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与英美俄等国家，畅销的往往都是那些评论家认为等而下之的商业类小说。同时更大的问题在于，用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这类小说为何畅销。
有人说，时下的中国是大众化阅读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阅读畅销的大众文化作品者远多于痴迷名著者。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不只涉及到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同时也正是文学理论面临的窘境和挑战。
如何看待畅销小说
乔治·普莱在《批评与内在性体验》中说：“阅读是使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主观原则得以变化的行为，严格说来，这种变化不再有权将那个我看作我的我。我被带给另一个。而这个另一个在我的内心里思考、感觉、忍受痛苦并行动。这种现象最明显和最幼稚的形式是对诸如惊险小说等廉价读物的着迷。”
这一段话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其一，作者承认对诸如惊险小说等廉价读物的着迷。其二，作者贬低诸如惊险小说这种畅销小说。其三，作者承认惊险小说这种畅销小说对自己的深刻的影响。事实上，这三个事实人们一直以来都很清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拒绝在理论上探讨它们。为什么？人们认为畅销小说带来的阅读快感更多地和人的生理满足相关，在层次上远谈不上审美愉悦，在道德方面也处于劣等地位。同时，畅销小说形式粗糙，实行模式化操作，缺乏创新。在内容上只是在编造梦想或者胡说八道，没有反映现实生活。而且，在表现优美情思或者崇高思想方面，畅销小说更是多遭诟病。因此，即使被它吸引，人们也认为它是不入流的文学，拒绝讨论。
畅销小说果真这样低劣，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忽略它吗？
事实好像正好相反。2000年出版的《中国书业调查》显示：文艺类图书是目前大学生最想看的书。而在人们最常购买的图书中小说赫然排名第一。在小说中，畅销小说又当仁不让地成为读者的首选书单。不可否认，一些经典小说，如《围城》也可以成为畅销小说。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畅销的往往是那些知识分子们认为等而下之的商业类小说，比如《挪威的森林》、《马语者》、《菊花香》等。
其实，历史上也有同样的现象：民国初年第一大畅销书徐枕亚的《玉梨魂》在十多年间再版三十多次，出版家张静庐称之为民国二十年来卖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二十多版，对此，范伯群这样分析：“张恨水是一位善于脍炙通俗化的三鲜汤的能手。他能将满脑子的‘板荡识忠臣’一类封建思想的关寿峰和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维新人物樊家树粘合在一道，成了忘年交，这种熔于一炉的手法，迎合了爱看言情或者武侠小说的不同读者之所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是销数最多的一部。无名氏的浪漫爱情小说也很受欢迎，谈及自己创作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的动机时，他说：“立意用一种新的媚俗手法来夺取广大的读者。”他的这种“媚俗手法”指的是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一见钟情的模式、悲切煽情的结局，以及故事中套故事的男主人公忏悔回想结构、制造悬念和神秘效果的叙述方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庸一起畅销的还有侦探小说、港台言情小说。当时《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深受欢迎，至今仍然影响广泛。梁凤仪的财经爱情小说则在大陆刮起了一阵阵的“梁旋风”。
我们的理论哪里出现了问题？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理论哪里出现了问题？实际上，传统文论的一些中心观念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们曾经是必然的、不可质疑的权威性，比如道德观念。道德的起源是由于资源有限，必须保证集体的生存和当权者的享乐，之后道德原则变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拥有话语权的当权者制造意识形态规训民众应当追求“高级”的快乐，告诉他们过多的色欲、感官的快乐是下流的、低级的，自己却在这类低级的快乐中流连忘返。
类似地，畅销小说产生的阅读快感并没有多少让人鄙视的理由。又如创新观念、传统文论认为好的文学应当具有开创性，拒绝模式化。但是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或者正在进入消费社会，读者要像消费商品一样消费小说，从中获得娱乐和信息。而模式化的畅销小说容易消费，容易得到预期的快感。再比如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前的小说要充当意识形态的载体，在今天这个民主化的社会，人们不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什么是道义和责任，他们知道自己作为个体的单个人应当追求自己的幸福，应当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汲取自己的快乐。事实上，现代消费主义正是消解意识形态的最为有力的工具。
新派武侠小说正是凭借着属于消费主义范畴的都市性和商业性解构了民族和阶级的宏大叙事，突出了市民的价值观和文化消费趣味，为广大读者制造了绵绵不绝的阅读快感。对于某些现代男性来讲，爱情不过是色欲而已。所以他们需要在小说中消费色欲，消费调情，消费刺激。《鹿鼎记》中对于情爱关系的处理很能说明问题。金庸乐此不疲地让韦小宝周旋于漂亮女性之间，以色欲和调情本身作为看点吸引读者。因为需要不断刺激，韦小宝只好不断地遭遇女性，发展到最后他竟然有了七位夫人。众多女子的多情陪衬，不学无术的小男人功成名就，其乐融融，无疑符合市民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的消费趣味。因为现代生活的平面化、异化和无趣，读者需要有趣的小说，不论这种有趣是高雅还是低俗。香港所特有的搞笑——常常在男女关系上插科打诨——也经常出现在金庸的小说中，比如《笑傲江湖》中美貌的小尼姑仪琳身陷淫贼田伯光之手，为令狐冲所救后，当着武林各派向师傅定逸师太转述的情景就充满了搞笑的对话。
同时，新派武侠小说不仅有“低俗”的搞笑，也有高智商的讽喻、戏拟等高雅的阅读快感。《鹿鼎记》中就充满了对民族大义、江湖侠义等宏大叙事的戏拟和反讽。韦小宝与茅十八在江湖规矩方面的冲突、韦小宝对陈近南的民族大义的揶揄暗讽，韦小宝的市民哲学给顾炎武等当世大儒造成的尴尬，无一不传达了一种小市民的享乐主义倾向，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讽喻性的娱乐。
需要转换一种视角
同样的例子国外更多，撇开高度商业化的美国不说，看看离消费主义还有一段距离的俄罗斯。俄罗斯畅销小说作家包里斯·阿库宁，专长是犯罪和侦探小说，其幽雅轻巧的结构和完美结局吸引了大批读者，其系列作品销量早已突破800万册。作为一个悬疑小说家，阿库宁的叙事技巧驾轻就熟。经常是随着嫌疑犯的圈子渐渐缩小，系列小说的主角范多林的算计天才总是抢先一步，从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和合理，最终总能让事件水落石出。阿库宁吸收经典小说中的手法：让所有的角色都有嫌疑，直到最后才笔锋一转，抖露出案件真相。
评论家们花了大量笔墨分析解释，为什么拥有显赫文学传统的俄国人会对阿库宁的神秘小说趋之若鹜。评论家为他的小说品类归属伤透了脑筋。纯文学论者将阿库宁的作品归于惊险小说。这类纸皮本小说带着典型的悚动和血腥的封面撒遍大街小巷地上地下，是俄罗斯人在地铁上打发时间的低等读物。但是，阿库宁的作品往往是在表层撒了一层纯文学的糖粉，取悦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读者：最有眼力的读者欣赏他驾御历史素材的想象力，那些最不挑剔的读者，还是可以把他的作品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它们具备所有消闲小说所应有的任何元素。它们拥有“严肃”文学的外表，把文学经典中的优异特性运用到极致，但在情节和故事的设置上则顺应民意，迎合老百姓的平常口味。
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杰姆逊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商品渗透了人的无意识，使得文化领域内的一切精神维度都消失殆尽。旧式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商品消费。而阅读畅销小说，就是一种文化商品的消费。从这里也就能明白它为什么又叫商业小说了。
这就需要我们转换一种视角，从文化商品消费的视界、维度和出发点来审视有关畅销小说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有它特定的应用对象，传统的文论用于传统的文学很合适，但用于商业性的畅销小说就不是很对路。我们不能简单将商业畅销小说归入通俗文学或者低级文学就存而不论。可取的方法是，按照它的规律、范围、特点搭建一个理论平台，然后在批评操作中完善它。比如，商业畅销小说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或获取阅读快感。这种快感不论高雅还是低俗，都应当成为理论关注的对象。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种以阅读快感为中心，以读者的消费趣味为重点的小说理论，专门用于畅销小说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