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小说《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改编成电影之后，曾经引起作者德贝尼埃的极大不满，如今这本小说的中文版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读者也终于有机会把小说和电影做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不久前，德贝尼埃出版了他的新小说《无翼之鸟》，考虑到《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150万册的销售成绩，这本新小说引起了英国媒体的极大兴趣。刚刚出版的《伦敦书评》杂志则以书评的形式关注了这部引人注目的小说。
读过《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的人，再来翻《无翼之鸟》，相信都会有窘迫之感：似乎把所有的形容词搬来，跟书中的相比，都会相形失色。不难看出，路易斯·德贝尼埃是要“重走老路”了，他预备描绘的是历史上“长久的残暴之祭”中一系列敏感的“白热化的反叛瞬间”。
故事的发生地，是奥斯曼帝国时代靠近土耳其西南海岸的一小镇，当地生活简朴，有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相处和睦：镇里的回教徒常恳请他们的基督徒朋友代向圣母献贡；怀孕的女基督徒念着可兰经待产；希腊东正教的神父克里斯托甫洛斯经常搅混基督教和回教教义，克里斯托甫洛斯跟回教教长阿杜罕米德·胡伽亦交情甚笃。然而自从镇里来了新住民，平静气氛就被打破了。
在1900年发生的故事，一开头就浓墨重彩描写女基督徒菲洛蒂在多文化混杂的仪式下的诞生，比如为她接生的就是一个亚美尼亚人。菲洛蒂后来出落成了出名的美人，并被许配给回教徒亚伯拉罕。然而这种田园诗式的生活注定将被破坏。随着情节的行进，小镇的安宁彻底被毁，奥斯曼帝国也分崩离析。书中，德贝尼埃将土耳其开国之父的生平换成“现在”的时态，以扩大政治发展解说的范围；文风则是夹叙夹议。小说的高潮部分，菲洛蒂的接生者在一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中丧生；穆斯林人与基督徒互相残杀；幸存下来的基督徒，包括菲洛蒂的母亲，则被逐往希腊。
在《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中，主角善良、有趣，而他们要面对的则是冲突、纠纷不断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大跨度的对比是此书大获成功的要素；这次，《无翼之鸟》中小镇住民的形象与命运基本上就是“一维”的，这倒未尝不是新鲜之处。书中，德贝尼埃要将残酷的历史戏剧化，但我们见到的小镇住民日常表现都规矩、得体得很，实在难以让人相信“汹涌的虚伪、夸大狂与精神错乱”会跟这些宽容的人们有关。“宗教当中最野蛮的诅咒”，德贝尼埃声称，“就是即使刀锋只轻轻碰到衬衫，邻居便会马上成为仇敌”。在奥斯曼帝国别的地方可能真是这样，但绝不可能发生在书中所描述的小镇里。也许惟一的“反面”角色就是亚伯拉罕了，他跟《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中的男主角一样，被长期的兵役所毁，自从目睹了希腊人的残暴举动后，亚伯拉罕自己也中了邪。显然，德贝尼埃对感情波折的描写兴趣不大，在草草安排菲洛蒂掉落悬崖后，他就忙着穿别的针引别的线去了。于是这里有一个写作风格的问题。“当作家最讨厌的”，德贝尼埃曾经说过。“就是得不断身体力行去找参考书籍，作弄你的也许仅是个同义词”。只是“也许”而已。说这话的时候，德贝尼埃是在解释自己何以要设计一个带轮子的小书柜，而到了《无翼之鸟》这里，路易斯·德贝尼埃的这个小“私宠”遭到了严格考验，我们看到，书中章节所呈现角色的个性模式并不完全前后统一，读上去就像是塞缪尔·约翰逊在翻译马尔克斯：比方说，当卡拉塔夫叙说起他在加利半岛的所见所闻，是大开眼界式的津津乐道。在别的地方，又说那里的住民“如得神助”、“不屈不挠”、“就是有点儿晕乎”之类，还有伊斯坦布尔是个“大惊小怪”之地云云。
从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德贝尼埃稳固的社会分级倾向，还有他对空想主义的保留态度，他呈现出来的是留着古雅信念的唯物主义外装。要是德贝尼埃的教育程度稍低，他很可能会显得有点迷信，乃至带有宿命色彩，不过话说回来，骨子里他仍算是个世俗中的开明人，着拖鞋走路，烟袋不离身———至少比做个“心怀鬼胎的戴头巾土耳其人”（引自英王詹姆斯编撰版的《圣经》）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