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的《空翻》
大江健三郎携带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耀眼光环，一下子杀入了中国读书界（尽管此前中国也不是没有对他的介绍和翻译，但毕竟只局限于一些零星的篇幅）。几年来，我国已出版了叶渭渠先生主编的两套共十卷大江健三郎作品集，还有两大卷大江健三郎小说选，以及一些零星的选本。走进2001年的新春书市，又见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全三卷四册。而大江的最新作品、拙译《空翻》也即将付梓面市了。看来，大江健三郎正全方位地向中国读者走来。
在大江众多的作品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空翻》乃是大江的最新小说作品。大江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曾一度封笔，甚至在1995年的哈佛大学讲演中表明，他“准备以三部曲《燃烧的绿树》作为小说这种形式的收山之作”，表示要彻底解决他一直探求未果的社会和人生疑问，埋头于哲学研究，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写作于1993年至1995年之间的《燃烧的绿树》和出版于1999年的《空翻》无疑是他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最新成果。
在本书日文版的封皮上，大江应出版者的要求为自己的小说撰写广告词时这样写道：“现在我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构筑‘灵魂’的场所。”而在《空翻》一书的结尾处，大江更是以一句简短的话语点明了自己这部长达60万字的小说的主题：“所谓‘教会’这个词语，按照我的定义，就是指构筑灵魂的场所罢了。”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人的灵魂问题业已成为大江近年来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再结合《空翻》的写作年代和出版时期来看，我们更能够感觉到，大江乃是一个对时代的动向非常敏感并一直致力于“介入文学”的作家。正如大江在《时代赋予我主题》这篇讲演中所说的那样，“不是作家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作家，只要那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如果作家非常想写那个时代的本质并想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话，他的主题就不是他所选择的东西了，而是时代的主题选择了作家，让他去写的。”这席话无疑也适用于他对《空翻》主题的选择。
在大江创作《空翻》的这四年间（1995年至1999年），正值日本经济的萧条时期，高度增长宣告结束，泡沫经济出现崩溃，真可谓危机四伏。在日本经济一度创造了辉煌业绩后所面临的经济倒退中，不少日本人产生了恐慌、焦虑，甚至虚无的情绪。于是，新国家主义的风潮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否定势头便乘机抬头了。这可以从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家和部分媒体的言论、以及周边事态法的出台中找到佐证。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大江特别强调对“自我灵魂”的关注，希望人们通过自我灵魂的构筑来与右翼势力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相抗衡。
我们再来看看一般民众的心理状态。正是在上述的时代背景下，一般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中出现了精神和信仰上的空白状态。正如大江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使家庭、共同体及国家变得软弱无力。在一个已经弱化了的共同体中，极端国家主义很可能在某一天复活，而且，人们也很容易涌起对另外一种完全异质的共同体的执著追求（见作者致苏珊·桑纳格的信。）。我们知道，在大江开始创作《空翻》的1995年，东京地铁出现了奥姆真理教散播沙林毒气，造成大量乘客和行人中毒伤亡的恶性事件。而且，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成员中大都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奥姆真理教的沙林事件使一度决定在小说这种形式上封笔的大江再一次解除了自己的禁令。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不通过奥姆真理教事件，对这一完全异质的共同体的产生进行精神背景上的追究，从而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等问题展开深层的探索。就像作家本人所说的那样，“日本出现了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了。……而我则只是把这一切表现在了文学作品中而已，想探索一下这些错误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科学和可行的。”（见《大江健三郎访录》。）
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大江文学对灵魂问题的关注并非始于近年，他1964年发表的系列随笔《广岛札记》，1973年发表的《洪水淹没我的灵魂》，到1982年发表的《新人啊，醒来吧》，都大量地引用了《圣经》故事，表现出了对宗教问题和灵魂问题的兴趣和关心。因而，《燃烧的绿树》和《空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上述文学和思想的延伸和归宿。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后两部作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直接性来描述和探究了宗教的世界和神秘主义。这两部都是以大江的故乡——四国的森林为主要舞台的长篇小说，特别是《空翻》，乃是他由创作小说转而钻研斯宾诺莎，并进而研读威尔士牧师、诗人R·S·托马斯的神秘主义诗歌（其诗歌甚至被直接引用在《空翻》中，构成了阐释主人公复杂思想的线索之一），直接面对终极灵魂问题的文学体现。我们甚至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断言，正是奥姆真理教事件给他长期探究的灵魂问题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契机，刺激了他重新创作的欲望和灵感。
《空翻》出版于1999年6月。对于世纪末的到来，人们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期盼、疑惑等各种情绪。世界终结论和时间终结论，即世界末日论，曾甚嚣尘上，以至于像奥姆真理教这样的邪教组织也喧嚣一时，世界各地还出现了一大批为迎接世界末日到来而不惜自杀的殉教者。可以说《空翻》的出版正是作家用文学对世界终结等重大的、既是现实的、也是神秘主义的问题从正面做出的回应。
只要读一读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大江决不是以一种简单或图解的方式来回答上述问题的，其虔诚而真挚的态度足以让每一位读者展开严肃的思考。作家多年熟读的格尔肖姆·斯科莱姆（格尔肖姆·斯科莱姆（1897—1982），以色列犹太学者，宗教史学家。）的《萨巴泰·采比，神秘的救世主》一书给他带来了灵感，他从萨巴泰·采比这个由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伪救世主与其合作者内桑·奥布·嘎泽（内桑·奥布·嘎泽（1626—1676），犹太学者，自称救世主，后由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身上，并结合现实中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找到了《空翻》的故事雏形。小说的主要内容说的是一个新兴宗教团体领袖人物的“转向”和新生。这个团体在近十几年间网罗了大批年轻信徒，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个宗教领袖的思想具有一种宗教上的含混性质，既是儒教的，又是基督教的，从而不被天主教和新教的任何一派所接受。它的出现离不开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基督教的影响，同时又和土俗的日本人的神秘思想不无联系，乃是一种包含了佛教、神道，又超出了佛教神道思想的一种神秘思想。面对时间终结、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个教团的年轻成员们逐渐将其信仰运动面向社会展开，并最终试图采取政治上的过激行动。因为他们相信，在现今这个罪恶猖獗的世界上，时间的终结已经迫在眉睫。神已经不再能够容忍人类的罪孽，不久将会降灾难于这个世界，从而唤起人们的改悔之心。最后他们甚至想，如果神不马上采取行动，他们就要自己主动采取行动，迫使人们意识到世界末日的来临，走上悔过自新的道路。于是，教会的激进派分子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进入了实际行动的准备阶段。他们计划对政界高官、财界要人实施恐怖活动，并炸毁核电站。在这种情况下，教主及其搭档不得不在电视镜头前发表声明，说他们创立的教会教义乃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通过电视媒体宣告了教会的解散，并声明激进派的行动缺乏依据，以便瓦解激进派的恐怖计划。他们的计划在警察公安部门的协助下取得了成功，所有的恐怖活动和核设施的爆破计划统统没有得逞。教团解散了，“转向”的首领们从社会的表层销声匿迹了，他们的“转向”被记者们戏称为“空翻”，在社会上留下了强烈的余震。不过，上述故事乃是发生在小说开篇的10年前，而真正构成小说主体的，乃是此后的故事。10年后，一度销声匿迹的教会领袖们重新开始了新的活动，他们虽然是要创立一个全新的教会，但实际上事情的发展却并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0年前因教主的“空翻”而遭到遗弃的大量信徒组成了若干小组，坚守着各自的信仰。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信心的激进派小组——即“技师团”，和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深化了神秘信仰的妇女小组——即“安静的女人们”——都依然健在，对于他们和她们的要求，教会领袖们都不得不一一做出回应。曾经全面否定了教义和教会的领袖们和过去的信徒们怎样才能创立一个新的教会？这正是构成《空翻》这部小说的骨架。在小说的尾声中，大江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一度弃教后重新建立教会的教主——虽然他因过去激进派的恐怖活动而失去了搭档，即小说中的“向导”——从《新约》的《以弗所书》中找到了一个关键词汇——“新人”，把它置于自己宗教活动的中心，并把自己的教会命名为“新人”教会。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小说的主人公与其说是身为教主的“师傅”和“向导”，不如说是育雄和“孩童的萤火虫”的头领——一个名叫阿基的森林少年。大江认为，必须出现“新人”，因为依靠“旧人”，日本这个国家将不能安全渡过危机。虽然他也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并不清楚所谓“新人”的确切含义，但至少他们应该守护住自己国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仅有的一点点正面遗产，以对抗负面遗产的复活。或许这便是作家呼吁人们构筑自我灵魂的目的之所在吧。在阅读《空翻》的过程中，我们随时都能感觉到作家对人类灵魂的忧虑和这种对“新人”的期待。我们甚至可以说，作家正是把作品中的众多人物——身为教会领袖的“师傅”和“向导”、激进的“技师团”、自我封闭的“安静的女人们”、年轻一辈的育雄、青年荻和“舞女”，还有“孩童的萤火虫”的阿基，以及处在教会外围来关注着教会的画家木津等等 ——作为潜在于作家内心的各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通过彼此的碰撞和斗争，向人们展示了现代人痛苦的精神世界，揭示了教会这种完全异质的共同体对陷入精神空白的人们所具有的诱惑力，并正如作家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认为，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得以将自己心灵深处易于被神秘主义所吸引的部分全都暴露出来，并一一加以了清算。”（见作家致苏珊·桑塔格的信。）他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宗教信徒，自始至终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呼吁着人们进行改悔，反省自己的罪孽，并构筑起自己的灵魂。窃以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江并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的合理性，所以，他才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所谓教会，乃是构筑灵魂的场所罢了。”这与他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构筑灵魂的场所之意图不也是彼此相通的吗？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面对如今这个罪孽猖獗、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有一种宗教精神呢？当然，这依旧是从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并剖析自我的灵魂这种意义上而言的。这是否也可以看做大江笔下的《空翻》世界退去了晦涩的外表后，最终想向我们展示的内核呢？
大江不止在一个地方谈到，《空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也很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为这部小说的译者，我感到自己是在进行一次富有意义的冒险，同时又深感荣幸。尽管*1译的过程举步维艰，错误繁多，甚至几度气馁，但我始终相信自己与大江文学的缘分。这得归功于我在日本法政大学的老师堀江拓充（立石伯）教授。当我1993年第一次走进堀江教室的时候，接受的第一讲便是大江的作品。
而与《空翻》的直接邂逅则是在1999年7月下旬的一天。那时，我正行走在东京新宿纪伊国屋书店附近的街道上。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天色蓦地变得昏暗无比。我一下子躲进了书店的店头，打算乘机翻阅一下新近出版的书籍。而新出版的《空翻》便霍然映入了我的眼帘。它在出版后便登上了纯文学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我暗下决心，如果版权没有问题，一定要把这部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不料回国后不久，便接到了译林出版社宗敏兄的电话，告诉我版权谈妥，即委托我翻译此书。于是从是年的年底起开始了长达一年有余的翻译生活。现在它终于就要面市了，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坚持译完，首先应该感谢宗敏兄对我的信任和鼓励，还有为我解答小说中难点的日本奈良教育大学的泽田田津子副教授和四川外语学院的日本专家久能先生。
的确，这是一部晦涩的书，但却又是能够直接诉诸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禁不住战栗的书。我想，我拙劣的翻译决不可能只是一种“空翻”——徒劳的翻译——吧。
译 者
2001年2月9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