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科幻文学的苗只种在儿童文学的土里
葛红兵
1954年，郑文光发表了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篇完整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他的《火星建设者》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科幻大奖，他被公认为是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但是，他在中国所获得的荣誉却和“科幻”这个名目无关，1978年他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此后他的科幻小说还曾数度获得全国性大奖，但都是儿童文学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幻小说创作被安置在儿童文学这个大类中，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子类存在。
中国当下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政府背景的科幻小说奖，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尽管已颁发多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由杂志社举办的杂志奖。回想1987年我开始尝试写科幻小说的时候，国内发表科幻小说的园地实在少得可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一两家。《科幻世界》是后来的事情，先前它叫《科学文艺》。现在呢？还是一样，专门发科幻小说的阵地很少。是不是科幻小说真的没有市场呢？不是的，1995年我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两部科幻小说，总印数近10万册。近年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在中国的销量相当可观，至于斯皮尔伯格、库布吕克的科幻电影在中国掀起的票房狂潮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科幻小说应该有一项独立的全国性权威奖项。
这里我不想讨论科幻小说能不能独立成类或者应该归入哪一类的问题，我只想说把科幻小说放在儿童文学大类中作为儿童文学的子类肯定是不合理的。
首先，看科幻并不是儿童的专利，成人也有读科幻的权利；其次，把科幻小说放在儿童文学大类中是导致中国科幻小说儿童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制约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幻小说被看成儿童文学的结果是，科幻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性格、情性描写等都被赋予了儿童文学的特殊要求，它要求纯净且有教益，不能有稍稍复杂的善恶兼具的人物性格，不能有成人的性情描写，这就束缚了科幻小说的手脚，使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1983年科幻小说被当作“精神污染”重灾区就是这种观念的结果。
这一点上，郑文光先生可谓有先见之明，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专治科幻的郑文光先生创作了《地球的镜像》等科幻小说，这些小说用科学幻想构筑了科幻文学，突破科普，走向“剖析人生，反映社会”的新道路，非常值得肯定。科幻小说只有摆脱“儿童文学”的自我束缚，以更大更深的社会视野，更广更切的人文精神，结合以深厚的科学思维和博大的想像力才能真正进入文学主流。
中国文学传统历来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分得很清。五四之前，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五四之后，小说的整体地位上升了，但是，在小说内又分出了各种子类，科幻小说被放到了小说文体的末流。去年，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太空人·机器人·克隆人》），就有记者这样问我：“最近看了你的三卷本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你是一个新生代小说作家，又是大学教授，为什么要去写科幻小说呢？”我知道在他的观念中，科幻小说是小说中的小儿科，一个真正的作家、学者不应该对这样的体裁感兴趣。这样的观念要不得。
科幻能给读者什么呢？我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我知道中小学课堂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大学里教书，接触很多大学生，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健全的，尤其是在思想和感情上。根子在哪里呢？缺乏想像力，他们的想像力被杀死了；缺乏质疑精神，他们的疑惑没有了。我为什么要写科幻小说呢？我想看看我们的想像力能走多远。或者这是中国的问题，有中国传统在里面作祟。先秦的时候中国的孔子怎么教学生呢？《论语》中，真正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听道者、侍从者。老师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是平等地在探索真理，师生是有等级的，老师在上，学生在下。这和西方传统不同，西方的acdemy，传统是柏拉图的，他在acdemy那个地方创建了西方历史上第一座学院，师生不是“你教我学”的关系，而是共同讨论、探求真理的关系。所以，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就没有中国式的师道尊严，有的是平等的探讨。由此，我们会看到柏拉图著作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讨论的智者。事实上他自己也说自己是没有学问的，他只是知识的助产士而已。中国的课堂教学限制了学生的质疑精神，限制了学生的想像力，因而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面是有欠缺的。
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就没有想像力和质疑力的，但是中国传统习惯于把异想天开当成贬义词。前些天还看到一幅这样的漫画，第一幅，画的是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身上装了翅膀想飞；第二幅，是他摔在地上死了。漫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人不要有想像力，不要试图尝试你不知道、没把握的事。我们中学、小学课堂，我们的老师、家长要学生每次都考100分，其实就是在不断地重复这幅漫画，要学生一点儿错误都不能犯。在这样的要求下，谁都会变得谨小慎微的。人没有想像力、试错的权力、质疑的精神，怎么行？人没有幻想是不行的，没有那个摔死的想飞的人，人类就不可能登上月球。我要对少年读者说：你有多大的想像力，你就会有多大的成就，“你想像水，地上就会有水”。
有人认为，想像是应该有限制的，要“科学”地想像。“科学地想像”，是把科学当成对想像的限制，是把“科学”当成了“技术条件”的同义语了，“技术条件”讲的是“可实现性”、“操作合理性”，“科学”不是这个意思，科学是一种精神，是对人类和自然真诚热爱的精神，对人类的明天有信心的精神，是用理性解决问题的精神。“科学”不是工具，而是精神，一种比技术更为本质的人类精神。这种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人，是整个世界。是让我们更加爱人，更加爱地球，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是让我们变得更残忍。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一点。人文精神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学会互相兼容，让我们学会不是靠武力、靠肉体上消灭对方，而是靠对话、沟通、容忍来共同相处，而能够兼纳这种精神本质的科幻小说——我把它命名为“新人文科幻”小说，应该是新时期科幻文学的发展方向。
“新人文科幻”这个词是一个朋友在评论我的科幻小说时发明的一个词。他对我肯定是过奖了。他说：“（我的科幻）小说以科学的想像、现实的人文关怀展开了一系列发生在未来世界的、洋溢着爱与美的旋律的动人故事。这部科幻小说有着作家独有的创作理念，渗透着作家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对社会、人生的种种思考，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不仅仅具有一般科幻小说扣人心弦的曲折的故事情节，又在故事之外给少年读者乃至成年读者爱的启迪，引导读者对于个体价值、想像力和科学精神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我的小说没有那么好，不是谦虚，是的确没那么好，但是他这段话非常好，如果把他这段话作为对科幻小说创作理念的概括，我很赞同。我认为科幻小说不是科普教育而是人性教育、科学教育，科幻小说应该强调对独立个体的尊重，对地球上一切生命乃至整个宇宙的爱，“科学”应与人道相结合，与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相结合，科幻作家应该科学意识和人文素养兼具。我呼唤一种兼具科学精神、审美价值的新人文科幻小说。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