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愤怒的青年”
曹山柯
英国小说家约翰·布赖恩的处女作《坡顶上的房间》（1957年）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冷酷而又多情、一心想借助名家闺秀打进上流社会的机会主义者。这部长篇小说解读了“愤怒的青年”的精神世界，唱出了一曲时代转型期的哀歌。
一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不仅仅是众多的肉体死亡，而且还有众多的精神死亡：人们对理性、宗教、道德等传统观念产生质疑，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普遍精神危机。战争期间骇人听闻的暴行和战后的贫困与混乱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和人的本性感到疑惑和担忧。二战结束后的英国，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条件恶劣，阶级矛盾日益恶化。为了防止东欧的革命浪潮吞噬英国的现存政体，英国工党政府实施了银行和部分工矿企业“国有化”、“充分就业”、“教育改革”和“普及医疗保障”等政策，以缓和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1954年，英国成为福利国家，这是英国历史上的时代转型。虽然这个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仍然存在，彻底改革社会的希望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而已。英国的教育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普及，其结果是培养了一代下层社会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贫富差别和阶级对立，看到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疏离，因此产生了愤怒、不满、迷惘和徘徊。这些青年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满和揭露形成了五十年代英国的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约翰·布赖恩的《坡顶上的房间》就是在这股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推动下问世的。
“愤怒”和“不满”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思想意识的具体反映。为了宣泄心中积蓄已久的愤怒和不满，这些年轻人经常摆出一副波希米亚似的放荡不羁和为所欲为的样子，经常沉湎于酗酒自娱和性刺激之中。传统的宗教观念、道德模式、性观念、职业观念、人生观念等对他们来说如同长期被洪水浸泡的大堤，一下子垮了下来。《坡顶上的房间》的主人公乔·兰普顿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首先，乔·兰普顿是一个“性狂热者”。性对他来说似乎异常敏感和强烈。第一次在业余剧团见到鲍勃和伊娃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他俩在床上的情景”，并且产生了一种直觉：他自己也可以和伊娃上床；见到苏珊·布朗时，他也立刻感到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与比他大得多的有夫之妇爱丽丝相处更是让他欲火中烧。道德上的“败坏”和信仰上的迷失导致了人类对性欲的漠视与无度，爱丽丝和兰普顿之间的性爱关系便是一个明证。爱丽丝的丈夫是一个商人，为了金钱而整日外出奔波，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和体贴自己的妻子。寂寞、无聊和空虚迫使爱丽丝投入了兰普顿的怀抱。原本被视为崇高无比的爱情在现代人那里受到了调侃和捉弄，而受到爱情捉弄和欺骗的人反过来又会朝着更加丑恶、肮脏和残忍的罪恶深渊迈进。
其次，乔·兰普顿的无度性欲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迷惘以及情感的荒诞和虚无。虚无是一种超现实的真实，是隐现在日常意义上的世界背后的真实。“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在偶然之间感到世界的实体有如梦境，感到墙壁不再坚不可透，感到我们似乎能够透过每一件东西看到一片纯粹由光和色构成的无限宇宙，此时此刻，生活的全部、世界的全部历史都变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而且变得不可能存在。”（尤奈库斯：《出发点》，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06页。）意义的虚无正是荒诞的本质，因为“在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着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荒谬，一切历史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一切语言都似乎失去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而解体了，崩溃了”。（同上，第168—169页。）乔·兰普顿这个形象在《坡顶上的房间》里是荒诞的。一个“穷小子”竟然轻而易举一个又一个地征服了上流社会的美貌女子，赢得了她们的芳心，在上流情场上节节取胜；他的性欲强烈得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上流社会的美女发生性关系，这自然是违背社会道德和生活常理的。不仅如此，兰普顿还做到了杰克·威尔士这个上流社会富家子弟不能做到的事情，即：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苏珊小姐。当读者发现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小子”具有这么大的超凡能耐时，不会认为那是“荒诞”和“失真”的，因为他们本身就需要荒诞和虚无。他们童年时代幻想要去冒险的“集体无意识”这时候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让他们感觉到一种自己不能完成的梦想的实现，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最大满足。除此之外，现实的失意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荒诞和虚无中去寻找美丽的梦想，就好像人们吸了毒品之后可以从幻觉中找到某种终极的快乐一样。
最后，乔·兰普顿那些荒诞的行为和意识是他对前途表示迷惘的心理显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愤怒的青年人”出于对当时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疏离的不满而向整个社会传统文化提出质疑并抨击。《坡顶上的房间》中的乔·兰普顿由于看到了阶级的差别和生活水平的不同而产生了奋力往上爬，一直要爬到“坡顶”才罢休的念头。他惟一的重型武器就是他那无与伦比的健壮体格、英俊潇洒的个人气质以及身体里无时无刻都在散发出来的令女人飘飘欲仙的强劲的男性荷尔蒙气息。他想方设法地去讨得上流社会富家女性的欢心，以达到真正占领“坡顶”的目的。但是，当他发现通往“坡顶”的道路上荆棘重重、难以迈步时，只好徘徊在女人中间，也就是说，他徘徊在性爱和情感之间，感到那么迷惘、空虚和不自在。这时，他的性爱和情感（如果有的话）都在指向同一个东西：前途（“坡顶”）。由于他的内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复杂矛盾的迷惘世界，所以他对前途也必然是感到迷惘的。这也是五十年代青年人普遍存在的心理世界。
二
乔·兰普顿一方面在上流情场里跃跃欲试，想借此打入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当他遇到了重重困难时，特别是受到了苏珊父母对他的冷眼相待后，他感到气恼、失望、无力和空虚，所以要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就是爱丽丝，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爱丽丝把兰普顿看做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总是用哄小孩子似的语气跟他说话。当兰普顿无法忍受她的那种语气时，爱丽丝就会说，“好了，我的小乖宝宝，好了，你已经长大了，你非常成熟了，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同时，兰普顿对爱丽丝的依恋是孩儿对母亲的依恋：每当在外面遇到危险和委屈时便立即返回母亲的怀抱里，可是一旦“翅膀硬了”，孩儿就会随时像鸟儿一样飞离母亲。与爱丽丝呆在一起的时候，兰普顿会想起埃米莉姨妈给孩子喂奶的情景，会感到“只要身边有爱丽丝的存在，我就不会死去，就好像我的父母亲又回到了人间，从此我再也不会感到恐惧和孤独”。小说里的这些心理叙述让读者感觉到在兰普顿身上存在着一股浓厚的恋母情结。
恋母情结是弗洛伊德从其“力比多”理论和人格学说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也叫做“俄狄浦斯情结”。传说俄狄浦斯出生后，其生父忒拜王拉伊俄斯从神谕中得知他长大后将会杀父娶母，因而令仆人将其抛于荒郊野外。仆人怜惜这个无辜的孩子，把他送给科任托斯的一个牧羊人。俄狄浦斯后来成了科任托斯国王玻吕玻斯的养子，并从神谕那里得知他将杀父娶母。为逃避可怕的命运安排，他离开养父，朝忒拜走去，途中误将微服私访的忒拜王，即他的亲生父亲拉伊俄斯杀死。后来，俄狄浦斯以其非凡的聪明才智杀死了危害忒拜民众的人面狮身女妖斯芬克斯，被忒拜人民拥戴为王，并娶了前国王的王后——他的生母为妻。他成了杀父娶母的罪人，自己却毫不知情。等到真相大白后，他的生母伊俄卡斯王后悲痛万分，走上了自杀的绝路；俄狄浦斯王百感交集，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然后自我放逐，远离了忒拜城。在弗洛伊德看来，在人格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既生殖器阶段，儿童身上发展出一种恋母情欲综合征，它驱使男性儿童去爱母亲而讨厌父亲，并把父亲当做情敌。由于儿童时期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成年后的男性寻找年龄比自己大很多的异性为伴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但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恋母情结本身，而是由恋母情结引导出来的俄狄浦斯王故事里那无可奈何的命运在《坡顶上的房间》里的隐喻作用。
首先，乔·兰普顿像俄狄浦斯一样想要反抗和逃避上天给他安排好的命运（即他的出身），但他的反抗是那样地软弱无力。为了摆脱下层阶级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和困苦生活，他离开家乡达福顿，来到沃尔利市政厅做政府职员。他徜徉在上流情场。他的英俊、潇洒吸引了上流社会的富家小姐。但是，家庭背景的不同和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使他举步艰难，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有一个“神谕”的力量——传统等级观念，它不但控制了兰普顿，而且还死死地控制着整个社会，使那些想要挣脱它的人都去品尝一下悲剧的滋味，就像俄狄浦斯的悲剧一样。
其次，“神谕”（传统文化和时代变革）和人的欲望往往要发生致命的冲突，其结果是人成为“神谕”的牺牲品。当兰普顿第一天去沃尔利市政厅上班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停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旁边的高档跑车和年轻的车主，并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去享受那个年轻人享受到的所有荣华富贵，我一定要去索取那份遗产。这就像医生和传教士应该感到的那种使命一样，毫不含糊，必须服从，尽管这种召唤就我而言当然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这是他向命运抗争的开始，同时也酝酿着一场悲剧的发生。
对照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我们发现它可以成为《坡顶上的房间》的某种原型。兰普顿和俄狄浦斯、爱丽丝和伊俄卡斯王后在命运的安排和在反抗一个无形的“神谕”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同俄狄浦斯故事中的“神谕”一样，预示着兰普顿们坎坷的命运。像俄狄浦斯一样，兰普顿也在试图逃避命运的纠缠，但却在恋母情结的性爱中越陷越深，最后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爱丽丝像那位远古的王后一样，与比她小得很多的男子发生情爱关系，最终因发现情爱的“误会”而自杀。虽然兰普顿不像俄狄浦斯那样刺瞎双眼并自我放逐，但是他的良心已经让他痛苦万分了。他在贫民区的酒店里喝得酩酊大醉，以戏弄自己一心想挤入上流社会的肮脏思想。这种近似于迷狂的行为实际上替代了俄狄浦斯刺瞎眼睛后的自我放逐。
最后，俄狄浦斯王故事里的“神谕”意味着上帝的愤怒和平民百姓的愤怒，这在《坡顶上的房间》里象征着传统文化受到了“愤怒的青年”的反叛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和“愤怒的青年”为自己被社会疏离而感到的愤怒。爱丽丝为自己受到传统文化的残害而愤怒，兰普顿为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而愤怒，所有的青年人都为一个束缚他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传统意志而愤怒。“愤怒的青年”既是一种文学思潮，也是一种文学的深层结构。表面上看，它反映出的是社会颓废、消极的一面，但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背景来看，它具有与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对抗的深层含义。文学归根到底是写社会，写人。“愤怒的青年”时期的文学在消解作者主体意识的同时突出了青年人的普遍主体意识，尤其是“愤怒的青年”的主体意识。“愤怒的青年”给我们展示了这么一个复杂的“三合一体”的结构模式：
展现一个反传统的前景——人的主体意识的凸现——愤怒的青年
老一代作者主体意识的消解
在这个结构模式中，作者的主体意识消解了，目的是要突出文本中所要反映的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主体意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愤怒的青年”与老一辈之间的鸿沟，它是新一代与以老一代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决裂，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前景。
三
《坡顶上的房间》在反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转型现实时，运用了“白日梦”的手法来表现“愤怒的青年”的思想意识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错位、偏移和转向的情况。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在原欲的支配下所制造的幻想：现实生活充满缺陷，不能满足性本能的需要，充满了痛苦，于是艺术家创造艺术在幻想中加以弥补，因此，艺术就是原欲的补偿。”（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42页。）虽说这种观点颇为偏激，但《坡顶上的房间》的确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渲染男性英雄主义的“白日梦”世界。乔·兰普顿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年轻人，从他身上不时地散发出由性本能所激发出来的“占有欲”。他的男子汉魅力和强劲的荷尔蒙气息不但让伊娃感到心跳加速，而且还让她想到与他来真格的，跟他远走高飞；他不仅让有夫之妇爱丽丝以身相许，而且还使她柔肠寸断，最终为他献出生命；他不仅为了苏珊与杰克·威尔士明争暗斗，而且还使苏珊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他；他不仅敢和爱丽丝一起裸泳，让乡村的老头子窥视后青春焕发，“兴奋得脸色都发紫了”，而且还敢使上流社会的富家小姐苏珊未婚先孕，逼着她的父亲老布朗无可奈何地亲自出面来与他谈判。兰普顿的这些“壮举”再现了人类内心深层从原始“性崇拜”时期开始积淀下来的男性英雄梦。这是作者的“白日梦”，同时也是读者的“白日梦”。白日梦就是人的幻想，“它源于儿童时代的游戏。儿童靠游戏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获得快乐。人长大之后不再做游戏了，但不会放弃那种快乐，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这就是幻想。所不同的是儿童并不掩饰他们的游戏，而成年人的幻想由于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羞于启齿的愿望，因而加以掩饰。”（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页。）这时候，他们还会非常乐意地从文学作品中去寻找那些幻想，以寄托他们精神上的安慰。《坡顶上的房间》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愤怒的青年”在乔·兰普顿身上找到了他们难以实现的梦想，因此这部小说在那个时代让他们神往，让他们久读不厌。这也是《坡顶上的房间》在五十年代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的原因之一。
让读者久读不厌的，除了一种幻想的寄托之外，还有生命的生死循环与事物的新旧变迁。衰老的生命必须死去才能够使新的生命得以生存，旧的事物必须废除才可能让新的事物出现，这是社会发展的真实，也是“愤怒的青年”的“希望”。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里记叙了一个美丽而悲壮的传说：在罗马附近的内米湖畔，在阿里奈亚的丛林中，有一座森林女神狄安娜的神庙。按照习惯，这座神庙的祭司向来由一名逃亡的奴隶来担任。这逃亡的奴隶一经担任祭司，便不再受到追究。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赫的“森林之王”的头衔。然而他过的决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时刻守卫着在神庙附近长着的一株高大繁茂的圣树。他手持利刃，无日无夜，时刻警觉地看守着这棵树，深恐有人走近它，因为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这棵树上的一节树枝，就可以获得同这位祭司决斗的权利，而如果在决斗中又能杀死这位祭司，他就可以取前任而代之，从此成为新的祭司和“森林之王”，也可以过起名声显赫，然而却令人胆战心惊的生活。（弗雷泽：《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
《坡顶上的房间》如同金枝的传说一样，为我们描叙了一个美丽而悲壮的故事。如果说传统的等级观念像狄安娜的神庙的话，那么乔·兰普顿和爱丽丝都是设法要逃出等级文化堡垒的“逃奴”：爱丽丝相当于神庙的祭司（她与富商结婚，已经步入了上流社会），兰普顿为了获取进入上流社会的资格就必须杀死爱丽丝。的确，他用情感之箭杀死了爱丽丝，连他自己都是这么承认的。他要除掉爱丽丝才能与苏珊结婚，才能最终爬上“坡顶”，进入上流社会。这一点连他的朋友们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小说结尾的几句对话正表达了他的朋友作为普通人对爱丽丝之死的看法：“是我杀了爱丽丝。”我说着失声痛哭。“别胡说八道了。”鲍勃说。“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我杀了她。汤普森夫妇也很清楚。”……“哦，上帝，”我说，“确实是我杀了她。尽管我当时并不在场，可确实是我杀了她呀。”
伊娃把我的头搂到怀里：“可怜的宝贝儿，你可千万别这么折磨自己呀。眼下你还不明白，其实这种结局是最好不过了，不然的话，她会毁了你一辈子的。没有任何人责怪你，亲爱的，没有任何人责怪你。”
普通人对爱丽丝的惨死看得很淡，觉得这种结局是“最好不过”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兰普顿用情感之箭射杀了爱丽丝原本是“恶”，但却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8页。）是的，兰普顿踩着一个死去的生命，登上了上流社会的“宝座”，一夜之间变成了“森林之王”，但他从此也开始了担惊受怕、坐立不安的日子，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另一个逃出了传统文化牢笼的“逃奴”，那“逃奴”会不 遗余力地折下圣树上的一节树枝与他决斗，直到把他杀死为止。
我们禁不住要劝告一声：兰普顿们，可千万要小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