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莱坞的“英雄史诗热”看中国电影
李宏伟 孙萌
2004年，好莱坞的“英雄史诗热”席卷全球，“阿克琉斯”和“赫克托耳”等原本拗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中国观众心里，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好莱坞拍英雄确实有一手！反观中国国内，这些年来关于英雄的影片很难得到普通观众的青睐。究竟是本土英雄的魅力不够？还是拍英雄的手法出了问题？
在中国的电影里，英雄壮举的原因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阶级感情，如果故事不是发生在革命年代，那就是民族英雄主义，只要把这些抽象的主义挂在那里，导演就只需让演员在镜头前大义凛然、斗志昂扬了。用这种抽象概念超越具体行动的方法拍出的“英雄片”其实应该称作“模范秀”。
更可怕的是，在中国的电影里，英雄的壮举干脆没有原因。例如《可可西里》，直到主人公日泰被盗猎者打死后，观众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出生入死地保护藏羚羊。英雄壮举动机的缺失让他们身上少了一种人性的光辉。
而好莱坞恰恰相反，他们的英雄做出壮举时总有一个私人的原因。比如亚瑟王，他原本对罗马有深厚的感情，在多年厮杀后准备回到心中的圣城，直到听说自己的精神导师被罗马所杀后，亚瑟才重新认同自己体内流淌的英国血液，决定留在英国，保护同胞免受撒克逊人的蹂躏。对于亚瑟的骑士来说，留在英国“甘洒热血”并不是想“写春秋”，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英国百姓，而是因为不忍心让自己的伙伴亚瑟孤军奋战，说白了，就是为了哥们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把这称为“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拔高方式”。不管怎样，对于不是英雄的普通观众来说，这样的英雄才能与观众的心产生共鸣。
从早期的《十诫》、《宾虚》到近年来的《勇敢的心》、《角斗士》，好莱坞拍摄英雄史诗片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把“英雄”、“反英雄”、“非英雄”的元素糅在一起来塑造英雄，用不完美来显示亲和感。
电影有熏陶功能、审美功能、认知功能和教化功能。一味强调教化功能，是国内电影英雄形象干瘪的主要原因。
据介绍，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大多是严格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具体说，就是先有了意识形态，然后再堆积出模式化的情节来体现它，生搬硬套，自然没有“毛茸茸的”生活感觉。为了让英雄显得崇高，编剧还要对英雄原本丰富的生活进行剔除、雕饰，让他们英雄得彻头彻尾，有时甚至不近人情：凡是扶贫官员就都要像焦裕禄一样积劳成疾；凡是反腐官员就要纠出自己的小舅子；一说到警察局长就要像大禹治水那样“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闹离婚，儿女不相认……为了让英雄形象高大，就让他们压抑自我、委曲求全、甚至窝窝囊囊，一部部影片苦水四溢，这种处理方法不仅伤害了英雄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且愚蠢地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好莱坞的英雄形象有被编剧拔高的嫌疑，但好莱坞的英雄仍是生活在常态中的人，他们既追求爱情，爱护家庭，又为了社会、为了公众奉献自身。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是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孤立的。好莱坞刻意避开那些在我们看来极其崇高的东西，如前不久上映的美国影片《云梯49》中，消防员杰克?莫里森出生入死一是因为敬业，二是因为家庭，当他纵身火海时，头脑中浮现的是职责、尊严和心爱的妻子，这时候，一个丰富、丰满、立体、感人的英雄形象已经呈现在观众面前了，再加上这精神那情怀都是画蛇添足。
此外，好莱坞的电影中也传达着意识形态，但除了迈克尔?摩尔这样的铁杆“仇布什者”外，好莱坞不会让意识形态在影片中先入为主。在政治方面，好莱坞总体上左倾，但由于美国人如今空前重视反恐战争和西方传统价值，好莱坞不得不“随波逐流”，拍摄出一部又一部的英雄片。
近年来，中国反映英雄的影视剧在处理教化功能方面有了一些改进。《焦裕禄》将伦理感情注入意识形态主题；《红河谷》试图完成爱国主义理念和西部类型片的统一；《红色恋人》试图完成革命回忆和言情片的结合；《黄河绝恋》则试图把民族英雄主义嫁接在战争类型片上。但对于英雄内心世界的挖掘，我们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与此同时，另一批艺术家们则开始了英雄的人性化“改革”：领袖抽上两根烟，有时还跟“小鬼”调侃两句；吴琼花天真烂漫有如小燕子，与洪常青原本若有若无的感情爆发为法国式激吻；杨子荣口中也哼起了酸曲儿，还给闹别扭的同志下泻药，甚至陷入了感情纠葛。在某些导演和编剧眼里，这就是人性化。（文本文有删减）
(摘自《星岛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