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晚，在伦敦，他总算得偿所愿，不仅得了奖，而且得到的还是终生成就奖，尽管他只有52岁，正值创作的壮年。
穿着礼服的格里沙姆捧起2007年度大英图书奖（British Book Awards）的金笔型奖杯，兴高采烈地说：“我等不及要带着这个Nibbie回美国去，告诉大伙儿，书可以获得怎样的赞颂。”
正像电影界的学院奖有昵称“奥斯卡”一样，大英图书奖也被亲切地唤作“Nibbies”。该奖创办于1990年，今年已是第18届。与布克奖等由专家评选的文学奖不同，它是一个出版界的业内奖，评委会由150名来自出版界各方面的代表组成，获奖图书不仅要有足够的水平，公众影响力和销量也是不可或缺的指标。而它每年春天的颁奖典礼，则号称“书业的奥斯卡”，主办者邀集各路名流，甚至当红影星、模特为获奖的作家颁奖。
3月30日，大英图书奖一口气颁出了12个Nibbie。名单如下：
终生成就奖：约翰·格里沙姆
年度最佳阅读：《谋杀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Murder），作者：杰德·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
年度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年度传记：《笑声》（The Sound of Laughter），作者：彼得·凯（Peter Kay）
年度图书：《少年危书》（The Dangerous Book for Boys），作者：康和哈尔·伊格尔顿（Connand HalIggulden）
年度童书：《深层动怪》（Flanimals of the Deep），作者：里奇·杰瓦斯（Ricky Gervais）
年度惊悚小说：《死者命名》（The Naming of the Dead），作者：伊恩·兰金（Ian Rankin）
年度新人：维多利亚·希思洛普（Victoria Hislop），作品：《岛》（TheIsland）
年度大众小说：《来者何人》（Any body out There），作者：玛丽安·基斯（Marian Keyes）
年度体育图书：《杰拉德自传》（Gerrard: My Autobiography），作者：斯蒂芬·杰拉德（Steven Gerrard）
年度影视图书：《穿普拉达的恶魔》（The Devil Wears Prada），作者：劳伦·魏斯伯格（Lauren Weisberger）deciBel
年度作家：杰基·凯（Jackie Kay），作品：《但愿我在这儿》（Wish I Was Here）
（摘自《中华读书报》）
当书籍的墨香已被商业气息充分掺兑的现时社会，畅销书的制作如同吧台上调制鸡尾酒一样，成为一门有可能日益兴旺的手艺。惊悚疑案小说《谋杀的解析》就是这行业的一个新产品。
调酒师必须具备“独门功夫”，不然的话他很难有出彩的机会。《谋杀的解析》作者亮出的绝活是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虽说这位贾德·鲁本菲尔德先生具有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显赫学者身份，在宪法学研究领域颇有声望，可写惊悚小说却与写学术著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条道。由于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弗洛伊德，又娴熟莎士比亚戏剧。鲁本菲尔德先生便用学斋考据的手法，将自个儿擅长的这两个“强项”，在小说中舞动得呼呼生风。
惊悚小说的传统材料是疑案悬念。《谋杀的解析》劈面亮出一件美貌少女遭性肆虐狂侵犯、被勒杀的凶案，恰到好处地挑逗人们天生的窥探欲。故事对利维福特小姐和阿克顿小姐相继遭袭的情节安排，引出了纽约警局老资格的验尸官胡格尔先生和颇有福尔摩斯侦破风格的警探利托莫尔，凶案发生的地点又将纽约富豪邦威先生和他的太太、美得惊人的克拉拉推上舞台。几位与本书情节相关的主要角色就这么先后登场。然而，这几位还算不上是“领衔主演”，真正的大牌是弗洛伊德，还有荣格。
根据资料记载，1909年的秋日，弗洛伊德和荣格确实乘坐邮轮到纽约进行过讲学活动。然而弗洛伊德此行的最终观感似乎不那么心旷神怡。或许当时他遭遇了某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考证和想像让《谋杀的解析》凭此无中生有，或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制造了这部小说最耸人听闻的效果。鲁本菲尔德先生敢于斗胆这样玩一手移花接木，倒也与他的学术研究有关。尽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精神分析学崭露头角，弗洛伊德用催眠方式成功治疗歇斯底里症后，使人们半信半疑地认识了“潜意识”、“压抑”，“俄狄浦斯情结”等术语。但同时，传统神经病学科医师已明显感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将遭到弗洛伊德这个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入侵的威胁。《梦的解析》出版的最初6年里只卖出351册的惨淡记录，也没让他们感到轻松，反而坚定了要扼杀这个学术“异端”的决心。正是这段历史背景，使《谋杀的解析》中让真实的弗洛伊德、荣格和虚构的美国心理医师扬格——精神分析学的信徒，一起同台演出，还让美国历史上确有其人，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持对立立场的“学术三巨头”——达纳、萨奇和斯塔尔，也进入虚构的小说中。当然出于情节的发展需求，给他们三个人画上了行为歹毒的脸谱，又添上在幕后掌控一切的神秘色彩。
《谋杀的解析》故事情节是精神分析学病例“少女杜拉的故事”的文学版本，文学照例是要节外生枝，锦上添花的。“少女杜拉的故事”这个病例颇具争议，《谋杀的解析》因此就能从容不迫地将它说个天花乱坠。情欲、爱情、肆虐狂、同性恋和“移情”（包括从文学和心理学上对“移情”的描述和阐释）都一古脑儿地在小说的情节中相互牵扯，彼此交缠，让读者沉溺其中，无法脱身。真实与虚构共存，学术气和故事性齐舞。《谋杀的解析》就这样妖娆无比地释放着自己的诱惑力。至于最终凶手落网的结局尽管出乎意料，人们的思考还会难以释然。
在《谋杀的解析》中，除了对“俄狄浦斯情结”和《哈姆雷特》的全新读解，荣格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传承和背叛，是这部小说将悬疑惊悚小说“全面升级换代”的一个显著特色。一般来说，虚构作品多半在情节安排和场景描述上花力气，而《谋杀的解析》却更上一层楼，鲁本菲尔德充分调动了学术研究的考证功力。他在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时，为了让真实史料和虚构情节有机融合，还详细研究了20世纪初的纽约曼哈顿，对此时此地的建筑、街道、社会风俗，在小说里一一复原，包括出租汽车的油漆颜色，都按当时史实进行叙述和描摹。在意于以真写假，产生以假乱真的效果。看来除了调制鸡尾酒的技巧，鲁本菲尔德先生还有一手如今古董商“做旧”的本领。此技巧，那本领，让《谋杀的解析》成为悬疑小说中“羊群里的骆驼”。
“可是，我的朋友们，”弗洛伊德说：“那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美国？”
“扬格，”布里尔解释给我听：“问题是这样的：心理分析在欧洲到处受到排挤，然而在这儿，在遍地清教徒的美国，弗洛伊德即将接受他的第一个荣誉学位，还应邀在一所享有盛誉的大学做演讲。这怎么可能？”
“荣格说，”费伦齐插嘴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并不懂得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他们一旦理解了，他说，就会将心理分析像一块热铁那样丢下。”
“我可不这么想，”我说：“我认为它会像野火那样蔓延。”
“为什么？”荣格问。
“恰恰因为我们都是清教徒，”我回答说：“但我有些事情要……”
“恰好相反，”费伦齐说：“一个清教徒的社会应该禁止我们。”
“它会禁止你们，”荣格大笑说：“只要它一旦弄清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美国人也算清教徒？”布里尔插口说：“我看魔鬼更像清教徒。”
弗洛伊德陷入沉默了，若有所思。我怀疑是不是布里尔的牢骚让他烦恼，我自己也觉得荣格有点不对劲。我还在寻思他说荣格“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重要”是什么意思。
“布里尔是个偏执狂，”费伦齐突然对弗洛伊德说：“没事的。”
“偏执狂也不会把什么事情都弄错。”弗洛伊德回答说：“你听到荣格的口误吗？”
“什么口误？”费伦齐说。
“他说漏嘴了，”弗洛伊德回答说：“他说‘美国将会禁止你们’——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弗洛伊德又陷入沉默。我们沿着百老汇一路来到联合广场，然后从第四大道转到波维利路，穿过下东区。经过赫斯特街市场那些打烊的货摊时，我们不得不减缓速度。虽然已经将近十一点，街道上还是挤满了犹太人，他们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打扮也很奇特，从头到脚一身黑。他们和很多移民一样，住在又闷又拥挤的廉价公寓，也许是天气太热了睡不着。他们臂挽臂走着，或者围成一小圈，大打手势，高声争吵。他们说着混杂的低地德语，也就是希伯来人所说的意第绪语，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就是新世界了，”弗洛伊德从前面的座位评论说，有点不快：“他们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就为了重获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东西，这又是何苦呢？”
我斗胆问道：“你不信教吗，弗洛伊德大夫？”
这个问题冒失了。开始我以为他没有听到。费伦齐替他回答：“那要看‘信教’的‘教’是什么意思。例如，如果信教意味着相信上帝是由集体的俄狄浦斯情结激起的巨大幻象，那么弗洛伊德非常信教。”
现在弗洛伊德第一次用那种我在码头见过犀利眼光盯着我。“我来告诉你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思维过程。”他说：“我问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对你来说，这等于说‘他们到这里来寻找信仰自由’，不过你犹豫了一下，因为这似乎太明显了。然后你寻思，如果我，一个犹太人，不明白他们是为信仰自由而来，一定是因为宗教对我来说无足轻重，乃至我无法理解它对他们有多么重要。所以你问了那个问题。我没说错吧？”
我吃了一惊。“完全正确，”我回答说。
“别担心，”费伦齐插口说：“他对大家都这样。”
“那么，你问了我一个直接的问题。”弗洛伊德说：“我会给你一个直接的答案。我是最不信教的人。每一种神经疾病对它的患者来说都是宗教，而宗教是全人类的神经疾病。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赋予上帝的特性，反映了我们在婴儿期和随后的儿童期的恐惧和愿望。任何人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有关人类心理的第一件事。如果你在寻找的是宗教，请别追随我。”
“弗洛伊德，你这就不公平了，”费伦齐说：“扬格可没说他要找的是宗教。”
“这个孩子对我的那些想法有兴趣，他应该也知道它们的言外之意。”弗洛伊德打量着我。刹那间，他的严厉消失了，几乎像父亲那样看着我。“因为我可能也会对他的想法感兴趣，我把问题还给你：你信教吗，扬格？”
我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父亲信教，”我说。
“你回答的问题又不是他问你的，”费伦齐插话说。
“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弗洛伊德说：“他的意思是：因为他父亲相信，他倾向于怀疑。”
“没错，”我说。
“但他也在寻思，”弗洛伊德补充说：“这样的怀疑是否合理。这让他倾向于相信。”
我只有目瞪口呆。费伦齐问出我想问的问题：“你怎么能够知道？”
“这是从他昨晚告诉我们的事情推断出来的，”弗洛伊德回答说：“他说学医是他父亲的愿望，不是他自己的。再说，”他自得地抽出一根雪茄，加上一句：“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但荣格没等我回答。相反，他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你昨天问弗洛伊德他是不是信教。问得好，扬格。”这又是个第一次：荣格此前从未称赞过我说的任何话。“不用说，他告诉你他不是。他是个天才，但他的洞察力也危及到他。一个人毕生都在检查病人、侏儒和下等人，也许就会看不惯健康的人、高个子的人和上等人。我就是一个不相信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人。你呢？”
“我不知道，荣格大夫。”
“但没有人把你拉向这种思想。它不会一直诱惑你。对他们来说，它会。”
我只好问他说的他们究竟是谁。
“他们所有人，”荣格回答：“艾德勒 ，斯特科尔 ，布里尔，费伦齐——很多。他让自己身边围满这……这种人。只要是高贵的东西，他们全都希望将其扯下来，将其归结为生殖器和排泄物。灵魂不可能被还原为肉体。即使爱因斯坦，他们的自己人，也不相信上帝会被消灭。”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经常到我家共同进餐，”荣格回答：“但他也有这种简化的倾向。他将整个宇宙简化成数学法则。显然，这是犹太人的精神特性。犹太男人是这样的。犹太女人就只是好斗而已。布里尔的妻子是这类人的典型。聪慧，不漂亮，但非常凶。”
“我相信露丝·布里尔不是犹太人，荣格大夫。”我说。
“露丝·布里尔？”荣格哈哈大笑：“一个姓这个的女人只能属于一个宗教 。”
我没有回答。荣格显然忘记露丝的本姓未必一定是布里尔。
“亚利安人”，荣格继续说：“ 本质上是神秘的。他不会试图将一切降低到人类的层次。在美国这里，也有同样的简化倾向，但有所不同。这儿的一切都是给儿童造的。所造的一切东西都很简单，简单得儿童也能理解：路标、广告，所有的东西。甚至人们走路的姿势也像儿童：甩着手臂之类的。我疑心这是你们和黑人混在一起的结果。他们是本性善良的种族，也非常虔诚，但头脑太简单了。他们给你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注意到你们南方的人说话带着黑人的腔调。这也解释了贵国的母系社会特质。在美国，女人无疑是掌权的人物。你们美国男人是绵羊，你们的女人扮演的是贪婪的狼群。”
我讨厌荣格脸上的颜色。起初我以为他脸色变好了，现在看上去太红了。他的思维也叫我担心，理由有好几个。他的谈话毫无条理，他的逻辑是错的。他的含沙射影很费解。还有，虽然荣格来美国才两天，但我觉得他自认为对美国非常了解——尤其是谈到女人的时候。
布里尔和我向他保证，这样的火车非但存在，而且我们还将去搭乘它呢。除了穿越哈德逊河的全新隧道，霍伯肯地铁还有值得吹嘘的创举：全套的行李服务。那些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旅客，登陆之后全部要做的，只是在行李写上他在曼哈顿入住宾馆的名字。码头工人将箱包装载上地铁的行李车，剩下的交给另一头的卸货工人处理。我们享用了这种周到的服务，走上俯瞰哈德逊河的月台。红日西斜，浓雾渐渐散去，露出起伏的曼哈顿天际线，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电灯光芒。我们的客人惊奇地看着广袤的天际线，看着那些尖耸入云的高楼。
“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布里尔说。
“昨晚我梦到罗马了，”弗洛伊德回答说。
我们——至少是我——迫切地等待他说下去。
弗洛伊德吸了一口雪茄。“我在走路，一个人，”他说：“天刚黑，就像现在。我走到一个商店橱窗，里面有个珠宝盒。那当然意味着一个女人。我四下看。很尴尬，我走进的街区居然整个都是红灯区。”
关于弗洛伊德的教诲是否对传统性道德构成了挑战的争论开始了。荣格坚称确实构成了挑战，实际上，他认为人们要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不算理解弗洛伊德的微言大义。他说心理分析的全部要旨在于，社会上的性禁忌非但愚蠢，还对人们身心有害。而一旦对弗洛伊德的发现心领神会，只有懦夫才会屈从于文明的清规戒律。
布里尔跟费伦齐极力反对。心理分析是令人对自己诸种真正的性欲望了然于胸，而非惟它们马首是从。“当我们听到一个病人的梦境，”布里尔说：“我们解释它。我们不会告诉病人去实现他潜意识中的欲望。反正我不会。你会吗，荣格？”
我注意到布里尔和费伦齐在阐发弗洛伊德观点的时候，偷偷望着他，我认为他们是在期待他的赞许。荣格从不这样。他显得胜券在握，或者假装如此。至于弗洛伊德，他对双方不置可否，显然很乐意看他们争论不休。
“有些梦不需要解释，”荣格说：“它们需要行动。想想弗洛伊德教授遇到妓女的梦境吧。含义再清楚不过了：被压抑的利比多，被我们将到达的新世界的预期激发出来了。谈论这样一个梦境没什么意义。”他转向弗洛伊德。“为什幺不将其付诸实践呢？我们在美国；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弗洛伊德第一次打断了他：“我有妻室了，荣格。”
“我也有。”荣格回答。
弗洛伊德扬起眉毛，点点头，但再也没说什幺。我提醒同行诸人是时候上火车了。弗洛伊德最后一次看了看铁轨。一阵猛风吹拂我们的脸庞。我们都凝望着曼哈顿的灯光，他微笑说：“要是人们知道我们给他们带来什么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