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创科幻在冷落中前行
李凌俊 吴飞
中国“科幻小说之父”去世
对郑文光的去世，媒体报道得很少，而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科幻协会却发布了消息，他是该协会很少的几位中国籍会员之一
6月17日，清晨5时53分，中国"科幻小说之父"郑文光在脑中风20多年后悄然离开人世。
6月26日，雨，北京八宝山兰花厅，享年74岁的郑文光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深色西服躺在花丛中。许多从网上得知消息的科幻爱好者冒雨前来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送行，花圈从主厅一直摆到过道。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北大、清华的学生，但几乎没有记者。有网友在评论中说，"美国一位科幻大师去世了，那是轰动世界的新闻。""中国的媒体只要有个小艺人的花边，可能就有大量报道。"
对郑文光的去世，中国的大小媒体报道得很少，绝大部分人是从互联网上得到消息。而隔着太平洋，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科幻协会却发布了消息，郑文光是该协会很少的几位中国籍会员之一。
科幻作家和研究者吴岩说，“郑文光在开创新中国的科幻事业、在探索科幻小说的多种可能性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郑文光等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有人因此选择了航天事业，还有人因此毕生致力于普及现代科学和倡导想像力的工作。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年代，这些人也许会青史留名，而引导他们从事科学事业的郑文光却在孤寂落寞中离去。
在西方有着很高地位的科幻文学在中国却一直命运多桀，被认为是“给小孩看的”，不登大雅之堂。在科幻文学地位低下的今天，许多人也许根本不知道郑文光是谁，不知道这位淡泊名利的老人究竟取得过怎样的成就。
这位74岁的老人身上，有着许多的"第一"，他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他是迄今唯一荣获国际科幻奖的中国科幻作家。
郑文光，1929年4月9日出生于越南海防，70年代初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文学史研究，历任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1954年，郑文光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第一次用精确的技术语言，把中国人的视线拉向宇宙。这篇作品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之后，引发了北京地区火星观测热潮，人们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排起长龙看火星。
从此，郑文光开始了在科幻文学领域的艰难拓荒。50年代，他先后创作了科幻小说集《太阳探险记》、科学文艺读物《飞出地球去》、科普译文集《宇宙》。他的短篇小说《火星建设者》获得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科幻大奖。
1978年，中国出现了第二次科幻浪潮，郑文光再次成为中流砥柱。这一年，他发表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神翼》获得1980--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1990年全国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银质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捷克等多种文字。
在科幻爱好者心中，郑文光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是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的会员，1998年，他获得中国科幻终身成就奖。
尽管媒体冷落了本该拥有更多赞美之辞的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但读着郑文光作品长大的读者却永远忘不了这位朴素、睿智，永远充满童心的老人。
本报记者李凌俊
回首：百年艰难拓展
中国的科幻创作起步比西方晚了一百年，此后又屡经坎坷
1818年，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发表了世界上首部科幻长篇小说《科学怪人》，要到100多年后，中国才有了自己的首部科幻长篇；1870年，凡尔纳发表科幻长篇《海底两万里》，讲述了潜水艇"鹦鹉螺号"的海底探险故事，作品发表时比世界上第一部潜水艇诞生早了好几十年。回顾中国科幻创作的道路，用发展一词实在是显得苍白，时至今日中国的科幻创作仍处于一个拓展阶段。科幻作家、理论家吴岩把中国科幻创作的拓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1903年鲁迅由日文翻译凡尔纳的科幻长篇《从地球到月球》（当时以《月界旅行》为书名出版），拉开了中国接受科幻小说的序幕。鲁迅译介科幻小说是希望通过科幻小说将西方科学技术传达给国民，鲁迅开的这个头使"普及科学知识"成为近90年中国科幻小说存在的中心价值。解放前中国涌现过如顾均正这样的优秀科幻小说家，以及老舍的《猫城记》这样的软科幻作品，但总的来说，由于创作环境所限，一直没有一个大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从50－60年代加上"文革"后的70年代末，吴岩把这一阶段称作"划界期"，文艺界的指挥棒把科幻划入儿童文学和科普文学中不能逾界。从1954年郑文光发表《从地球到火星》以来涌现的科幻作品很多，但感觉上所受限制太多。包括在"文革"结束后也涌现出一个科幻创作高潮，但仍然是对五六十年代科幻创作的回归，还是没有突破原来加给科幻的那个界限。
第三阶段是80年代初，吴岩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尝试越界期，一批老的科幻作者，想要突破儿童文学和科普文学的界限，创作出一些社会意义与科学意义并存的作品。这些作品并不是很成功，反倒是这批作者发表的一些关于科幻作品要摆脱原来框架的理论观点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社会上对这些观点的讨论很多，但认为这种科幻创作毫无意义的观点占了上风，有文坛权威人士认为，既没有教育意义又没有科学普及意义的科幻创作简直是一种精神污染。在1983年，这样的讨论有了定论：科幻创作遭到冷落，所有科技出版社不允许出版科幻作品，中国的科幻创作陷入停顿。
科幻创作的复苏要到1991年，《科幻世界》杂志成为中国科幻创作的一面旗帜，在它的努力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在成都召开。韩松、星河、杨鹏等新人开始科幻创作。吴岩把这一阶段称为"刀锋边缘期"，因为这个时期的科幻作者已完全换代了，新一代的作家受到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仍无法给中国的科幻创作定位。
见习记者吴飞
呼唤：有影响力的科幻
科幻作品在中国具有巨大的读者群
科普、科幻、奇幻：三种概念有待区分造成中国科幻创作这样的现状有不少根深蒂固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历来科普、科幻、奇幻三种概念的混淆。特别是科幻和科普，前面提到过在五六十年代划界限的时代被明确划在了一起。科幻远非科普读物普及一下科学知识那样简单，也远非奇幻文学那样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科普小说家卞毓琳这样评价科幻作品：优秀的科幻作品需要在科学知识和想像力这两块基石上体现作者对科学的态度和对人文的思考。
科学与人文：缺一不可的知识储备
其次是人文和科学的隔膜。葛红兵说，中国科幻作者历来面临的问题是科学知识丰富的人在艺术上缺乏经验，艺术上的高手则缺乏厚重的科学知识的积累。
最后，对科幻创作的一些偏见阻碍了科幻创作的发展。吴岩说，为什么1983年的时候科幻作品会被作为精神污染物看待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一旦看到科幻淡化了科学教育意义就认为是在胡扯。想像力对科幻创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东西，现在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能力不比外国人差，缺乏的是想像力。
第一推动力：中国热爱科幻的人群非常庞大
然而，中国的科幻创作依然是有前途的。首先在中国热爱科幻的人群是非常庞大，斯皮尔伯格和库布吕克的科幻电影在中国屡创票房佳绩，前一阵子霍金的《时间简史》中译本在上海一度热卖，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中译本各版本总印数超过了十万册，这些现象都可以反映民众对于科学读物的渴求。科幻作品在中国的潜在市场将非常巨大，现在是读者在寻找好的科幻作品而不是好的科幻作品担心找不到读者。
吴岩还说，中国的“神州号”宇宙飞船马上就要上天了，在历史上美国苏联的载人宇宙飞船上天都掀起了世界科幻小说发展的一个高潮，现在就是不知道中国作家能不能抓住这个契机
。
见习记者吴飞
现状：不容乐观
一份调研资料显示：读者最熟悉的科幻作家及作品，位列前三名的都是外国作家和作品
当代科幻创作领域要数王晋康、韩松、绿杨、星河四人最为活跃，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王晋康的创作以“对未来做出高兑现率的预言”著称，这得利于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1993年他凭借处女作《亚当回归》一举夺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其后连续发表的20余种、50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得该奖项的特等奖和一等奖。韩松以《宇宙墓碑》敲开科幻文坛之门，并获首届"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他的作品注重深入开掘人性与艺术表现。星河自1992年起先后创作了共计100万字的作品，曾获"冰心奖"、"中国科幻银河奖"等，他的作品十分适合青少年阅读。出道较早的绿杨1980年起便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作品，90年代后以"鲁文基系列"树立起创作特色，并凭借该作品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他一向坚持科普式的写法，生动体现"知识就是力量"。
中国科幻创作起步比西方晚了一百多年，其间又屡有坎坷。今天虽然有仍在活跃着的科幻小说作者，但是他们的科幻作品的影响力比起西方影响过一代人的科幻巨著相差太远，这些科幻作品的名字也仅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能被叫得出。根据一份调研资料显示，科幻读者对科幻作家提及率前三位的都是外国作家，依次为凡尔纳、阿西莫夫、克拉克。对科幻作品提及率前三位的也都是外国作品，依次为《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与拉玛相会》。可见中国缺少真正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品和科幻作家。
真正伟大的科幻小说是非常难写的。评论家葛红兵说，一步优秀的科幻小说必须在科学和社会两方面都具有前瞻性的认识，这就要求作者同时要有科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知识积累，中国没有但需要有这样的科幻小说：能给人以希望、给科学以启迪、并有对未来的合理预测。
同时，中国缺少科幻期刊，现在有影响的仅成都的《科幻世界》一家。而且《科幻世界》又要分心照顾到科学普及。连《科幻世界》也屡次表示，中国的科幻创作阵营需要一本真正专业的核心刊物来作为指导科幻文学评论的旗帜。
葛红兵还谈到中国缺一个专门的科幻文学奖。由于历史问题现在中国的科幻作品只能参与儿童文学奖的评奖。在儿童文学已经和科幻划清界限的今天，没有一个专门的科幻文学奖是不利于科幻创作的继续拓展的。
(摘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