阴谋但没有成功，他是否高兴。这显然是个假设问题，但克林顿的感觉却是，终于有人指出了皇帝的新衣。“我想这是所有记者中承认这一[性丑闻]事件中存在阴谋的最明显的提问了。虽然他们心里都明白，却不能明白讲出来。”(968)
克林顿和尼克松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非常注意历史对自己的评价，因为一个在面临弹劾时被迫辞职，一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被弹劾的总统。1974年尼克松辞职前，基辛格不得不安慰尼克松说，历史对尼克松的评价将比同代人要仁慈得多。这里虽然有拍马屁的成份，但也是基辛格作为学者的一种直觉。但尼克松马上回答说：“那要看由谁来书写历史。”（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p.1209）克林顿也是如此。在《我的生活》中，他特别提到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称克林顿政绩斐然，“但[因为性丑闻]没能抓住似乎是唾手可得的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接着，他自诩到，“我读过足够的历史书，知道历史总是被一遍一遍地重写。”（967）
（五）
读完《我的生活》，我发现自己成为了克林顿的同情者，就像二十年前读完《尼克松回忆录》时同情尼克松一样。因为读完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做美国总统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即要和可能是反对党控制的国会斗（英国等议会制国家没有这个问题），还要时时刻刻回应充满敌意的媒体。一旦遇到因自身不检点而造成的问题，如克林顿的性丑闻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国会和媒体就会合起伙来把人往死里整，脸皮不厚实在不能做美国的总统，也难怪这两位难兄难弟都怀疑存在搞垮他们的“阴谋”。回忆录能够让读者产生对传主的同情，不能不说是回忆录的魅力所在，但转念一想，这何尝不是回忆录作者的基本目的之一呢？读者的同情完全是基于作者的一面之词，一种不知不觉的诱导。如果负责调查克林顿绯闻案的特别检察官斯塔尔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就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克林顿。善良的读者啊，在读回忆录时千万要警惕哟！
（克林顿著、李公昭、王波等译：《我的生活》，译林出版社，2004年9月）
200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