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的作家罗伯-格里耶
陈 侗
有多少人懂得阿兰·罗伯-格里耶？这个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我们视野的法国作家，从一开始就没有给我们他的全部。所以，关于他的误传，二十多年来就一直不断（其中最滑稽的——以我记得的而言——竟然说他是靠母亲给人洗衣服才完成了学业）。人们印象中的那个罗伯-格里耶多半还是五十年前的样子，是那个以《橡皮》、《窥视者》和《嫉妒》让人不解的从安的列斯回到巴黎的农艺师。这个印象已经够好了，或者说刚好体现了文学革命年代的符号特征。人们追随他已经不再是追随一个文学现象，而是追随一种对待文学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反对他的人仍然会被他感动的原因。
作为他的作品的出版人，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当我尽最大的努力去捍卫他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可供挖掘的资源已经穷尽而出现思想上的短路。我并不想造一个文学英雄的神话，但是我希望将一个逐渐清晰的形象最终定格，凝固在我们的想象世界里，以此来证明的确有不朽的形象。这个不朽，不是像罗伯-格里耶说的，是因为默默无闻而不朽，而是像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的主旨一样，不存在过去与未来，每一次的打开都是现在。
从1998年到2005年，罗伯-格里耶的最近两次中国之行时间相隔八年，年龄上从76岁进入到83岁。这在期间，有两件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是在传媒的支持下，他隆重在地2001年提前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二是他成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在中国这头，第一件事的影响是促成了《反复》的中文版与法文版几乎同时出版；而第二件事，我想很可能就是他能作为法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席今年以法国作为主宾国的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原因。我这样说，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要从表面上去看待一个作家如何与荣誉和地位周璇，而是要从他的内心深处和一举一动中去判断什么最令一个作家感到幸福。创造，当然，除了创造还能有什么？
今天，在大理的一个白族大院中，我们俩靠得非常近，面对着一个摄影机的镜头，当我告诉他有人喜欢他的理论和他这个人，而不喜欢他的小说时，他大声笑了起来，说这就对了，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的理论，我喜欢自己的小说”。这句话当然不是说他自己的理论充满了废话、蠢话，而是说自始至终他为阅读而设置的障碍终于还是把一种想削弱文学的力量，想让自己充当这个世界的书记员和法官的人挡在了外面。
“我因为不理解这个世界而写作，”这句话充满了挑衅性，当作家本人不在场的时候，引来了其他法国作家代表团成员的具有论战性的发言。人们并不是要反对“因为不理解这个世界而写作”，而是想声明其他的种种条件也能构成写作的理由。当然，也许我们会以为接下来罗伯-格里耶会说出“当然”这个词，以保持文学世界的多样性。但是，我太清楚他了，罗伯-格里耶这个以写出了“不确定性”而著称的作家在小说之外是绝对没有中间立场、模糊和得过且过的。他非常清楚自己为文学世界做出了什么，也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会在哪个地方拒绝他。所以，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他惟一的忧虑是人们不能想到他除了是个作家还是个普遍意义上的人。
在湖南展区的开幕式上，当集团领导期待罗伯-格里耶做出一番具有针对性和纪念意义的发言时，我们只听到了“我很累”这样的连丝毫幽默感都不含有的声音。在昆明，当我的不甚恰当的时间安排而让他紧张得几乎感到心脏要出毛病时，他问我是不是想“谋杀”他。我顺着这句玩笑，让翻译转给他一个句子：是谁杀了罗伯-格里耶？这是对罗伯- 格里耶赞赏的皮埃尔·巴雅的论著《是谁杀了罗歇·阿克诺瓦》书名的借用。在这本书里，巴雅证明阿嘉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阿克诺瓦是被叙述者谋杀的，我跑题了。我想表达的是文学的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复杂交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感到罗伯-格里耶是被我谋杀了，那就是因为关于他和他的作品，我说了太多语焉不详的蠢话，以至于把那些没有机会真正接触他的善良的读者引到了一条歧路上。对于这种失误，我将以停止说话来谢罪。
（摘自《VOGUE时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