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 - 2010-7-24 10:44:00
美国制宪历程的真谛
——评尹宣翻译的《联邦论》
黑居易
“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这是美国制宪会议参与者汉密尔顿在1787年奔走相告的重要心声。
虽然200多年转瞬即逝，美国宪法修正案不断修补制宪者始料未及的诸多纰漏，美国也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由、平等、民主精神正向全球扩散。可是，这句话依然犹如洪钟，敲打着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心房。
回首历史，不禁让人感慨万千。1787年的美国，虽然颁布《独立宣言》12年了，拥有了相对安宁平静的环境，但是并不安全，正处于融合与分裂的历史性关口。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为代表的精英人士，希冀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联邦，确保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利益，并一再申明此举不会损害各州的权利以及公民的自由权利。他们认为：“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征服、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一篇”P6）而另一派精英则力主维持松散的邦联制度，维持原有的利益格局。两派竭力在政府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小心翼翼地展开拉锯战，最终互相妥协，达成一致。
上世纪80年代，商务印刷馆翻译出版了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合著的《联邦党人文集》，这正是一部讲述美国宪法诞生过程的论文集。该书成为述评《美国宪法》的经典著作，声名与年俱增，在美国反复重印，累次畅销，至今不衰。美国国父华盛顿曾高度评价：“危机消失、环境安定后，这本书将得到后世的瞩目。因为，这本书对自由的原理，对政治问题，提出了坦率精湛的讨论。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地方，人们永远会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
《联邦党人文集》共收录了85篇文章，其中首尾2篇是总括性评述文字，心平气和地阐明辩论的目的及方式；中间83篇文章，重点论述了建立联邦政府的必要性（防止各州不和造成的危险、防止国内派别之争和暴乱等）、紧迫性（防止外国势力的影响）与合法性（在发展商业、军政、税收等方面的优势），并细数了邦联制的诸多缺陷，细致论述了联邦政府架构以及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三权分立的实践模式。
当时，该书的译者将1787年的制宪参与者分为两派，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或称邦联党人），影响至今。旅居西方的刘瑜，就在畅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细节》书中沿用了这种说法。他认为：“联邦党人的‘精英治国’和‘充分制衡’精神，以及反联邦党人的‘平民自治’和‘权利底线’精神至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两大支柱。”
但是，尹宣在重译《联邦论》时表达了不同看法，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主张：书名宜译为《联邦主义文集》或《联邦论》。因为，《联邦论》的主旨，是论述联邦制，不是联邦党人的政治纲领，那时还没有联邦党。联邦制，是中央集权的国民政府论，与坚持保留各邦独立主权的邦权论，二者之间的折中妥协，是一种独特的政体。”
尹宣的命名与划分自然更加合乎历史史实一些，当时的美国的确不存在什么联邦党与反联邦党。实际上，美国的民主法治精神早在《独立宣言》中充分体现了，各州的宪法也在各行其是地运转多年，而汉密尔顿等人声嘶力竭呼吁的美国联邦宪法，不过是州宪法的升级版罢了。就美国的宪法精神而言，汉密尔顿等人的论述不过是细枝末叶的修补与延伸罢了，别无新意。
我最关心的是，这两派人为什么能够通过针尖对麦芒的辩论较量，而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两派人为什么不需要诉诸武力、兵戎相见地斗得你死我活，迫使对方就范？
这让我不禁想起1856年前的中国历史遭遇。当时的中国，也面临着一个“要联邦，还是要邦联”的重大抉择问题。结果，汉代精英们选择了一条与美国精英截然不同的历史道路，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罢黜百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的历史遗憾，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公元154年，汉景帝执政，晁错是朝廷的大红人，自期为帝王师，又推销起他那屡屡被汉文帝否弃的削藩之策。晁错等人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的政权，削减诸侯王的权力。
与此同时，削藩之策引起刘姓诸侯王的强烈反弹与刀兵相向，各诸侯王不愿意放弃祖宗法制沿袭下来的既得利益，竭力维持“邦联”的利益格局，拼死抵抗。最后，两派不能讲和，没有妥协回旋的余地，七个刘姓诸侯国联合造反，引发一次汉代的最大军事危机，史称“七国之乱”。“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也让汉景帝胆战心惊，无奈之下，晁错成了冤死的替罪羊。（实际上，战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能掩盖问题，并加深仇恨与复仇的种子，造成更大的隐患。的确，七国之乱后，朝廷与诸侯国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导致汉武帝下定决心解决诸侯国问题，实质上促进了中央集权政治的更早到来。）
那么，为什么这两派之间缺乏一个政治协商的机制，非要斗得你死我活呢？谁能打开这个死结呢？
主父偃（一说为董仲舒）。主父偃建议汉武帝，施行推恩令，命令各诸侯国要分封各自的子嗣，以便恩泽均沾，从而达到了“曲线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目的，顺便还得到了诸侯国内部的支持。此举可谓一石三鸟，可惜沦为政治权谋，只为大一统集权体制作垫脚石，缺乏政治协商的意识与机制，无助于政治体制的完善。
实际上，中国古代政治从来就缺乏和平协商、自我纠错的传统，反倒是有很多“一山不容二虎”、“杀鸡儆猴”的政治把戏。中国古代政治每当遇到二选一的难题时，很少有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协商商谈的时候，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唐末的牛、李党、明末东林党与阉党，清末的洋务派与保守派等等，莫不是因为党争水火不容导致中央朝廷的分裂，致使社会危机扩大化，最终以杀气腾腾的血腥革命而告终。
进入现代以来，本来有一次极好的选择民主的机会，可是因为蒋介石的独裁野心而泡汤。当前，左派、右派的政见尤其不同，可谓泾渭分明，为什么不尝试和解呢？各个群体，有利益诉求是合乎常理的，有利益博弈更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党同伐异、互相倾轧只会火上浇油，于事无补。不要企图消灭利益，否则迟早会被利益吞噬。
或许，民主的真谛就是告诫人们，要学会妥协，学会协商，学会求同存异，建立一套能取长补短、互相退让、互相尊重的政治协商机制。相比而美国制宪会议的历程就是对美国民主的最好诠释，也是美国人接受的最好洗礼，更是对世界各国政治最好的警示。
尤其让人感动是是，通过细心阅读《联邦论》，我发现，美国宪法的制宪参与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不管心怀高尚或者暗藏野心，都要竭尽所能地讨好美国公民，马不停蹄地奔走呼告。《联邦论》的第一篇就写道：“历史告诫我们，表面主张民权之徒，走的实为专制之路；颠覆共和主权之民贼，政治生涯伊始时，都曾讨好百姓，他们当中，多以蛊惑家开局，终以专制者收场。”辩论双方唯一动用的权利，就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的口舌之争，至于谁是民贼，还是蛊惑家，还是民主派等等问题，只有公民才能判定。
又或许，民主原本就是一个政治选项。这个选项不是美国人的专利发明。每个民族在某些特定历史关口都有启动这个选项的机会，只是因为时机、时代、时局不佳的缘故，未必能抓得住、抓得牢，从而与民主选项擦身而过。古代中国错过多次，近代中国更是功亏一篑，令人扼腕叹息。而美国人率先真正抓住抓牢了民主选项，并且200多年来在国内实践得有声有色。但是，我又感觉到，美国越民主，世界越害怕。毕竟，这样一个对内极其民主、对外极其专制的超级大国，带给人类世界的恐怕未必都是普世价值的福音，更有撒旦搬的狰狞。中国人要学习美国先驱们的制宪历程，要学习美国宪法的很多好的理念，但决不能把美国供奉在人性的神庙上。
(摘自《新浪博客》)