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剥落一地洋葱皮
罗 豫
我所写的关乎“耻”与随之而来的“愧”。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
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君特·格拉斯自白
德国人反思历史的诚恳态度是让不少民族相形见绌的。久闻德国文学大
照中国文人的脾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加粉饰不找借口已算难得，主动揭短、拷问良心者实属凤毛麟角。格拉斯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责任’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罪责感让他对同“党卫军”有关的经历保持沉默数十载。耄耋之年，格拉斯终于决定剥开记忆的洋葱，向世人袒露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
当年17岁的格拉斯主动报名参军，没有机会进入潜艇部队，却阴差阳错地被编入党卫军，成了一名坦克兵，接受训练，“秋去冬来，麻木不仁”。时值二战后期，德军全线溃退，败得连“全线”都只在地图上存在了。充斥格拉斯短暂军旅生涯的，是恐怖、饥饿、迷路、死里逃生，和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却真实得多的黑色幽默。这个还在被青春痘困扰的半大男孩双手没沾一滴血，还闹出了不少笑话：他拿防毒面具用来装果酱，炮弹爆炸后果酱漏了一裤子，被医护人员当成重伤员抢救……战争给他的创痛记忆，反而不如苏联人反攻时给他远在但泽的家人带去的灾难更残酷。
格拉斯一代从小在纳粹的宣传熏陶下成长，直至当了战俘才第一次接触到集中营的真实消息。“无知”本可以成为开脱一切的最佳借口（如果真的有什么“要找借口的话，唾手可得”）。然而格拉斯把对良心的拷问推向了极致：虽然“除了履行义务之外，无法证明他们还有别的罪行”，但“不能以‘是别人将我们引入歧途’为借口，为那男孩，也就是为我开脱。不，是我们，是我自己甘愿走入歧途。”如此诚恳的语言，在《剥洋葱》上半本中比比皆是。
除了无知以外，格拉斯心中自己的另一大罪责是沉默。当检举和告发盛行时，格拉斯讨厌的拉
纳粹问题自是《剥洋葱》的卖点，但格拉斯的洋葱并不是剥到纳粹问题就没有了。母亲身患癌症之时，格拉斯正和未婚妻游冶在外，畅饮着冒险和成功带来的激动人心。母亲临死前，格拉斯锦绣前程的一角已经铺展开来，但他终于没来得及帮母亲完成夙愿，只能把儿时就开始却永远无法兑现的许诺送到奄奄一息的母亲耳边：“等到你痊愈了，咱们俩就……去阳光灿烂的南方……是的，去柠檬花开的地方……那儿美极了，到处都很美……一直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你可以相信我，妈妈……”《癌症无声地袭来时》是《剥洋葱》中最为感人至深的一章。剥去恢弘惨烈的大历史，才呈现洋葱最柔弱灼痛的那一层皮。
《剥洋葱》中不少篇幅，讲述的是格拉斯在艺术上的成长历程。对艺术的追求，在格拉斯眼中是食、色之外的“第三种饥饿”，除了众所周知的文学成就，他还是画家和雕塑家。坎坷的求艺之路上，失败和成功的恋爱都不在少数，而在物资匮乏的时代，味觉的想象力更是蓬勃发展。食、色、艺的饥饿三重奏，响彻格拉斯颠沛流离的早年生涯。格拉斯的文学拥趸们也能在《剥洋葱》中找到他笔下诸多人物和情节的原型。从《铁皮鼓》中的侏儒马戏演员到《比目鱼》中的菜谱，都能在格拉斯的生活中找到出处。喜欢考据的读者在书中任何一个角落下网都会有所收获。
而今，格拉斯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早已确立，著作等身，朋友来访都有好菜上桌，几个女人为他生下不少子女，为数众多的孙辈的名字已然
君特·格拉斯小传
格拉斯（1927年～ ），德国重要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格拉斯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年）、《非常岁月》（1963年，亦译《狗的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1999年，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格拉斯访谈：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摘自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对格拉斯的采访，朱刘华节译）
《法兰克福汇报》（以下简称“法”）：您的回忆录取名《剥洋葱》，洋葱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法：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您？
格拉斯：我不想讲这是一次艰难的分娩，但在动笔之前，我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因为我原则上反对自传。许多自传都想告诉读者，一桩事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写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对我很重要。
法：您多次说过，直到巴尔杜·封·希拉赫在纽伦堡的认罪，您才相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现在您十分出人预料地提到，您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成员。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
格拉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法：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
格拉斯：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
法：您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加党卫军？
格拉斯：一开始，我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这一切，因此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法：您因此有负罪感吗？
格拉斯：当时吗？没有。
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意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
（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