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者 序
历经十个月，著名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2000年新作《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一书的翻译工作终告完成。为帮助读者了解石黑一雄其人其作，在此谨对此书及译者所了解的作者情况作一大致介绍与分析，同时也将翻译中的一些甘苦与读者分享。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五岁随父母迁居英国，先后在英国肯特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深造，1980年获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在英国文坛走红。1982年，他发表处女作《山影淡淡》（A Pale View of Hills），并荣获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Winifred Holtby Prize）。1986年他的《浮世绘大师》（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又获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惠特布雷德年度最佳小说奖（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和英国及英联邦地区最高文学奖布克奖（Booker Prize）提名。1989年《黄昏时分》（The Remains of the Day）的出版为其捧回布克奖，1995年《无法安慰的人们》（The Unconsoled）为其赢得切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the Cheltenham Prize）。2000年其新作《上海孤儿》再获布克奖提名。他自嘲为“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作家”，而实际上处处有家，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七种文字，为许多国家读者所熟悉。
《上海孤儿》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主人公班克斯·克利斯托夫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大侦探，是伦敦上流社会人人称道的探案高手。然而，他本人内心却始终有一件离奇悬案难以释怀，那便是童年时代父母在旧上海扑朔迷离的失踪案。他生于20世纪初的上海，当时父亲受聘于一家势力强大的英国跨国贸易公司。十岁之前，班克斯的童年在外国租界度过。当时的上海虽然充满动乱，租界却是相对安宁太平的世外桃源，日夜有父母、保姆和佣人悉心照顾，还有邻居日本小伙伴山下哲与其朝夕相处。父亲公司所从事的丧尽天良的贩卖鸦片活动尽管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却并未对他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可是，班克斯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在九岁时随着一场突然变故宣告结束。父母神秘失踪，先是父亲，然后是母亲，杳无踪影，毫无线索。在回忆中，他一直认定母亲对英国公司贩卖鸦片活动毫不留情的批评态度和仗义执言的勇敢立场是造成父母相继失踪的原因。班克斯成了孤儿，只好被迫前往英国与姑妈同住，内心始终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上海，把父母失踪案弄个水落石出。虽然这一成为福尔摩斯式大侦探的稚气愿望在整个少年时代不断遭人耻笑，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对他而言，这个人生目标决不是白日梦式的痴心妄想，而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使命。完成学业后，他很快成为伦敦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大侦探，虽然是“外来者”，却迅速成名，声望如日中天，同时还是一笔家族遗产的受益者和一名孤女的养父。
当二战的隆隆炮火威胁着远东和英国时，班克斯的使命感变得更加迫切，决心去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他回到上海，相信父母尚在人世，决心破解父母失踪之谜，重新找回失落多年的天伦之乐。同时他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自己能找到父母，使正义得到伸张，便能阻止世界大战。然而，此时上海已处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之中，重新把握过去的每一步都不断在印证着书中提到的女诗人意味深长的诗句：“一旦长大成人，童年便好比异国土地，离我们无比遥远。”故事在小说中另一重要人物菲力普叔叔令人不安的叙述中达到高潮。在一座不知名的房子里一间灯光暗淡的屋子里，随着他的讲述，主人公无法看到或不愿看到的东西慢慢浮出水面，一个惨痛的、略带讽刺意味的真相渐渐昭示在读者眼前：班克斯所深信不疑的有关父亲失踪案的背后原来只是个善意的谎言。母亲为保留他童年心灵的一块净土，和菲力普叔叔一道刻意让他相信父亲是个值得骄傲的英雄。而实际上，父亲并非如他所想，因为挺身而出，对公司老板在鸦片贸易中获取暴利的行为勇敢表示反对而遭人暗算。真相是：深爱着母亲的父亲因为性格弱点，不堪愿望与现实的折磨，与另外一个女人私奔，最后凄凉地死在异国。而母亲所作的一切牺牲、她所忍受的非人生活都只是出于一个单纯而感人的目的：为了班克斯能够好好活下去，为了他在成为失去双亲的孤儿后能够衣食无忧，并出人头地。也就是说，他所受的名校教育，他的所谓“遗产”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在侦探界骄人的名望以及在伦敦社交界的地位，全都是建立在母亲的苦难之上。真相大白之后，班克斯如梦方醒，终于看清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看到自己妄想单枪匹马拯救世界的宏图大志是多么虚幻浅薄。
班克斯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英雄。对自己苦苦追求的一生，他做了这样的概括：“也许世上有人能够不被此类忧虑（指使命感）纷扰，心无牵挂、无忧无虑地终其一生。可对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就命中注定要孤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岁岁年年不断追寻逝去双亲的身影。我们只有不断努力，竭尽全力完成使命，否则将不得安宁。”使命感赋予他力量，令他奋发，使他如苦行僧般自律而不觉其苦，孜孜追求，乐在其中。但同时也使他沉溺于自欺欺人的虚假幻象中，使他牺牲了许多常人应有的快乐，并与心爱的女友失之交臂。通过这个人物，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执着者，一个在复杂的世界中似乎自不量力但仍勇往直前、令人油然生敬的“白日梦者”，更重要的是挖掘展现一个真实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使读者从中感受到一种震撼力。
说到这本书，不可不提女主人公莎拉。这个人物在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与班克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不仅在同样身为孤儿这点上与班克斯相似，在使命感上也与班克斯如出一辙。她心怀抱负，不甘平凡，思想独立，充满勇气，善于忍辱负重，在逆境中仍意志坚强地大胆追求奋起，努力做生活的强者。这个人物一开始给读者的印象是贪慕虚荣，趋炎附势，甚至目中无人，傲慢势利。除了名门显贵，谁都不放在眼里。她追求“大人物”的努力可谓不屈不挠，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地接近、交往名流显贵，动辄果决弃之，再寻新贵，俨然一位玩弄男性权贵的高手。但是随着故事的深入，读者开始跟随主人公班克斯对这一人物有了立体、丰满的认识，并了解到她的追求，“我不想步众多女孩的后尘。我不会把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智慧——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浪费在某个不中用的男人身上……我若要嫁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我指的是能为人类、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的人。……我到这种地方来并不是为了寻找名人，而是为了寻找出类拔萃的人……”“我决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把生命浪费在某个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但在人格上一钱不值的男人身上。”最后她毅然选择了曾经在一战后处理国际事务中做出不菲业绩的塞西尔爵士。虽然他已经退休，但在地球面临新的世界大战之际，在人们心目中，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站出来，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向往轰轰烈烈的生活、心高气傲的莎拉不顾年龄悬殊，毅然与塞西尔爵士结婚，在她看来，她理应协助身边无妻的他，在其事业即将结束之际，帮助他鼓足勇气，完成最后一次壮举。为了完成塞西尔爵士的功成名就后锦上添花的最后一搏，他们怀着通过解决远东问题，抑制日趋紧张的世界局势的美好梦想和使命感，来到上海。然而，现实无情地打破了莎拉的美好梦想。一年过去了，在这个“有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界的大漩涡中心”，塞西尔非但未能如其和莎拉所愿，“取得预期的突破性进展”，而是束手无策，最后沦为赌徒，成天混迹于上海街头巷尾的赌场中寻求刺激。事业上的挫折令他经常对莎拉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莎拉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但她仍委曲求全悉心照顾塞西尔，并在班克斯面前竭力遮掩。当班克斯终于洞悉真相并表示出真诚的友谊，莎拉心中的天平终于向班克斯倾斜，对真爱的追求和对安宁、平静的普通人生活的向往代替了在她眼中变得虚幻的使命感。勇敢的她再次做出惊人之举，毅然决定离开，并大胆向班克斯表白，劝其同行。面对爱情的到来，班克斯喜出望外，欣然同意。但阴差阳错，就在一切准备妥当临行之际，强烈的使命感鬼使神差地令班克斯一去不回，错过时机，这对本来可以结成美满夫妻的有情人最终未能结成眷属。莎拉只身前往东南亚，在那里与一位法国伯爵结为伴侣，二战中惨遭日军拘留关押，健康受到极大摧残，战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她究竟是否确实找到了真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尽管不乏道听途说，真实情形毕竟无从知晓，这一点在班克斯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小说背景为1937年被日军包围的上海，当时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这部小说里，享有国际盛誉的作者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讲述了一个神秘中不乏离奇之美的故事，表现了那个背景下的使命感、爱情、勇气与决心。读者也许会为班克斯何至于抱有父母几十年来始终被关在上海的不现实的想法感到迷惑不解，但隐藏在他俩离奇失踪案背后的真相却有一种格外打动人的凄美，令读者疑虑顿消，倍感惊叹。小说弥漫着哀伤、沉思，具有强烈的情感震撼力，反映了作者一贯钟爱的题材：尘封多年的生活被重新挖掘出来，通过紧密相关的人物事件和鲜为人知的细节描写，在看似纷乱随意的零散回忆片段中，过去和现在于不经意间被巧妙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展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波澜。
的确，和作者的前几部书一样，《上海孤儿》表现出石黑一雄善于运用零散回忆的手法编织故事的娴熟技艺。它充满旧日的回忆，同时主人公的命运被回忆所改变。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回忆是一个重要题材。在他看来，通过回忆这种风格手法，作家创作起来可以更为自由顺畅，不需要按部就班地一个具体场景紧跟另一个具体场景，而可以通过一个个回忆片段，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更好地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他认为：从根本上而言，他之所以喜欢采用回忆的手法是因为它就像一个过滤器，人们可以透过它审视自己的生活。因为回忆往往模糊不清，自我欺骗的成分便始终存在。总之，作为一名作家，他对人们头脑中所想的东西以及他们自认为发生的事更感兴趣，而不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小说不是纪实，他无意创作一本描写疯子痴人的写实小说，而是有意让小说跟随叙述者的逻辑进展，使书中的世界和现实迥然相异，透过它来反映创作者的情感。因为就写实来说，小说远远比不上电影和电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能为读者提供一种坐在电视机前或电影院里无法轻易得到的体验。小说的长处在于它可以深入人的内心，更深刻细微地挖掘人的心灵世界。
《上海孤儿》出版后，有评论界称石黑一雄为英国小说史上最勇于创新、最富有挑战性的作家。这种赞誉不仅因为他善于把生活琐事与政治、个人与社会融合在一起，并对小说人物倾注了强烈的柔情，更因为他创作“国际化小说”的主张与实践，即把视野超越本土，努力创作适合各国读者阅读，不必拥有专门的文化知识就能够欣赏的小说。《上海孤儿》可以说是这一新颖创作观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这部小说中，石黑一雄的笔触在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首都伦敦和“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之间来回穿梭，同时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置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外国租界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中，展现东西方的相遇与碰撞，以及不同种族的人生百态。小说歌颂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诸如正义感、使命感、亲情、母爱、友情、爱情等，同时也对背信弃义、专横跋扈、巧取豪夺、以强欺弱等人性丑恶的一面进行了揭露。同时，这部作品涉及当时的世界和中国现实问题，突出表现了英国向中国出售鸦片以及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体现了石黑一雄对历史的关注和对大国侵略行为的抨击。小说中主人公班克斯和一位曾经留学英国、言谈中显出满腹经纶的侵华日军长官之间的一段对话颇为耐人寻味：
“上校，像你这么一位有教养、有知识的人，”我说，“应该对这一切感到遗憾。我是指所有这些因为你的国家侵略中国而造成的血腥屠杀。”
“我同意，确实令人遗憾。不过日本要想成为像英国一样的大国，班克斯先生，这是必经之路。就像过去英国曾经经历过的那样。”
而在班克斯的日本伙伴哲这个人物言谈举止上，包含了作者对传统日本文化输不起的心理的生动刻画和态度鲜明的批判。
有人说石黑一雄的成功得益于全球化的“时尚”，但他认为这种看法未免流于浅薄。在他看来，称之为“趋势”也许较为合适。因为它代表了英国人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折，其意义甚至超过文学运动。很长一段时间来，英国一直把自己视作世界大国的中心，英国的文学家们从不认为有必要认真考虑自己是否具备国际意识。由于英国文化在国际上所处的重要位置，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作家也许从未想过要面对其他国家的读者，他们尽可以写一些英国本土的细微琐事，而不必担心别国读者对其感兴趣与否。在他们看来，读者“理应”对其所写的一切感兴趣。这种态度源于当时英国文化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地位，了解世界，必须先了解英国文化。这种时代如今已宣告结束。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英国已开始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欧洲一块死气沉沉、波澜不惊的小地方，宇宙中心的位置已另有他属。要参与世界文化，必须对别国文化有所了解。同样，在文学界，把注意力仅仅放在英国中上阶层的丈夫与其中下阶层的太太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已没有多大意义，那种题材太肤浅褊狭。今天的作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全球的读者。只有把目光投向国外，看得远些，面向全球，不只是拘泥于本土，其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更触动心弦，颤动全人类的心弦。而读者也希望作家和艺术家们告诉他们自己国家与别国的关系，希望了解别国文化。在石黑一雄看来，这是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决不仅仅是轻描淡写的时髦词“时尚”可以概而括之的。
最后谈谈本书的翻译。由于题材的原因，此书有一定篇幅讲述主人公在上海的经历。在一般人看来，翻外国人写的发生在中国的事，一定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但事实是，此书翻译中最最伤神费力的恰恰就是这部分内容。由于故事涉及旧上海及上海外国租界，一些地名、路名、报刊名和饭店名用的是当时英美人习见的英文名称，这些专有名词通常在汉语中另有其名（不一定是英文名称的音译），同时经过时代变迁，大多还有了今名。为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背景下的内容，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译者有责任根据汉语习用名称进行正确回译并作必要解释，同时提供今名，否则读者定将如隔雾看花、不得要领，甚至产生历史割断感。然而，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因为年代久远，相关资料有限，又涉及英文，查找工作十分困难，用“费尽周折”一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总算工夫不费有心人，经过多方努力，译者终于利用各种渠道查考到大量专门介绍旧上海的书籍，从中获得了所需资料，得以对书中相应之处给予准确回译，并在注释中提供相关信息和今名。至此，一颗忐忑的心总算放回原处，可以安心交稿了。
陈小慰 2001年5月于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